薛子隨筆》台灣的高等教育與論文抄襲
作者/薛中鼎
2022-07-12


法國哲學家笛卡爾說:“很多問題,只要憑藉常識與邏輯,就能知道正確的答案”。台灣的情況更有趣,我發現的規律是:“台灣的事情,只要是往壞的地方想,就可以得到正確的答案”。

那年,我結束了在北京的工作,在朋友引介之下,在台灣某大學,任專職副教授。

我一直在企業界工作,不算是“正統學界”的人士,我也沒有所謂的 SSCI 期刊論文著作。我在企業界工作多年經驗,讓我認識到,管理學界的論文,與企業實務,根本是兩回事。

總之,我任職的學校,是所謂的“後段班”大學,與“跑抄公”林智堅獲得碩士學位的“中華大學”,是同一個級別。

我那幾年任教經驗,讓我充分認識到,台灣的大學教育,都在玩些什麽“鬼把戲”。

1.大學教育的演化

早年台灣的大學教育,各個學校的“分工特色”是很清晰的。

當時的台大,是綜合大學;中興大學是農業大學;成大是工科大學;政大是國民黨“中央政治幹部學校”的延續,是培養政治幹部的大學;師範大學,是爲了替台灣培養師資。

所謂的專科,是爲了培育“專職人才”。當時的臺北工專(現爲臺北科技大學),為台灣的製造業,培育了很多人才;而銘傳商專(現爲銘傳大學),爲台灣企業提供了,稱職的秘書行政助理人才。

這些專科大學的畢業生,都能學得一技在身,無需擔心就業問題。

兩蔣政府,規劃台灣未來發展,大陸的清華大學與交通大學,在台灣復校。當時的清華大學,具有國防任務,甚至要研發與核子彈有關的科技;交通大學,則以民生實業為目標,尤其致力於電子半導體科技。

清華與交大在新竹復校,配合當時的十大建設,南北高速公路、桃園機場、新竹科學園區、乃至於新竹的工業技術研究院、龍潭的中科院等。這些建設,都有清晰的連結性、總體性、與前瞻性。

當年的高等教育,既有個體分工,也有總體效益考慮,爲台灣的經濟與國防發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兩蔣之後,李登輝主政,李遠哲掛帥,實行教改。教改的一個主要精神,就是强調人民有《受教權》。

實行教改之後,台灣廣設大學。據我所知,目前一共有 167家大學,可以授予大學學士學位。在台灣任何的地點,以十公里為半徑圈地,就一定可以圈到某家大學。台灣的大學密度,居世界第一。

大學太多了,各個大學的辦學特色與目標,只能以“渾沌不清”四個字來形容了。

更準確的説,台灣大多數的大學,其實都是“學生在混學位,老師在混薪水”。

2. 我的一些經驗

台灣教改,强調人民有《受教權》。主張每一個人,都有權利接受大學教育。

爲了幫助學生能讀大學,政府也訂定了“助學貸款”的辦法。學生只要拿到了學校的在學證明,就可以到台灣銀行,申請助學貸款。

因爲大學太多,學生進大學,變得極爲輕鬆。有人説,“七分進大學”,或是“大學錄取率,超過百分之一百”,都不是笑話。

我在任教授時,只要有個身份證,就可以進大學了。學生拿著身份證與學校給的在學證明,可以去辦助學貸款。隨隨便便混個四年,就拿到大學學位了。

一年貸款十萬元,四年畢業,共欠台灣銀行四十萬元。四十萬元貸款,換了張沒什麽價值的畢業證書。很多學生,到了三十幾歲,銀行助學貸款都還不清。最後也只有靠政府出面協商,“注銷銀行壞賬”,結案了事。

我在此說幾個,我親身經歷的故事:

2.1校長的教誨

某次學校期末考剛過,老師還沒有送出成績,學校召開了全校校務會議。全校老師都要參加,校務組會來點名。

校長苦口婆心的跟全體老師們説了一句話,我印象很深。

校長説:

“各位老師,如果因爲你們出題不當,造成學生被當,你們一定要再給學生一次機會。”

校長是個好人,他有他的難處,我對他沒有任何不滿。我很清楚,如果老師把學生當了,對學生不好、對老師不好、對校長不好、對學校也不好。

造成學生被當,其實不是“出題不當”的問題。因爲不管我出什麽題目,結果不會不同,很多學生一樣答的很差。

所以不是“出題不當”的問題,而是“給分不當”的問題。

解決之道,就是不管學生如何答題,一概給高分就好。

我注意到,系上有位老師,給學生打的學期成績,大多是給了“一百分”的滿分。

學生“評鑑”老師,也同樣會給他高分。系裏給這位老師的“考績”,也挺好。

我想後來很多老師,都會走上這條路。

2.2 學生很忙的

我剛到學校任教,教的是“國際企業系”二技專職班的同學,也就是三年制專科畢業的,到大學再讀兩年,就可以得到大學的學位。

這班同學,大多已在就業。他們再回大學的目的,是要提升自己的學歷。他們的心態,與“跑抄公”林智堅,應該差不多。

我當時教的是畢業班。我想象,既然是“國際企業系”的畢業班,總該讀讀英文吧。於是我挑了一篇英文文章 “McDonald’s in Moscow”(探討麥當勞在莫斯科開店面臨的問題與應對),請學生閲讀,並且寫個報告。這篇文章不長,只有一頁。

過了兩天,教學組長打電話給我,要找我談話。我沒有想到的是,他告訴我,有學生打電話給教學組,說“他們很忙,老師給他們的課業壓力太大”,希望教學組長能幫忙反應。

既然學生强烈反應了,我也無話可説,撤回了我給的作業。

後來學校成立了“企管碩士班”,我再試了一次,拿出一篇英文文章,請他們讀讀看。我發現,英文文章的第一段句子,帶有複合子句的英文句型;外加兩三個生字,學生就無法消化了。

從此,我不再請大學生,或是研究生,閲讀英文文章。要求他們讀英文,太强人所難。

2.3學生的想法

我也會跟學生談談他們的想法。有次我問學生:

“你們沒興趣上課,爲什麽要花這麽多錢,花這麽多時間,來讀大學?這張文憑,我看對你們,也不上幫什麽忙。”

“老師,我知道這個文憑沒什麽價值,可是大家都有,我沒有更糟。現在連在機場推車的,都需要大學文憑。”學生說。

另一次在麥當勞,我跟學生聊天,問學生對學校的看法。學生的回答很直接。

“我到學校,就像是到麥當勞點套餐。我付錢,學校提供套餐。”

“老師就像在櫃檯賣套餐的服務生?”我指著櫃檯問他。

“我是這樣想的。”學生説,似乎爲自己的直言,還略感靦腆。

我笑了笑,沒有再説什麽,明白了他們的想法。

還有一次,我看學生一上英文課,就趴在桌上睡覺,我就問他:

“你爲什麽不努力一下,也許可以學到點東西?”

“我從國中開始,就決定對英文完全放棄,再也不想學了。”

“爲什麽要放棄?”

“沒興趣,學也學不會。”學生理直氣壯的說。

2.4. 我的感想

我在學校任教,明白了一些事。我任職的學校, 最早的名稱是“某某工專”;後來升等了,叫做“某某科技學院”;後來又升等了,叫做“某某科技大學”。

早年報考的學生多,學校少,學生的相對程度還好。學校在不斷升等的同時,學生的水準,也在急速下墜。

到了後來,學生的程度,只能用“慘不忍睹”四個字來形容。一篇完整的文章,都寫不出來。英文大概只限於念念26個英文字母,其他的無法要求。

台灣很多事情,都是如此。名稱越來越“好聽”,内涵越來越“糟粕”。外在的制服,穿的是越來越“漂亮”;内在的體質,卻是越來越羸弱。

系上經常開“系務會議”。“系務會議”永遠只有兩個重點。一是如何應對教育部的“大學評鑑”;一是如何得以順利“招生”。

教育部的“大學評鑑”極爲重要,評鑑甲等,學校可以獲得升等,學系可以擴大招生名額等。評鑑不好,可能會被迫“減招”,乃至於被迫“裁系”。

我任教數年,“系務會議”從來不曾討論過,如何真正做好教育工作。

爲了應付評鑑,系上經常造假,胡説八道。譬如畢業同學的就業率,平均薪資等,都是在隨意編寫,反正沒有人會去查核,也無法查核。

再舉例説,教育部鼓勵學校召開“國際會議”,並且可以申請經費補助。學校就請旅行社找了菲律賓的朋友,談談菲律賓的旅游景點,將有關文章匯編成冊,就算是“很成功”的召開了一場“國際會議”,可以向教育部請領經費了。

幾年下來,我對台灣的高等教育界,已是毫無敬意。最後,我決定不再跟著學校瞎耗,選擇辭職不幹。

我的大學任教經驗,已是十多年前了。近年來,少子化問題,比以前更爲嚴重。我相信台灣高等教育的問題,與我那個時候相比,今天只會更壞,不會更好。

我離開教職時,寫了兩句話明志:

“願以牛勁開新頁,不把鷄肋度餘生”

3.談《跑抄公》林智堅事件

關於近日喧喧嚷嚷的《跑抄公》林智堅事件,我依據我自身的高教職業經驗,邏輯推理,加上多方面的觀察、了解與認知,我可以確定,事情發展,是符合一個簡單而準確的規律的。

這個規律如下:

“台灣的這類問題,只要是往壞的地方去想,就可以得到正確的答案。”

所以,我對《跑抄公》事件的解讀是這樣的:

1)林智堅的碩士論文,其實不是“抄襲”,而是找他的助理“複製”加“剪貼”。他自己根本就沒有花時間,好好閲讀他的論文。論文口試,就像是在茶館泡茶聊天。所有的口試委員,都不是“外人”。林智堅相信,他這樣拿學位,風險很低。不會有人真正追查他的論文内容。就算有人追查,他可以運用他的政治關係,擺平問題。

2)所謂的中華大學與台大國發所,其實都是在“量販”學位。指導教授,也無非就是拿學校的學位,來做“交易”。其中規律是,我護航你拿學位,你要懂得“尊師重道”,要懂得適時做出回報。

主子照顧後輩,後輩要效忠主子,這是個很容易理解的雙邊關係。

3)整個系所,多少有點幫會的味道。只要是這個系所畢業的,就應該相互提携,親愛精誠,互助共榮。

4)系所的首腦,要負責打點好與政府高層的關係。譬如中華大學的首腦,是民進黨發言人,打點政府高層,得心應手。台大國法所的首腦,是塔綠班政府國安局長,負責全國國安。

首腦可以通天,學生自然恭順撫貼。一個人指導幾百個碩博士,隨意剪貼複製,就有如在高速公路順次開車,各個依時到站,通暢得很。而且前車與後車之間,如生產流水線,講究效益,一個接一個,不留空檔。

5)中國字“黨”者,“尚黑也”。換句話説,所謂的“黨”,就有“黑道”的含意。這次“跑抄公”被抓到了紕漏,黨主席、行政院長、國安局長,所謂的“一國三公”,通通跳出來,不問是非,就是要幫“跑抄公”護航,充分展現了這個黨的 “黑道本性”。塔綠班的精誠團結,令人佩服。

6)這個具有濃厚“黑道本性”的民進黨的護航策略,很清楚。可以分四項説明:

第一,移轉問題焦點,把“抄襲是非問題”,移轉為“政黨口水問題”。

第二,塔綠班的一國三公,總統、院長、國安局長、傾巢而出,以官大權威大的聲勢,集體為“跑超公”造勢護航,是採取了以“權”與“勢”,來壓制對手的策略。

第三,大力報導新的新聞,譬如安倍被刺的新聞,來稀釋掩蓋“跑抄公”林智堅欺世盜名,矇混學位的新聞。多來幾次,就沒事了。

第四,選舉在年底,民衆一般善忘,只要能撐過一陣,也就沒事了。譬如説萊豬進口案,當時塔綠班信誓旦旦,一定會追蹤萊豬的銷售通路走向。風潮過了,塔綠班也就安了。現在已如塔綠班所願,每個人都在悶聲不響的啃吃,來自於各個管道的萊豬,再也不聞異聲。

4.結論

法國哲學家笛卡爾說:

“很多問題,只要憑藉常識與邏輯,就能知道正確的答案”。

台灣的情況更有趣,我發現的規律是:

“台灣的事情,只要是往壞的地方想,就可以得到正確的答案”。

大家不妨注意檢驗一下,我的規律,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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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文刊登於優媒體,為作者薛中鼎2022/7/12日的投稿,參考[1]
(2)文章前文引用笛卡兒的話,這一部分為假。其他內容是個人意見,不在查核範圍。
(3)前文引用笛卡爾的話《很多問題,只要憑藉常識與邏輯,就能知道正確的答案》,經查笛卡爾並沒有這樣的說辭。可以找到的是對笛卡爾的三大觀念(可靠的天賦觀念,不可靠的感覺觀念,和虛構的心靈觀念)的曲解。笛卡兒的天賦觀念只有包括幾何學、邏輯推理等等,是與生俱來的天賦觀。平常的社會問題屬於不可靠的感覺觀念,和虛構的心靈觀念,每個人的意見推論不盡相同,必須以開放的胸襟廣納不同的意見 來思考檢視問題。參考[2][3]

資料佐證

[1]薛子隨筆》台灣的高等教育與論文抄襲https://umedia.world/news_details.php?n=202207112240208468#202207112240208468
[2]René Descartes > Quotes
https://www.goodreads.com/author/quotes/36556.Ren_Descartes
[3] https://m.xuite.net/blog/s9091002/logic/

René Descartes Quotes (Author of Discourse on Method and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337 quotes from René Descartes: 'I think; therefore I am.', 'The reading of all good books is like conversation with the finest men of past centuries.', and 'Cogito ergo sum. <i>(I think, therefore

https://www.goodreads.com/author/quotes/36556.Ren_Descar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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