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
河裏撈上來的、廁所裡發現的、陋巷公寓裡無聲無息的....遺體,全部成為官員嘴裡一個號碼、案例。
當他堅持每天用「公務常態」的語調報告,每天把它正常化,久而久之,他就讓大眾習慣而接受,麻痹掉心裡的刺痛和驚駭。
同時,對每一個孤獨猝死的「案例」,都要透露一些前置「形容詞」:猝死「案例」有多種慢性病,猝死「案例」肥胖,猝死「案例」喝酒...,暗示的意思就是:他本來就該死,不要只怪新冠病毒。
這三週來讓我寢食難安的,倒不是很多專家學者和認真的記者已經分析的根本決策錯誤,而是這個政府對同胞死亡的態度。
那種掌權的強硬傲慢,那種慣性的居高臨下,那種認為所謂「國家戰略」高於「庶民生命」的理所當然的霸道,令人駭異;這權力的傲慢、聲調的居高臨下、以生命為政治代價的權術,我們並非不曾見識過,但絕對不是在一個民主政府。
台灣人民的公民素養是非常高的,這絕對不是台灣人對民主政府的期待。
為那死得不知所以的同胞,為那被剝奪了死別最後一個溫暖擁抱的家人,我心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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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篩檢出新冠肺炎的高齡患者、糖尿病、腎臟病等慢性病者,立刻打新冠單株抗體,可以減少5到6成死亡率.....那些生命是可以挽救的。」
「如今台灣疫苗要靠人家施捨,美國過剩的施捨你一點,日本不要的施捨你一點,再把台灣半生不熟的拿出來,「這樣對得起台灣人民嗎?這不只傷害人民的健康也傷害了人民的尊嚴。」——陳培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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