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從『中正』二字,一看就是好名,只因八字不同、前世造作各異,今生命運迥然不同,其來有自怨得了誰?『大中至正』肅然莊嚴,應是中規中矩、大有作為,只因八字不同、造作有別,而有不同的報身,上焉者九五之⋯⋯

“第一先賢”俞大维抗戰期間的俞大維國民黨國防部長俞大維摘要：唯一非黃埔系出身的國民黨防長，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俞大維，何許人也？當下的國人特別是年輕人知道其人其事的恐怕不多。俞大維先後就讀於復旦大學、聖約翰大學，21歲時到哈佛大學攻讀數理邏輯，拿到博士學位後又到德國大學攻讀數學及德國哲學。取得第二個博士學位後俞大維便留在德國進行兵器及戰略研究。後來，他婉言謝絕美、德等國的高薪聘用，毅然回國，要爲中華民族效力。俞大維是一位學貫中西的著名學者，又是一位深有造詣的兵器彈道專家。他于1933年任國民政府兵工署署長，1946年初任交通部長，1949年赴台，1954年在台灣出任“國防部長”。1993年7月8日因病於台北辭世，享年96歲。科研前輩，“第一先賢” 由於海峽兩岸的長期隔絕，信息阻斷，對大陸人來說，俞大維確實是一個陌生的名字。在介紹此公生平事迹之前，我想援引1999年9月18日下午，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研制“二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大會上代表受獎人員所致的答謝詞及感言中的一段話，相信讀者朋友看了錢學森對他的高度評價，就會對俞大維這位“第一先賢”有一個總體上的認識和了解。錢學森說：“今天受獎者大都是七十歲以上的第一代科學家，在座者有第二代梯隊及第三代梯隊，我們第一代梯隊對國防科技發展的成就交出了一張成績單，算是對國家的期望有了一點交代。在此我要特別告訴大家，有三位先賢前輩是我們這一代人永遠感恩與懷念的，由於他們三位的遠大眼光，以及培育人才的寬宏胸襟，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才有今日的開花結果，以豐碩的成就呈顯在國人面前。” “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聽到這裏，在座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均報之以熱烈的掌聲。這段顯示我國科學家尊重曆史、實事求是和嚴謹治學態度的講話，在台灣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無疑爲溝通海峽兩岸關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錢學森首先表示“感恩和懷念”的三位先賢前輩都是台灣學貫中西的著名科學家，他們是：俞大維先生、吳大猷先生和翁文灏先生。錢學森說：第一位先賢是俞大維先生，他是以學者（哈佛大學數理邏輯博士及德國柏林大學彈道學專家）身分受邀從政，於一九三三年初擔任國府時代軍政部兵工署署長，主管全國軍火武器之研發與生産制造。俞氏上任後，深感中日大戰，一觸即發，迫在眉睫，不可避免，即從德國、瑞典及捷克等國購買武器，彈藥、槍炮材料，引進有關科技，大力整頓金陵、漢陽，鞏縣及上海等各大兵工廠之生産方法，革除陋習，並有獨到的創見與建樹：第一點，他深知工業的發展，要在科技研究發展方向紮根，所以在“九一八”東北事件後、抗戰軍興之前，即成立許多研究發展機構，如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工具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航空兵器研究所及軍用車輛研究所等，並高薪聘請德國彈道學權威克朗茲（Cranz）博士來華教導並協助工作相當時日，同時在國內延攬理化方面專才隨克朗茲工作，他培育了許多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第二點，他深知軍品的品質，關系到整體的戰力，必須提升制造能力，建立軍品規格與檢驗制度，於是在各兵工廠設立工具、樣板工廠，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由各研究機構，會同兵工署技術幕僚，訂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機械産品的圖樣法規，並建立産品驗收制度，再由驗收零件成品，進而作配裝半成品檢驗，再進而建立整套品控制度。第三點，他深知工業管理經濟效率的重要性，而督導工業，掌握效率的重點在成本會計制度的建立，兵工署首先推行軍火彈藥生産的成本會計制度，全國各生産工廠及大企業多紛紛仿效，在當年重慶大後方蔚爲風氣，對我國工業水准的提升有深遠的影響和助力。當年留學歐、美及日本等國的理工學人專家，國內各大學出身之理工科人才以參加國防科技研發及武器彈藥生産工作爲報國之志，並引以爲榮！一九三七年中日大戰爆發，俞氏奉命將全國二十多個兵工廠遷移到大後方，抗戰八年期間，國軍作戰所需輕兵器和彈藥不曾短缺；而兵工廠也培育了大批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以及未受獎的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等人均曾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廠及相關的研究機構打下了堅實的兵器設計與制造本領。錢學森接著說：在我國導彈研發領域中，我錢學森不過是理論上及精神上領導者（Theory and Spirit Leader），而在硬體設計、工藝、實際生産制造（Hardware， Design， Technology， Practice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e）等方面都是任新民、徐蘭如及謝光選這一批出身兵工廠的人，所領導的一群技術工人們的集體傑作成果。俞大維主持兵工廠業務長達十四年之久，有“兵工之父”的美譽。他是我國近代國防科技發展史上第一位大力開拓、耕耘、播種，灌溉、施肥的始祖園丁，我們不能忘記他。錢學森的講話不僅告訴人們俞大維的生平事迹，而且告訴人們，中國大陸取得“二彈一星”的偉大成果，得益於後來到台灣的俞大維等先賢前輩們精心培育的人才。俞氏家族，聲名顯赫俞大維，祖籍浙江紹興鬥門，1897年生于湖南長沙，從小在湖南長大。祖父俞文葆，清代舉人；父親俞明頤，1905年總辦長沙開埠事宜，1906年補湖南辰永沅靖道，不久，他便補江西吉南贛甯道。民國後，俞明頤曾擔任過中國最大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的董事。母親曾廣珊，系曾國藩的孫女。俞大維曾任台灣國民黨當局“國防部長”多年。子俞揚和，娶蔣經國的女兒蔣孝章爲妻，有俞祖聲爲後。妹妹俞大彩是知名學者、國立台灣大學前校長傅斯年的妻子。俞大維與陳寅恪在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柏林大學連續同學七年。陳寅恪的母親是俞大維的姑母，陳寅恪的妹妹是俞大維的夫人，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祖父陳寶箴與俞大維的父輩、祖輩相交很深，所以，俞大維與陳寅恪是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同學。俞大維的長子俞揚和生於德國，是空軍軍官學校第16期畢業生。20歲時，在美國完成飛行訓練，回到中國，參加對日作戰。他參加空戰三十多次，最後壹次被敵機擊落，跳傘受傷，不能再服役，就離開了空軍，擔任民航駕駛員。清正廉潔一心爲國與國民黨政府的其他軍政要員相比，俞大維最可貴的是清廉。美國作家芭芭拉·塔克曼女士在他的《史迪威》傳中對國民黨政府諸多要員頗有微詞，但卻多次以各種例子來稱贊俞大維廉潔公正，知識廣博。二戰時期美國駐重慶記者西沃道克·懷特曾在其著作《霹雳中國》中多次批評國民黨政府官員腐敗，卻極力推崇俞大維的清正廉潔。俞大維在德國研修軍事期間，曾參與國民黨政府購買德國軍械事宜，十分認真，又十分清廉，被國民黨任命爲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後來多次督導采購外國的軍需物資，直至回國以後。按照國際慣例，收取工廠回扣（那時叫“傭金”）是天經地義的事，至於暗箱操作，更是數不勝數。爲了防止弊端，凡是大規模的訂貨，俞大維都親自參與。1930年他奉命采購歐洲有名的博福斯（Bofors）工廠生産的75型山炮，他親自到工廠所在地瑞典去洽談。當時國民黨政府每年都向該廠購買12門這種山炮，廠方也照例爲他准備了12門，並告訴他將有一筆不菲的回扣。當他知道這筆回扣正好購買3台同樣規格的山炮以後，立即平靜地說：“希望你們趕工，15門山炮一齊交貨。” 這話讓工廠的上層人士大吃一驚。他們只知道俞大維諳熟軍械，精通外語，舉止儒雅，辦事認真，卻不知國民黨政府中尚有如此廉潔的官員，感動得不知說什麽好。他們希望交下這個朋友，但又不敢貿然送禮，工廠向政府報告此事，並提出申請，最後由瑞典政府贈他一枚勳章。回國後俞大維對此事緘口不提，直到四十多年後人們才有所知曉。目光遠大培育人才 1945年11月，軍政部部長陳誠、次長兼兵工署長俞大維，邀請吳大猷（物理）、曾昭掄（化學）與華羅庚（數學）商談研究原子彈。專家意見是我國毫無基礎，只能由培育人才著手。陳、俞采納此議，聘吳大猷、曾昭掄及華羅庚三人率領王瑞駪、唐敖慶（化學）、孫本旺（數學）及李政道、朱光亞（物理）於1946年赴美學習。他還以兵工署的名義向國外派了不少研修生，後來，這些人才爲新中國國防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這些人才爲新中國的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化建設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正如錢學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研制“二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大會上代表受獎人員所致的答謝詞及感言中講的那樣： “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俞大維不僅重視培養人才，而且善於發現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寬宏大度珍惜人才，有人用訪、用、信、敬、宥五個字概括他的用人理念。訪，求才必先多方訪察，慧眼識珠，擇優而用；用，即推心置腹，充分信任，放手使用；敬，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禮賢下士，引爲知己；宥，即部下有過，盡量予以教育，曉以大義，促使其提高認識，吸取教訓，更好地工作。只要不是明知故犯，屢教不改，都盡量地予以原宥寬恕，給他們反思和改正的機會。他堅持善待人才，反對因瑕棄瑜，體現了他容才的胸懷和氣度。他曾對上司陳誠提及宥才的重要，對人才和部屬不必計較小過。淡泊名利恪盡職守 1928年，國民政府初步統一全國，開始注重軍隊現代化。兵工署署長陳儀去德國考察，請俞大維回國任職。1929年6月俞大維返國，任軍政部參事。1930年5月，俞大維第二次赴德，任商務專員，負責采購軍備，並專門學習軍事，包括兵器制造、戰役分析，尤其是彈道學。他用德文寫了四十多本筆記，說：“這兩年學到的比哈佛三年學的還多！” 1932年，俞大維回國。1933年，他擔任兵工署署長並兼任兵器教官，陸軍中將。兵工署負責軍火制造及維修等。俞大維就任後，首先籌建新廠，加強生産能力，積極在德國大量采購機器、材料等。其次，建立研究開發體系。成立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機械研究所、材料研究所、冶金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中央修械所、航空兵器研究處等，高薪聘請外國專家來華教導，同時在國內延攬人才隨專家工作，使武器研發在中國紮根。如“兩彈元勳”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和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謝光選等人均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機構學到了寶貴的知識，打下了堅實基礎。再次，建立標准化生産和檢驗制度。要求産品的零件能夠互換。俞大維兼技術司長，會同各研究機構，制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圖樣法規，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並建立零件、半成品檢驗，進而建立整套質控制度。選定從德國毛瑟槍改制的中正式步槍爲制式步槍，性能優越，堅固耐用，適合中國人體型。輕機槍則選定捷克式輕機槍，構造簡單，拆裝方便，故障甚少。重機槍選用德國馬克沁機槍，性能優良，水冷耐用，故障亦少。三種步機槍口徑均爲7.9毫米，彈藥通用，簡化生産與補給。當時日軍三八式步槍和機槍的射程與殺傷力均不如中國自己制造的武器精良。經過四年准備，國軍已有數十個步兵師更換了新的制式裝備，所制武器精確性不遜于列強，並且適合中國人體能。1937年，抗戰爆發。八年抗戰中，俞大維自豪的是軍火供應從不匮乏，無人抱怨“彈藥沒有了”，當然這是指輕武器的彈藥，中國當時不能生産重武器。俞大維壹生淡泊名利，始終把自己視作“老百姓”，他曾說：“我是個普通人，過著和一般人沒有兩樣的生活，所以老百姓相信的我都信。舉個例：我到北港媽祖廟去，看到一些善男信女抽簽、蔔卦、磕頭，我也跟著向媽祖磕頭，有人就笑我：‘你是學科學的，爲什麽也相信這一套呢？’我只簡單地告訴他：‘因爲老百姓磕頭，我也是老百姓。’” 書生領軍一幹十年 1950年3月，蔣介石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因耳病，未就職，改任駐美採購主管。1954年，再度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既不是黃埔出身、也不是國民黨員，當然談不上是蔣介石的親信、嫡系。但是蔣介石卻任命他擔任“國防部長”這樣的要職，實屬罕見。俞大維最忌將時間耗費在開會與應酬上，上任第一天，講了五分鍾的話，就搭乘軍艦，到金門、馬祖、大陳巡視。他在職期間去大陳、馬祖、金門各島130多次，平均每兩周去一次，人稱“國防部長”的辦公室在金門。他的信條是“我不能去的地方，怎能派我部下去呢？”有一次爲上高登島，他被吊車吊上懸崖峭壁。台灣軍人給他的名字改了一字——俞大膽。俞大維擔任“國防部長”，反對任人唯親，堅持任人唯賢；他說：“我用人就不問是否出身黃埔或行伍，只要忠誠能幹又肯幹者，我皆喜歡。譬如溫哈熊和我一樣，並非黃埔系統，且與孫立人在維吉尼亞軍校先後同學，又做過孫的部屬，曾有人二度征詢我意見，我都力薦他，若非我挺他，任其再努力想也難有出頭天。” 1993年初，俞大維皈依佛門，法號“淨維”。當年7月8日，俞大維駕鶴仙逝，終年96歲。去世前俞大維立遺囑，將藏書分爲兩類：軍事科學書籍全部捐贈“三軍”大學；文、史、哲及自然科學書籍全部捐贈台灣大學圖書館。據統計，僅捐贈台灣大學的書籍就有7000余冊。終生不忘“知遇之恩” 縱觀曆史，君臣上下之間肝膽相照、推心置腹、彼此信任、親密無間如唐太宗李世民與著名诤臣魏征那樣的典型極爲少見。進入民國時期，蔣介石與手下的文官武將勾心鬥角，明爭暗鬥者也不在少數。但是，蔣介石與俞大維的關系卻是個例外。俞大維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精讀古籍，博覽群書，更重要的是他以效法聖賢爲人生目標。他曾向母親詢問曾國藩的做人處世的准則，老夫人說：“文正公一生嚴明治軍，謹慎治事，勤儉治家，恪守民族傳統美德，不近人情的事不做。” 於是，“不近人情的事不做”這一條成爲俞大維一生遵循、恪守不渝的接物、待人、處事原則，他在《九十隨語》中說： “一生中影響我最深的，是母親經常對我轉述曾文正公的一句話——不近人情的事他不做。我也是如此，不近人情的事，我不做。母親是曾文正公的孫女，這句話由母親說來倍覺平易深遠，我因而終身奉行不辍。” 他一生淡名利、重倫理、講情義、盡職守、辨是非、有擔當的高貴品質受到上下左右普遍的尊重和感佩。俞大維與蔣介石並無淵源，他們的相識和交往是俞大維在德國留學和工作擔任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期間，由於蔣介石對德國的軍械裝備、軍隊訓練及有關業務都十分贊賞，而俞大維正是這方面的青年專家，自然被蔣認爲是可用之才。於是，俞大維爲了回來爲國家效力，不惜割舍了一段在異國的感情，帶著稚子獨自離開德國，回到祖國。俞大維從兵工署長、交通部長，一直做到“國防部長”，在常人眼裏，一定會認爲他與蔣介石必然過從甚密，但據俞大維自己說，他與蔣介石見面機會多，但談話次數極少。第一次與蔣介石正式談話是在漢口，蔣介石與俞大維談兵工署撤退的有關事宜。蔣介石看到俞大維把兵工署工作安排得有條不紊，又絕無政治野心，因此對他十分放心。此後，蔣介石便放手給他，所有兵工署的工作統統由俞大維全權處理，不予幹預，俞大維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設想和形勢的需要，把兵工署逐漸建成一個生産、研制、開發新武器的基地，培養了不少人才。俞大維是知恩圖報之人，他感到蔣介石如此信任、厚待自己，沒有在他身邊安排一個親信暗地監視他，或對他多方掣肘，自己沒有後顧之憂，在國外所學的專長有了充分施展的舞台，基於這些，俞大維深深感念蔣介石的知遇之恩。抗戰勝利之後。當時兵工署尚未回遷，俞大維正在重慶侍奉母病，聯軍要求蔣介石速派深曉軍械的俞大維到上海視察並接收日寇一座重要的軍械庫。這件事使事母至孝的俞大維陷入兩難境地——接受任務，則擔心母病；婉拒調派，則有負公務。此時，他忽然想起西晉時晉武帝征召李密，李密寫給晉武帝的那篇感人至深的《陳情表》，於是俞大維仿照李密也寫了一份“陳情表”給蔣介石，稱自己“報國之日長，報母之日短”，請求蔣介石另派他人。蔣介石不但沒有怪其“抗旨”，相反，派專機並配備了醫護人員將俞大維母子接到上海。蔣介石此舉不僅使俞大維能夠到上海履行公務，而且使俞母的病到上海得到及時和最好的診治，使俞大維得以忠孝兩全。這件事使俞大維對於蔣介石的恩德終生難忘，以至在蔣介石撤離大陸時俞大維毫不猶豫地隨行前往。臨走時，周恩來曾通過俞大維在大陸的近親極力挽留他，俞大維表示，對於蔣家王朝的前途他很清楚，但若不報蔣介石的知遇之恩，便是“不近人情之事”，而“不近人情之事”他是發誓終生不做的。俞大維的報恩主要是通過恪盡職守、做好工作來體現，並不是挂在嘴上，或者是時時跟隨左右。俞大維晚年曾對人披露，他的辦公室與蔣介石的辦公室有一道暗門相通，可以隨時見面，但是他們兩人誰也沒有用過這扇門，可見他們是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的。除了對俞大維外，蔣介石對任何下屬也沒有如此信任過，所以俞大維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要報“知遇之恩”，要“士爲知己所用”。蔣介石去世以後，每逢忌日或冥辰，俞大維必去慈湖陵園叩首謁陵，風雨無阻。晚年的俞大維行走不便，以輪椅代步，依然每年兩次謁陵叩首，常常感動得在場的謁陵群衆也隨之跪下。 1977年，俞大維身體大不如前，於1月20日立下遺囑，其中第一段是：余追隨故總統蔣公四十七年，曾任兵工署長、交通部長、國防部長。賴蔣公專純信任，得達成艱巨任務，知遇之感，永志難忘。最後一段是：余去世以後，遺體火化。不舉行任何吊祭或紀念儀式，亦不得收受親友赙贈，骨灰由長子揚和駕機撒於金門海面，先飛過故總統蔣公之陵寢及故副總統陳公之墓園，以致余最後之敬禮。由此可見俞對蔣的感念之情。但是，俞大維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俞大維退休後，曾有一位台灣要員拜訪他，要介紹他加入國民黨，他平靜地從容回答：“人都老了，何必再學吹鼓呢！” 晚年的俞大維一直生活在台灣，對兩岸關系十分關注。他曾對人表示，希望兩岸和平，不要再起幹戈。還說，凡是打過仗的人都不願意看到戰火重燃，因爲戰爭只能帶來災難，對誰都沒有好處。如果俞大維先生健在，看到海峽兩岸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致力於祖國統一大業，看到兩岸堅冰逐漸消融，看到兩岸人民的交往日趨頻繁，看到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前景，憑他對中華民族的滿腔熱忱和無比忠誠，他一定是倍感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