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你现在你试试看低头吞胶囊。对。真的很有酷哦。然后对，然后低头，吞下去。是不是？真的吗？这方法太好了吧！真的对不对？是这个？对呀，你不会吞胶囊。没关系啊，你都，我教你，你就你就你怎么⋯⋯

這篇對武漢中心醫院急診主任艾芬的專訪，遭到中國境內網管不斷地狂刪，但是中國網民不斷地猛貼，用各種方式流傳。艾芬是武漢第一位把新冠病毒往上呈報的人，也是把第一個消息散出去的人。結果，中國共產黨把整批第一線醫師的專業擔心與警告壓了下去。事情就變成今天這樣子。這篇文章不能沈掉，不然對不起當時他們的勇敢吹哨，也要讓世人知道，這筆帳要找誰算。 =============== 《发哨子的人》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文｜龚菁琦编辑｜金石摄影｜尹夕远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采访中，艾芬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后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和艾芬本人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以下，是艾芬的讲述—— 艾芬前所未有的训斥去年12月16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22号就转到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来是冠状病毒。当时，具体管床的同事在我耳边嚼了几遍：艾主任，那个人报的是冠状病毒。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病人是在华南海鲜做事的。紧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区又来了一个病人，是我们科一位医生的侄儿，40多岁，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饱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将近10天左右都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监护室住院。同样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检测。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济医院工作的同学发了一张微信对话截图给我，截图上写着：「最近不要去华南啊，那里蛮多人高烧……」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当时，我正在电脑上看一个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录了一段11秒钟的视频传给他，告诉他这是上午来我们急诊的一个病人，也是华南海鲜市场的。当天下午4点刚过，同事给我看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细看了很多遍报告，下面的注释写着：SARS冠状病毒是一种单股正链RNA病毒。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应该呼吸科上报这个情况，但是为了保险和重视起见，我还是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当时我们医院呼吸科主任正好从我门口过，他是参加过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说，我们有个病人收到你们科室，发现了这个东西。他当时一看就说，那就麻烦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给医院打完电话，我也给我同学传了这份报告，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视。我也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当天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我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后来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里当时就想可能坏事儿了。10点20，医院发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我当时心里就很害怕，立刻把这条信息转给了我同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医院又来了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一天后，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那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很担忧，翻来覆去地想，但又觉得凡事总有两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响，但提醒武汉的医务人员注意防范也不一定是个坏事。第二天早上8点多一点，还没有等我交完班，催我过去的电话就打来了。之后的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当时，谈话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这是原话。让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当天晚上回家，我记得蛮清楚，进门后就跟我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带大。因为我的二宝还很小，才1岁多。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跟他说自己被训话的事，1月20号，钟南山说了人传人之后，我才跟他说那天发生了什么。那期间，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外围科室很多人担心我也是那8个人之一被叫去训诫。实际上我没有被公安局训诫，后来有好朋友问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说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个发哨子的人。但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强打着精神，认真做事，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我就不能回答了。我能做的就是先让急诊科重视防护。我们急诊科200多人，从1月1号开始，我就叫大家加强防护，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记得有一天交班有个男护士没戴口罩，我马上就当场骂他「以后不戴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 1月9号，我下班时看见预检台一个病人对着大家咳，从那天后，我就要求他们必须给来看病的病人发口罩，一人发一个，这个时候不要节约钱，当时外面在说没有人传人，我又要在这里强调戴口罩加强防护，都是很矛盾的。那段时间确实很压抑，非常痛苦。有医生提出来要把隔离衣穿外头，医院里开会说不让，说隔离衣穿外头会造成恐慌。我就让科室的人把隔离服穿白大褂里面，这是不符合规范的，很荒谬的。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越来越多，传播区域的半径越来越大，先是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可能跟它有关系，然后就传传传，半径越来越大。很多是家庭传染的，最先的7个人当中就有妈妈给儿子送饭得的病。有诊所的老板得病，也是来打针的病人传给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传人。如果没有人传人，华南海鲜市场1月1日就关闭了，怎么病人会越来越多呢？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1月3号下午，在南京路院区，泌尿外科的医生们聚集在一起回顾老主任的工作历程，参会的胡卫峰医生今年43岁，现在正在抢救；1月8号下午，南京路院区22楼，江学庆主任还组织了武汉市甲乳患者康复联欢会；1月11号早上，科室跟我汇报急诊科抢救室护士胡紫薇感染，她应该是中心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护士，我第一时间给医务科科长打电话汇报，然后医院紧急开了会，会上指示把「两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报告改成「两肺散在感染」；1月16号最后一次周会上，一位副院长还在说：「大家都要有一点医学常识，某些高年资的医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吓死人的。」另一位领导上台继续说：「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后，1月17号，江学庆住院，10天后插管、上ECMO。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你看倒下的人，急诊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没有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有防护意识，并且一生病就赶紧休息治疗。重的都是外围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学庆是甲乳科的。江学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医术很高，全院的两个中国医师奖之一。而且我们还是邻居，我们一个单元，我住四十几楼，他住三十几楼，关系都很好，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太忙，就只能开会、搞医院活动时候见见面。他是个工作狂，要么就在手术室，要么就在看门诊。谁也不会特意跑去跟他说，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打听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么关系？就是个肺炎。」这个是他们科室的人告诉我的。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虽然和李文亮同在一个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认得他，因为医院4000多号人太多了，平时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的主任跟我打电话借急诊科的心脏按压器，说李文亮要抢救，我一听这个消息大吃一惊，李文亮这个事整个过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训斥之后心情不好有没有关系？这我要打个问号，因为受训的感觉我感同身受。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活着就是好的在1月23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关部门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武汉市急诊病人的真实情况。我说你代表私人，还是代表公家。他说我代表私人。我说代表个人就告诉你真话，1月21号，我们急诊科接诊1523个病人，是往常最多时的3倍，其中发烧的有655个人。那段时间急诊科的状况，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甚至会颠覆你的所有人生观。如果说这是打仗，急诊科就在最前线。但当时的情况是，后面的病区已经饱和了，基本上一个病人都不收，ICU也坚决不收，说里面有干净的病人，一进去就污染了。病人不断地往急诊科涌，后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诊科。病人来看病，一排队随便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完全没法下班，发热门诊和急诊也都不分了，大厅里堆满了病人，抢救室输液室里到处都是病人。还有的病人家属来了，说要一张床，我的爸爸在汽车里面不行了，因为那时候地下车库已封，他车子也堵着开不进来。我没办法，带着人和设备跑去汽车里去，一看，人已经死了，你说是什么感受，很难受很难受。这个人就死在汽车里，连下车的机会都没有。还有一位老人，老伴刚在金银潭医院去世了，她的儿子、女儿都被感染了，在打针，照顾她的是女婿，一来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联系呼吸科给收进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个有文化有素质的人，过来跟我说谢谢医生等等的，我心里一紧，说快去，根本耽误不了了。结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谢谢虽然几秒钟，但也耽误了几秒。这句谢谢压得我很沉重。还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监护室的时候，就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你永远见不着了。我记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来交班，我说我们来照个相，纪念一下这个大年三十，还发了个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没有说什么祝福，这种时候，活着就是好的。以前，你如果有一点失误，比如没有及时打针，病人都可能还去闹，现在没人了，没有人跟你吵，没有人跟你闹了，所有人都被这种突然来的打击击垮了，搞蒙了。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属有很伤心地哭的，因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属也不会说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医生说，唉，那就快点解脱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因为这时候每个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一天发热门诊门口的排队，要排5个小时。正排着一个女的倒下了，看她穿着皮衣，背着包包，穿着高跟鞋，应该是很讲究的一个中年女性，可是没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护士、医生来去扶她。 1月30号我早上来上班，一个白发老人的儿子32岁死了，他就盯着看医生给他开死亡证明。根本没有眼泪，怎么哭？没办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个外来的打工的，没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没有确诊，他的儿子，就变成了一张死亡证明。这也是我想要去呼吁一下的。在急诊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没有诊断、没办法确诊的病例，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交代，给他们的家庭一些安抚，我们的病人很可怜的，很可怜。「幸运」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打倒我，这也和我的经历、个性有关。 9岁那年我爸爸就胃癌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想着长大了当个医生去救别人的命。后来高考的时候，我的志愿填的全部都是医学专业，最后考取了同济医学院。1997年我大学毕业，就到了中心医院，之前在心血管内科工作，2010年到急诊科当主任的。我觉得急诊科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我把它搞成这么大，搞得大家团结起来，做成这个局面不容易，所以很珍惜，非常珍惜这个集体。前几天，我的一个护士发朋友圈说，好怀念以前忙碌的大急诊，那种忙跟这种忙完全是两个概念。在这次疫情之前，心梗、脑梗、消化道出血、外伤等等这些才是我们急诊的范畴。那种忙是有成就感的忙，目的明确，针对各种类型的病人都有很通畅的流程，很成熟，下一步干什么，怎么做，出了问题找哪一个。而这一次是这么多危重病人没办法去处理，没办法收住院，而且我们医务人员还在这种风险之中，这种忙真的很无奈，很痛心。有一天早上8点，我们科一个年轻医生跟我发微信，也是蛮有性格的，说我今天不来上班了，不舒服。因为我们这里都有规矩的，你不舒服要提前跟我说好安排，你到8点钟跟我说，我到哪里去找人。他在微信中对我发脾气，说大量的高度疑似病例被你领导的急诊科放回社会，我们这是作孽！我理解他是因为作为医生的良知，但我也急了，我说你可以去告我，如果你是急诊科主任，你该怎么办？后来，这个医生休息了几天后，还是照样来工作。他不是说怕死怕累，而是遇到这种情况，一下子面对这么多病人感到很崩溃。作为医生来说，特别是后面很多来支援的医生，根本心理上受不了，碰到这种情况懵了，有的医生、护士就哭。一个是哭别人，再一个也是哭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感染。大概在1月中下旬，医院的领导也陆陆续续地都病倒了，包括我们的门办主任，三位副院长。医务科科长的女儿也病了，他也在家里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时间是没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儿战斗吧，就是那种感觉。我身边的人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倒掉。1月18日，早上8点半，我们倒的第一个医生，他说主任我中招了，不烧，只做了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会儿，隔离病房负责的一个责任护士，告诉我说他也倒了。晚上，我们的护士长也倒了。我当时非常真实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因为倒得早，可以早点下战场。这三个人我都密切接触过，我就是抱着必倒的信念每天在工作，结果一直没倒。全院的人都觉得我是个奇迹。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有哮喘，在用一些吸入性的激素，可能会抑制这些病毒在肺内沉积。我总觉得我们做急诊的人都算是有情怀的人——在中国的医院，急诊科的地位在所有科室当中应该是比较低的，因为大家觉得急诊，无非就是个通道，把病人收进去就行了。这次抗疫中，这种忽视也一直都存在。早期的时候，物资不够，有时候分给急诊科的防护服质量非常差，看到我们的护士竟然穿着这种衣服上班，我很生气，在周会群里面发脾气。后来还是好多主任把他们自己科室藏的衣服都给我了。还有吃饭问题。病人多的时候管理混乱，他们根本想不到急诊科还差东西吃，很多科室下班了都有吃的喝的，摆一大排，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热门诊的微信群里，有医生抱怨，「我们急诊科只有纸尿裤……」我们在最前线战斗，结果是这样，有时候心里真的很气。我们这个集体真的是很好，大家都是只有生病了才下火线。这次，我们急诊科有40多个人感染了。我把所有生病的人建了一个群，本来叫「急诊生病群」，护士长说不吉利，改成「急诊加油群」。就是生病的人也没有很悲伤、很绝望、很抱怨的心态，都是蛮积极的，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那种心态。这些孩子们、年轻人都非常好，就是跟着我受委屈了。我也希望这次疫情过后，国家能加大对急诊科的投入，在很多国家的医疗体系中，急诊专业都是非常受重视的。不能达到的幸福 2月17号，我收到了一条微信，是那个同济医院的同学发给我的，他跟我说「对不起」，我说：幸好你传出去了，及时提醒了一部分人。他如果不传出去的话，可能就没有李文亮他们这8个人，知道的人可能就会更少。这次，我们有三个女医生全家感染。两个女医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个女医生的爸爸、妈妈、姐姐、老公，加她自己5个人感染。大家都觉得这么早就发现这个病毒，结果却是这样，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代价太惨重了。这种代价体现在方方面面。除了去世的人，患病的人也在承受。我们「急诊加油群」里，大家经常会交流身体状况，有人问心率总在120次/分，要不要紧？那肯定要紧，一动就心慌，这对他们终身都会有影响的，以后年纪大了会不会心衰？这都不好说。以后别人可以去爬山，出去旅游，他们可能就不行，那都是有可能的。还有武汉。你说我们武汉是个多热闹的地方，现在一路上都是安安静静的，很多东西买不到，还搞得全国都来支援。前几天广西的一个医疗队的护士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昏迷了，抢救，后来人心跳有了，但还是在昏迷。她如果不来的话，在家里可以过得好好的，也不会出这种意外。所以，我觉得我们欠大家的人情，真的是。经历过这次的疫情，对医院里很多人的打击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几个医务人员都有了辞职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干。大家之前对于这个职业的那些观念、常识都难免有点动摇——就是你这么努力工作到底对不对？就像江学庆一样，他工作太认真，太对病人好，每一年的过年过节都在做手术。今天有人发一个江学庆女儿写的微信，说她爸爸的时间全部给了病人。我自己也有过无数次的念头，是不是也回到家做个家庭主妇？疫情之后，我基本上没回家，和我老公住在外面，我妹妹在家帮我照顾孩子。我的二宝都不认得我了，他看视频对我没感觉，我很失落，我生这个二胎不容易，出生的时候他有10斤，妊娠糖尿病我也得了，原本我还一直喂奶的，这一次也断了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有点难过，我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人的一生能够遇到一件这样的事情，并且你不光是参与者，你还要带一个团队去打这场仗，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等将来一切都恢复正常以后大家再去回忆，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 2月21号早上领导和我谈话，其实我想问几个问题，比如有没有觉得那天批评我批评错了？我希望能够给我一个道歉。但是我不敢问。没有人在任何场合跟我说表示抱歉这句话。但我依然觉得，这次的事情更加说明了每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因为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必须要有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是吧？作为武汉人，我们哪一个不热爱自己的城市？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以前过得那种最普通的生活，是多么奢侈的幸福。我现在觉得把宝宝抱着，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个电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过，到现在来说都是一种幸福，都是不能达到的幸福。這篇對武漢中心醫院急診主任艾芬的專訪，遭到中國境內網管不斷地狂刪，但是中國網民不斷地猛貼，用各種方式流傳。艾芬是武漢第一位把新冠病毒往上呈報的人，也是把第一個消息散出去的人。結果，中國共產黨把整批第一線醫師的專業擔心與警告壓了下去。事情就變成今天這樣子。這篇文章不能沈掉，不然對不起當時他們的勇敢吹哨，也要讓世人知道，這筆帳要找誰算。 =============== 《发哨子的人》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文｜龚菁琦编辑｜金石摄影｜尹夕远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

我的朋友 - 约翰艾德勒送交者: 桦树于 2021-11-02 我的朋友 - 约翰艾德勒桦树被取消的航班 2018年的一天，我从洛杉矶回国，乘坐凌晨一点的国航航班，马上要登机了，我站在登机口。突然，广播通知，飞机上的一个小灯灭了，由于找不到原厂配件，所以飞机停飞。我的天，竟然有这种事情！深更半夜，几百个乘客走东撞西，呼啦啦跟着跑到这边，又呼啦啦跟着绕到那边，惊慌失措。突然有人高呼： “去拿行李。”于是跑到堆积着涌出的传送带上寻找自己沉重的箱子。随即又是排队，男女老幼黑压压地像呆鹅一般, 排在不朝前移动的队伍里。极度疲乏委顿的一张张脸，没有希望的等待，不知多少个时辰，终于把太阳等了出来，天际线一抹光明。忍无可忍，我走到最前面的柜台，问工作人员如何改签最简单？她拿过我的护照和机票仔细看了看，说最简单的方法是你坐今晚同样的航班，现在就给你定好同样位子。我点头同意，然后叫了出租车离开。夜里，又返回机场，重复了前一晚的活动，检票，过安检，到休息室喝咖啡……,但这次终于上了飞机。我走进机舱，立刻就后悔了，因为这种型号的飞机所有的位子都是双人的，我则习惯坐单人的位子。我的座位靠窗，旁边靠过道的座位上已经有人，是个长相斯文，外表五六十岁的美国男人。我走到那一排停下，他立刻就站起身来，帮我把手提箱放进上方的行李舱，并让我进入坐下，我表示了感谢，双方无话。这番折腾令我疲乏至极，我跟空中小姐要了一杯白水，吃了片镇静剂，并告知不要叫醒我用餐，然后就面朝里面，试着蒙头睡去。没多久，我醒了，睁开眼，发现旁边的男人在读书，他开的是阅读小灯，还用枕头把射到我这边的微弱光线挡住，很少有这么细心的旅客。我坐直了身体，转头看了看他，问：“去北京吗？” 他点头说是。 “第一次？” 他笑了。“这是今年的第12次”。 “喔！”我惊叹道。“做什么生意需要这么频繁？” “医疗设备。” “那可是热门生意，不过你看起来不像个商人。” 我有点调侃地说。他笑了。“我是个医生，脑外科手术医生。” “啊，肃然起敬。” 没话找话，我又说：“我也曾经认识一位脑神经外科医生，哈佛毕业的。” 他迅速瞥了我一眼，眼神似笑非笑，一丝狡黠，我突然觉得熟悉，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怔了一下。 “哈佛毕业的脑外科医生我也许认识。”他说着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我接过来凑近去看，又把名片放得远一点，仔细地看上面的名字。我使劲儿眨了眨眼睛，去皮包里找到眼镜儿戴上。名片上明明白白地写着：约翰艾德勒 John Adler 哈佛医学院毕业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我呆住了，惊得心脏都要蹦了出来。我转过头，无顾忌地凝神盯着他。蓝眼睛，没错，金发，没错。不同的只是……, 脸上的皱纹。岁月无情，惆怅之情在我心中漫起。他此时也微笑犹疑地转头看我。“怎么了?” 我轻叹了一口气，“没事儿。” 沉默了好一会儿，我说：“你肯定认识他，因为他就是你。” 剧本的伏笔 1991年，我参与创作了十集大型纪录片《太平洋世纪》，该片获得了当年的艾美奖，制作人是两次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获得者亚历克斯吉布尼。影片刚刚杀青之际，制片人亚历克斯问我：“你知道比尔·莫耶斯吗？ “哦，当然！”我答道。“美国最著名和最受人尊敬的电视评论家。” “我向他推荐了你，他要为PBS（美国公共电视台）拍一部关于中国医学的电视系列片，剧组急着要见你。”亚历克斯说。第二天，我就飞到了波士顿，住在这部即将要拍摄的片子的制片人艾丽丝女士的家。记得当地天气闷热潮湿，艾丽丝厨房的台子上堆满了世界各个地收集的咖啡杯子。我趴在客房的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看莫耶斯主持的著名节目。艾丽丝说，和别的组员约好了一起到波士顿市中心吃晚餐。艾丽丝开车在很窄的街道上绕来绕去，好不容易停下车来，停车费比洛杉矶的还要昂贵。我们走进一家灯光很暗的讲究西餐馆儿，看见两位穿着正式的男士已经坐在那里等候。大家彼此相互介绍了一番。稍高一点儿的男士名叫大卫，是个犹太人，外形特征很明显，绅士派头十足，小胡子修剪得精美。大卫是哈佛医院的医生，也是我们要拍的纪录片的医学顾问，他曾研究中医，多次去过中国。接着，大卫介绍了他的同伴：约翰艾德勒，脑神经外科的手术医师，曾是他哈佛医学院的同学。约翰金发碧眼，皮肤白皙洁净，长相非常聪敏，类似小说里的哈利波特。他说话机智幽默，常常引得我们发笑。艾丽丝简单讲述了行程安排和拍摄计划，她派我提前两周去中国做筹备工作，我和大卫交接了一下，了解了所要接洽的单位，医生和病人，还有拍摄地点以及所需要的一切事宜。闲谈时我问约翰去过中国吗？他摇头。但他又马上说他的祖父曾在遥远的年代跟遥远的中国做过生意。大卫笑着调侃说：“约翰可不是一般人，他绝对是个梦想家！” 约翰有点羞涩的样子，但眼神迅速狡黠地一闪，遂神采奕奕地反唇相讥。从我旁观者的眼光看，他们是竞争者。这就是我跟约翰艾德勒的第一次见面，乏善可陈，他和我们要拍的片子没有任何交集，只是偶尔参加了我们的晚餐。尽管离开时，大家都客气地说，一定后会有期，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彼此也就淡忘了。没想到，二十多年后竟然在飞机上重逢，如同电影中的情节。我觉得好笑，又有点怅然，老天可真是幽默，时不时来点这种，调节生活的乏味。梦想家的逻辑接下去的情景。大家可以自由发挥想象力，尽管这算不上什么奇缘，但足以令我们二人激动兴奋了一阵。他说难怪觉得我很面熟儿，但不敢冒昧询问，因为亚洲人看起来很相似，就像在中国人眼里的老外，长得都一样。他还一再地告诉，当年在PBS看了我们的片子，记忆犹新，非常喜欢，内容比我还熟悉。他谈比尔莫耶斯，谈大卫……, 我打断了他，说如果昨晚的飞机飞走了，就不会出现今天的巧遇，飞机不飞，估计就是为了这冥冥中的缘分。平静下来后，我问他，大卫曾说你是个梦想家，梦想实现了吗？他微忖了一下，笃定地轻轻点点头。“快实现了。” 他告诉我这几十年来，他主要只做了一件事，发明了一种射波刀，已经试验成功了，在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中国等地治疗上百万的病人。他还用此机器人给史蒂夫乔布斯做过成功的手术，延长了他几年的生命。我请他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描述一下。他想了想说：射波刀是非侵入式地手术，换句话说，就是动同样的手术但不需要切开病人的身体，用射线切除体内恶性和良性的肿瘤。手术时间短暂，无痛苦，安全性远超出传统手术，且没有恢复期，做完手术病人立刻复原。他最近还发明了专门做脑部手术的机器人ZAP-X，第一台安装在美国，第二台安装在了中国北京的301医院，已经马上完成中国政府要求的临床试验。他频繁去中国的原因就是为了演示，讲课，培训及一切有关的事项。他又说，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脑外科手术，人脑的精密使得手术很容易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状况，ZAP-X就是专门为治疗颈部以上的脑肿瘤发明的，此机器人极精准，由电脑控制，比他过去的射波刀在技术上有了质的提高，设备体积小，容易安装，价钱合理，目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设备，是本世纪医学界革命性的突破。我说：“这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了，你的意思是切除脑肿瘤不用再开颅了？” 他点头。 “真的吗？”我又问。他笑了，又点头。“真的。” “你太厉害了！大家都知道吗？为什么来中国？”我有点激动。 “因为中国的脑肿瘤病人最多，有些特殊的地区，比如中国的东北，脑瘤发病率非常之高。” “是的，我曾经有个非常好的员工，想起来就让我很难过。他少年时住在东北，后来患了脑胶质瘤，动完手术大夫都没有把他的脑壳合上，为了下一次复发时再度手术。后来他过世了。”我说。约翰说：“99.9%的病人还不知道ZAP-X，目前这是全球最先进的医疗技术，需要一个宣传和教育的过程，需要时间，因为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牵扯无数其他的因素，比如，它将改变固有的医疗生态链，这是最难的，因为无数医患间的利益尽在其中。但无论如何，它都是人类医学的方向，就像是电脑互联网会改变人们的生活，亚马逊会改变实体店，奈非会改变好莱坞院线。” 他拿出手机，找出了ZAP的照片给我看，那是一台非常梦幻闪着深邃紫光的半圆形设备，照片里设备的旁边还站着四个人，有当年的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艾德勒，郭台铭和软银的孙正义。我惊叹地说：“ZAP看着很漂亮啊，你是如何发明的？太不可思议了！” “ZAP绝对性感，她很性感。”约翰毫不掩饰自己的自豪，就像在描述他的爱人。他很平和地接着说：“开始时只是个想法，然后就去做，从ABC的第一笔做起，一点一点，一步又一步，几十年，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 就是这样。嗯，梦想……,一年救治 400万个病人，那就是我的梦想。” 我沉默了，不知自己能说些什么，语言在此时显得苍白。清晨5点50分，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分开前我俩互加了微信，留了电话号码，彼此叮嘱不要再断了联系。我看见有人举牌来机场接他，他走到出口时还回头跟我挥了挥手。当天下午5点钟左右，我在公司开会，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是约翰发过来的，他说他在首都机场等飞机，晚上飞回美国硅谷。我回复说你的节奏也太快了吧，我还准备倒完时差，请你去大董吃北京烤鸭呢。中产阶级的本色晚上回到家，我在互联网上查看约翰艾德勒的信息，得知他原来是个名人。约翰艾德勒，他不仅是顶尖的脑神经外科医生，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荣誉教授，是射波刀机器人的发明家，是美国《 Cureus》医学科学杂志的主编，是个创业公司的创始人，是ZAP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且，他还永远努力渴望做一个正派的好人。看他有如此多的职位，觉得这人活得可真累，太不好玩了，最好不要跟他做朋友，人生苦短！我总是好奇，人类历史上这些天才们都是如何被造就的？我连做好一件小事都觉得困难，可你看看他们：达芬奇，他不仅是著名的画家，雕刻家，音乐家，数学家，解刨学家，甚至还会造大炮打仗。再看本杰明富兰克林，他不仅是印刷工，作家，出版商，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外交家，还是美国的开国元勋。更过分的是那些跟咱们同时代令人眼花缭乱的乔布斯和马斯克们，简直就是上帝派来的外星人。毋庸置疑，艾德勒也是他们这些奇人中的一个。不过，艾德勒没有那么遥远，他触手可及，你问什么简单幼稚的医学的问题，他都会迅速地回复你。当我查到了他在2009年秋天写的一篇案例文章，讲述了他发明射波刀的过程，仔细读完，被深深地触动。，他的研发过程一直短缺资金，四处筹钱，不仅掏空了自己的口袋，还掏空家人，朋友和同事的钱包。无数次地面对失败，面对冷落，面对承诺的背叛，更甚之的还有被羞辱，被他人称为愚蠢的艾德勒。但他没有放弃，一生一世地坚持，真是有铁一般的意志。文章里总结的那些教训和反省文字，读来令人莞尔，但也有点心酸，因其毫不遮掩的诚实： * 创业时不可能做好所有的准备，冒险精神和天真不一定是坏事。 * 尽管机会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但运气更重要。 * 当生活给你柠檬时，你就挤柠檬水。 * 不要低估三个F：朋友，傻瓜和家人（friends, fools and family）。 * 乞丐无权选择，但要提防失去价值的交易。 * 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准备。 * 时间不会等待。 * 坚持你的所爱。后来我和约翰常常隔着大山大海地在空气中聊几句。我说读了他的段子，让我想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尤其是那句“如果你不能用才华说服他们，就尽量混过去”。说完，我乐，他也乐。他说富兰克林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在哈佛上大学时，他曾获得富兰克林奖学金。他还说，自己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高中毕业全凭个人努力考进了哈佛大学。从年轻时我就一直想弄明白到底什么是所谓的美国精神，什么是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我仔细地多遍地研读过富兰克林理论，老实说，觉得特小儿科。他的那些穷查理格言就类似是中国给孩子读的三字经：“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之类的人伦义理，跟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观一摸一样，是普世的。他说的都是绝对实用主义的大白话，让中产阶级通过勤俭，奋斗，诚实，帮助他人，算小账，赚钱，致富，从而进入精英阶层，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不惧威权，相信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而非固化。美国的精英阶层由两部分不同人组成，一部分是含着银勺子出生的有世袭背景的上流社会，另一部分则是以富兰克林为代表，通过自我的努力工作获得成就或财富而进入精英阶层的成员。过去两三百年的文学作品中，不乏有嘲讽后者庸俗化的美国佬新形象，这些中产阶级学会了精英们高雅的谈吐举止，也保留着工人阶级的勤劳本质。我是一个学艺术，并受浪漫主义影响极深的人，从很小的年龄起就推崇情感，追求精神的高贵呼唤，所以富兰克林这种缺乏激情，过于平淡，鼓励人们追求财富，精打细算的那种“老婆孩子热炕头”，完全没有英雄气概的哲学，对我根本没有吸引力。可你敢说这些智慧超凡的科学家，政治家们不够深沉吗？尽管他们的价值观简单到了令人感觉是世俗的肤浅，哪里比得上咱们中国文化里诸多夫子们那些高深和话中有话的奥秘，更谈不上去比较欧洲哲学思潮中各种精湛崇高的理论了。然而，就是这种具有鲜明中产阶级特征的朴素实用主义被推崇备至，形成了坦然自若的美国精神。用我们的俗语说，就是本色，双脚牢牢地踩在地上。他们少了贵族的清高和傲慢，更加包容，对待社会问题开明灵活，尊崇努力和奉献精神。就像很多好莱坞大片里刻画的那些人物，他们都是极普通的小小老百姓，过着最简单的生活，嘴里不会说大道理，更不高贵，他们低调，甚至被忽略，但在各种危难中，他们往往会挺身而出，释放人性的光辉，随即，又消失在平凡之中。思考是毒品，一沉思就会漫无边际…… 总之，是约翰引起了我很多的思考。医生的责任 2020年疫情期间，我被困在洛杉矶哪里都去不了，约翰说他也被困在了硅谷，每天担忧北京的ZAP。他邀请我去亲眼看看他的设备，于是我打完了疫苗就开车6个小时去了北加州湾区。那是晴朗的一天，我下午到达了ZAP公司。约翰先带着我参观了各个部门，我看到的都是专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与我熟悉的电影公司差别巨大。我还见到几位中国员工，其中跟我交谈的一位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他用中文跟我解释了很多原理。最后，我亲眼看到了展示台上的设备ZAP-X，令人惊艳，很神奇的感觉。约翰和我在设备的旁边留了影，我俩儿都还戴着口罩。之后，他说出去走走，于是我们就沿着海湾散步。我说你已经是这么著名的医生了，收入这么高，你是为了钱吗？为何劳民伤财给自己找这个一辈子的麻烦？他说常人很难理解脑科手术大夫每天要面对的，那时常是生与死的选择，他经历的最大快乐是看着病人得救，最大痛苦是目睹死亡，尤其是孩子们的死亡，真的令人心碎。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葬礼，他哭得比逝者的亲人们还要伤心，无法自已，家属们反而不断地安慰他。他说：“我无数次地不想再做下去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现在中美关系这么差，你把最好的设备带去中国难道就不怕美国人恨你？中国人也同样会恨你。” 约翰愣了一下。“我是医生，我的第一责任是救助病人，不管他是非洲人，亚洲人，欧洲人，还是美国人，认识不认识，对我来说都一样的。而且，中美只是竞争伙伴，不应该愚蠢地相互仇视。” 我看着他的脸，突然觉得他怎么这么幼稚。 “我注定要做我该做的事，和金钱荣誉无关，也是对至今没有得到最佳治疗的数百万癌症患者的责任。我统计了一下，每年差不多有三四百万的肿瘤患者，我并不认识他们，但我确实觉得我有责任。”他很轻声地说。有人被封为英雄是因为他杀死了多少敌人；而救了多少人，甚至救了包括“敌人”的人，也能被算成是英雄吗？我的脑海里倏地闪过这个念头。 “我是个最普通的人，非常不情愿选择这么难的事，但我不做就没人会去做。没办法，命里注定的，无法推卸。实在太累了。”他又说。我问：“谁是ZAP公司的投资人？” “A和B轮投资人是郭台铭先生，我非常感激他。”他答。我有点吃惊。“坊间对郭台铭的负面新闻消息颇多，他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个专横跋扈，贪婪无情的资本家。你怎么认识他的？” “他的弟弟是我的病人。” 他停顿了一下，“郭台铭是少数对社会有责任感的有钱人，也许他表面上不那么温和。绝大多数的资本家，只追逐更快地获得更多的金钱，并不觉得他人的死活跟自己有何相干。他们随时会违背承诺。” 他接着说：“我认为富人对社会有付出的责任，获得大量金钱的人，需要真诚地付出，否则就没有人类文明和科学的进步与延续。” “同意，没有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当代人也许就看不到今天的米开朗基罗。” 我点头。此时，我对郭台铭举手加额。那天有微风，海岸边开着艳黄色的加利福尼亚的罂粟州花，细细的花杆被风吹得摇弋，那动感愈发显得漂亮。我们沉默地走，各自想着心事。约翰看我盯着那些花儿看，紧张地说你可不能摘啊，法律规定的。我斜眼瞟了他一眼，心里好笑。最后，我说：“我帮你。” 他扑哧地笑了出来。“你又能帮什么？” 是啊，我又能帮什么。我既不是有钱人，投资商，也不是科学家，工程师，说到底，只是一个无用的人。我茫然自嘲地苦笑了一声：“不知道……” 是的，我无法为他做什么，但他却有可能帮助我们。天有不测风云，万一哪天咱们的家人，朋友，同学，亲戚，老师……,不幸罹患了肿瘤，而又到了束手无措时，或许他能给我们带来一线的希望。所以，请记住这个名字：约翰艾德勒 John Adler 2021年8月7日于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