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網傳文章將228事件中的經濟因素歸咎於日本印鈔、搜刮台灣物資，此非事實。實際原因是國民政府將台灣物資送往中國支援國共戰爭，導致台灣惡性通膨。

2. 所謂謝雪紅等共產黨只是鎮壓的藉口，國民政府內部派系與情治系統鬥爭是事件擴大的深層因素。蔣介石明知陳儀違法濫權，卻包庇未處理，必須就「任命陳儀」和「並未解除陳儀職務」負起責任。


詳述如下：

1. 經濟問題根源於國民黨將台灣物資送往中國支援國共戰爭，導致台灣物價飛漲惡性通膨。

- 從日本宣佈投降到國民政府成立的臺灣行政長官公署來到台灣前，有兩個月的政治空窗期，根據塩見俊二的終戰日記，這時台灣與日本之間已沒有船班，只能依靠飛機，如果日本人搜刮糧食物資，利用飛機能夠運送的量恐怕十分有限，遑論因此影響台灣經濟。（資料：從返臺到自行遣返 戰後初期日僑塩見俊二-林蘭芳）

- 在台日人遣返是1946年3月開始，在台日人的遣返規定每人只能攜帶現金1千圓及30公斤以下行李返國，其他軍用物品、金飾財物及軍事文書等，一概不准攜帶。船隻到港時，還要日本人將所攜帶物品排列在碼頭上，由憲兵逐一檢查。因此不可能有搜刮物資運回日本的情況發生。（資料：國史館- 戰後初期在臺日人之遣返）

- 日本戰敗前夕確實物價上漲通貨膨脹，但日本運來的千元鈔票並不是造成台灣經濟崩潰的原因。嚴重通膨伴隨的是高幣值面額鈔票的發行，日治時期貨幣面額最高是一百元，1945年9月日本運來台灣使用的鈔票面額為一千元；但戰後國民政府接收改組的台灣銀行在1946/5/20發行的舊台幣面額最高也是一百元，反而是到了1948年年中發行了伍佰元、一千元面額，到了年底就發行了一萬元面額，甚至推出五千元、一萬元、十萬元、一百萬元面額的本票。1949年6月14日進行4萬換1元的幣制改革之前，台幣的發行額加上台灣銀行發出的即期定額本票，共計1兆2,000餘億元之多。（資料：中央銀行券幣歷史、財政部財政史料）

- 1945-1949年將近五年的國共戰爭是造成台灣財政赤字的根本原因。日治時期，台灣並不直接負擔日本的國防支出，而是透過臺灣銀行購入日本政府發行的公債，間接分攤。台灣的物價雖然在日治末期已經上升，但嚴重的物價膨脹是發生於戰後的 1946-1950 年之間。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戰敗，由蔣介石政權代表盟軍軍事佔領台灣，接著便開始將台灣物資送去中國支援國共戰爭，例如台糖被中央強制徵收砂糖，光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前被強制徵收的砂糖就達 13.26 億元，這些砂糖原本是台糖售出後，換得金錢作為營運經費以及支付給農民的費用，但是國民政府卻直接將砂糖運到上海銷售，賣糖的收入全部拿去支援國共戰爭，導致台糖沒錢付給員工及農民，只能被迫向台灣銀行借款，才能繼續營運，到了1947年底，台糖的台幣負債餘額已達 90.4586 億元，而國民政府接收的其他公營事業也都是遭遇同樣的狀況。1946年上半年台灣銀行為省公庫墊款，1946 下半年至 1948 年之間，台銀對公營企業放款，1948 年 11 月至 1950 年底，台銀對中央政府軍政機關墊借。國共戰爭的負債黑洞是台灣在支付，台灣銀行被迫發行大量貨幣，貨幣供給過多又造成惡性通膨。才是拖垮台灣財政的原因。（資料：臺灣戰後的惡性物價膨脹-吳聰敏教授）


2. 將二二八事件歸咎於”共產黨的煽動“只是國民黨的鎮壓藉口，國民政府內部派系與情治系統鬥爭是事件擴大的深層因素。蔣介石明知陳儀違法濫權，卻包庇未處理，必須就「任命陳儀」和「並未解除陳儀職務」負起責任。

- 從蔣介石日記可以看到：「一是蔣介石很清楚當時共產黨在台灣的影響有限，二二八不是共產黨策動的。二是陳儀願意將台灣駐軍提供蔣介石打國共內戰，造成台灣軍備不足，蔣介石認為這是二二八發生的原因之一。三則是蔣介石始終認為，像台灣這類中國邊疆的動亂，最有效的控制就是武力。」

- 保密局的資料顯示，情治人員滲透了「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這個由台灣菁英組成的「處委會」，原本是為了與陳儀政府溝通、解決動亂，卻被保密局利用。保密局安排間諜許德輝擔任「處委會」治安組「忠義服務隊」隊長，在本該維持秩序時，反而讓自己的人馬趁機搶劫放火製造動亂，保密局向中央誇大事件的嚴重性，要求中央政府派兵鎮壓，以凸顯陳儀的無能，目的是藉此拉下陳儀。這是造成事件擴大的原因。（資料：重構二二八-陳翠蓮、上報-重構二二八書摘）

- 蔣介石位居最高領導者，掌控各方資訊，瞭解台灣事變的發展，卻決定派兵來台鎮壓，造成台灣民眾巨大傷亡之後，明知陳儀違法濫權，卻又推翻國民黨三中全會要求將陳儀「撤職查辦」的決議，對陳儀及台灣軍政首長都無一懲戒，日後陳儀反而升為浙江省主席、彭孟緝升為台灣省警備總司令。因此，從政治授權的角度來看，蔣介石雖然並未積極指示陳儀進行違法鎮壓，但是蔣介石在政治責任上必須就「任命陳儀」和「並未解除陳儀職務」負起責任。(資料：上報 201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