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回家,不能太需要貢獻今天要得罪的是耳釘 Chanel的雙C耳環售價2萬多台幣用的是合成金屬,連銀都捨不得用上面鑲嵌的是人造寶石成本也就400塊寶格麗的黑色陶瓷耳環售價10萬台幣材質用⋯⋯

由於沒#標題被刪文，故重貼一次，並追加補上Q12物價與最低薪資的關係。很抱歉因為我的疏忽，以致被刪文造成各位的留言都因此消失，而未能回應所有人。 -- 最近因為一例一休和砍七天假的流言滿天飛，所以我想回應一些常見的謬論。為了避免影響到各位的獨立思考，我必須先聲明我個人是反對一例一休，並主張周休二日，以及增加勞工休假天數的。希望大家在讀完本文後，不論你原先支持與否，最終都能在思考後得到和我相同的結論。以下我將以Q&A的方式，來讓大家理解我的想法。 1. 一例一休和砍七天假為什麼是錯誤的？ 2. 台灣的經濟那麼差，再加薪跟加假會讓公司倒光？ 3. 多放假真的會讓經濟變差嗎？ 4. 放假跟加薪所造成的額外成本，足以使多數中小企業破產倒閉？ 5. 如果企業倒閉，失業率就會瘋狂地上升，大家都會餓死？ 6. 沒有老闆就沒有工作，所以我們應該要多保護老闆？ 7. 工資、工時和假期應該讓市場機制決定，政府不該插手企業營運？ 8. 台灣勞工的假已經太多，薪資也已經夠高了，再上調會不利經濟發展，降低國家的競爭力？ 9. 薪水漲了，物價還不是也跟著漲，有意義嗎？ 10. 國外雖然薪水高，但物價也高，不能拿來跟台灣比？ 11. 加薪、加假、減工時，只會給企業帶來負擔，沒有好處？ 12. 提高最低工資會造成物價飆漲？我不會用複雜的經濟學術語來搞混大家，或是給出一大堆到處查得到的資料，我只單純地用簡單的邏輯和一點點加減乘除的數學，讓大家可以輕鬆地讀完此文。 -- 1. 一例一休和砍七天假為什麼是錯誤的？不需要用複雜的經濟模型，不需要專家學者背書，一例一休的錯誤其實很明顯。請想像一個未來世界，人們過著舒適便捷的生活的未來世界。請問你在這個世界裡，看到的是什麼？是機器取代人力，為人類做牛做馬，讓人類每天只需要工作4小時，每周休三天假，賺的錢不但夠生活開支，還能買房買車跟出國旅遊？還是人類每天工作12小時，一年不僅沒有休假，賺的錢就連糊口都有困難？那麼，你再反過來看現在政府的政策，你覺得一例一休跟砍假是朝哪一個方向走？方向對了，就算慢慢走，遲早都會走到；但方向錯了，就只會走向地獄的深淵。我們的目標是讓所有人能有更好的生活、更多的假期、更高的薪水，但這必須要透過周休二日和增加假日才能得到，一例一休和砍假則是背道而馳，讓大家走向每天做到死的窮忙深淵。進一步來看，如果我們用更長遠的角度去思考休假少的問題，會發現它和低工資是息息相關的。簡單地說，兩個勞工若每個人做1.5人份的工作，就代表資方可以少付出一個工作的薪資，也代表多一個人失業。透過長期加班去扭曲勞資市場供需，會造成勞工的需求下降，而在勞工的供給不變的情況下，人浮於事，勞工的薪資就難以成長。以台灣1,150萬勞工來說，就算每人僅做1.2人份的工作，也會造成230萬人沒有工作，比台灣總失業人口46萬人還要高。若按照主計處的平均月薪$45K來算，那就是每個月讓勞工贈送$1,035億(230萬人x$45K)的利潤給資方，相當等於每人每月少領$9,000($1,035億/1,150萬人)的薪水。這也正是為什麼貧富差距不斷加大，薪資20年來負成長，在每天大家都過得很辛苦時，卻總是有土豪買豪宅名車不手軟。 -- 2. 台灣的經濟那麼差，再加薪跟加假會讓公司倒光？台灣的經濟差從來都不是因為勞動成本過高或是生產成本過高的問題，重點在於，台灣一直陷於產業難以升級的狀態。到底什麼是產業升級？其實說穿了，就是用科技代替人力去提高產能和品質，再把釋放出來的人力轉作研發跟設計，創造更多更新更進步的產品。但是大多數的台灣公司體認到的都不是這個，它們眼中的產業升級方式是砍人加工時來衝淨利，所以，台灣企業逐漸衰弱，陷入惡性循環。一例一休跟七天假的議題，就是思維模式上的爭鬥。在這個時代，產業模式已經從勞力密集，轉變為知識密集，意思是，員工的績效不再以工時為依歸，而是著重在於各種創新的想法與方式。在未來，具有人工智慧的機器人基本上可以取代絕大多數生產類和服務類的工作，而人力的價值則取決於創新和發明，或是一些軟性的技能，如領導，行銷，銷售等等。在知識型經濟的時代，員工不是勞力，而是資產。一組10人頂尖工程師工作80天的效果，可以抵上一組10人勞工8000天的勞動。人才的有效使用，會隨著知識經濟的轉型，而發揮科技上的乘數效應。但問題來了，台灣的老闆心裡想的是，那我如果讓工程師工作800天，不就賺了10倍嗎？反正肝爆了，過勞死了就再換一批，我有源源不絕的工程師可以用嘛！可是，並不是每項資產的產值跟耐久度都一樣。有些神器的可能屬性超高，但一周只有40小時的耐久度；而一些白裝屬性不怎麼樣，但一周卻有80小時的耐久度。人才是最重要的資本，你把資本當成消耗品，你就會完蛋。你不可能把神器當白裝用到爛，也不可能把白裝拿來打Boss，這是一定的trade-off。台灣的老闆想的剛好相反，他們會不斷地逼著神器做久一點，再逼著白裝做神器做的事，結果兩個都被搞到報廢了，再來說台灣沒人才，年輕人吃不得苦，都是爛草莓。而老闆亂搞後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台灣企業最被詬病的三流管理。給你最優秀的人才，你也能用成廢才，這是領導的無能，不是員工。於是有機會出走的人才跑了，沒機會只能留在原地的人才被耗損殆盡，神器都發揮不出白裝的屬性。歸根究底，是台灣的經濟過於封閉，過於保護資方。老闆可以加班不給薪、過勞不負責、請產假就開除、污染環境只繳小罰款，黑心食品罰錢關幾年就OK，更不用說普遍性地不開發票和逃漏稅。上一個世代的經營者用過時的思維，不斷地去削弱國家未來的競爭力。他們在政府的保護傘上，依託著關稅壁壘跟從未被嚴格執行的法令，過著不用競爭就能賺錢的閒適生活，就好像炒房地產一樣，買了放著就可以賺錢，啥都不用做，多好？要改變現狀，必須要逼迫老闆去改變，所以要把員工該休的假都還給他們。人力成本增加，會逼只想發懶不動的老闆去思考怎麼用科技去取代人力，就像歐洲一樣，人力貴到爆，所以大量使用機器生產，品質效果產能都提升。而被閒置的人力被投入在新資源的開發，或被重新釋放到勞動市場，公司反而能減重，提高獲利。與此同時，勞動市場也會更加競爭，人力必須要進一步地打磨自己，變成更有價值的人才，而不僅僅只是做端盤子這種業務而已。人力品質的提升，將會增加新創公司的可能，並且讓公司能更輕易取得更優秀的人才，汰換不適任的舊人，變得更有競爭力。因此，加薪和加假只會促進產業的新陳代謝，將過時和無效率的公司從市場上清出去，而不會讓所有公司都倒光。相對的，不論是公司或是勞工，都能因此而獲利。 -- 3. 多放假真的會讓經濟變差嗎？那麼，最好的方式是不是應該請政府規定每日最低工時是16小時，每年只準放一天假，再將最低工資降為每小時$1，這樣對經濟最好呢？到底什麼是合理的假日標準？什麼是合理的工時標準？什麼是合理的工資標準？合理這兩個字真的很難定義，也許是周休二日，每日8小時工時，每小時$140工資；也許是周休三日，每日6小時工時，每小時$180工資。但無論如何，就現有的統計數據及世界先進國家的勞動標準來看，我們至少都應該能判斷，以目前台灣的假日數，工時長度，跟薪資厚度是完全糟到不合理的對吧？既然如此，那為什麼多放假有錯? 事實上，多放假並不會讓經濟變差，公司與勞工之間並不是零和遊戲，勞工爽到了，公司是可以獲益的。今天一例一休跟七天假，短期看起來好像公司爽到了，勞工虧死了，但長期來講，對整個國家反而是有害無益。你累到沒力氣動會有空去交友娛樂嗎？所以空虛寂寞覺得冷，一堆社會問題發生！你累到爆會想去戀愛結婚生小孩嗎？所以生育率低，誰敢生啊？你累到一身病要不要去看醫生啊？所以健保快掛了！你累到不想出門那旅遊觀光業有錢賺嗎？所以一沒陸客一堆旅行社跟餐飲業都GG了！放假是為了促進經濟，只有利用金錢的乘數效應來提高消費，企業才能增加營收。今天你賺$1,000，但沒時間出門去花，$1,000對國家來講就只是$1,000的GDP。但如果你把$1,000拿去作按摩，按摩師再把$1,000拿去吃大餐，餐廳老闆再把$1,000拿去買書，這樣$1,000的收入，就能創造出$3,000的乘數效應！那麼，以台灣人愛存錢的個性，就算有多的錢也就是存銀行，不見得會拿來消費，這樣對經濟也不會有幫助啊！這樣的觀念是不正確的，儲蓄本身即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動能。當你把錢存進銀行時，銀行會將錢貸給企業或個人，或者是拿去作一些保守型的貨幣市場投資。你的房貸，車貸，還有無數企業貸款，都不是憑空生出來，而是儲蓄戶存進去的。因此只要提升薪資水準，可支配收入上升，即便不拿來直接消費，也會促進經濟發展總言之，如果政府只能單純地去考慮放假所帶來的產值損失，而不能考慮放假所帶來的經濟效益，那是政府的失職。 -- 4. 放假跟加薪所造成的額外成本，足以使多數中小企業破產倒閉？單純以政院版本來說，它們預估一例一休最多增加476億的人事成本，我們不用複雜的數學就用簡單的加減乘除來簡化這個問題。根據104年5月的統計全台中小企業共有1,380,000家左右，而中小企業的勞工只佔了勞動人口的78%(請參閱中小企業處統計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3559&ctNode=689&mp=1)。 $47,600,000,000 x 78% / 1,380,000 / 12 = $2,242，換言之，對於中小企業來說，一個月平均僅會增加$2,242的成本，看起來其實不太多。與此同時，統計中的中小企業的累積年收入是$11,803,100,000,000，而$11,803,100,000,000 / 1,380,000 / 12 = $712,748，也就是說平均每間中小企業的月營業額在$712,748左右。假設這些企業都活得很慘，只有3%的淨利，$712,748 x 3% = $21,382，也就是每個月公司的股東只賺到$21,382，而$2,242 / $21,382 = 10%的淨利。這樣的計算非常保守，因為多數中小企業主如果每月只賺了$21,382，比最低工資都還不如，那他們應該去超商打工，而不是繼續開公司。即便在這樣保守的假設下，大多數的公司只是面臨淨利減少的問題，而不是死亡，更不用說多數中小企業有著逃漏稅的陋習，實際淨利最少可往上再加5%... -- 5. 如果企業倒閉，失業率就會瘋狂地上升，大家都會餓死？這個假設之所以錯誤，是因為當部份企業退出市場後，消費者的需求仍舊存在。簡單來說，今天如果7-11倒閉了，大家就會到全家，萊爾富，跟OK去買，於是其他三家超商就會開更多店，招聘更多人。企業退出市場，會為同業空出市場空間，使其得到業務成長的機會，而它們的成長則會反過來創造工作。要瞭解這樣的機制，我們必須重新思考為什麼人力成本的提高會造成部份公司的倒閉？今天新政策一公佈，所有企業都增加了20%的人力成本，但公司A輕鬆吃下成本並遊刃有餘，可公司B卻倒了。這代表公司B本身的結構跟運作效率未能最優化，導致該公司在營運上無法與公司A匹敵。真正殺死公司B的是它錯誤的結構跟低落的效率，使得它被公司A擊殺，而不是因為人力成本的提高。假如今天是所有公司都同時死亡，我們才能說人力成本的提高殺死了所有企業。但所有公司都死了嗎？沒有！所以公司B不能怪罪政府，而是應該自我檢討為什麼自己打不贏同業。 -- 6. 沒有老闆就沒有工作，所以我們應該要多保護老闆？提供工作的不是老闆，而是市場需求。今天如果每個人都需要手機，就算HTC死了，也會有HTD，HTE，HTF等等來承接市場。這些新公司同樣會需要人力來開展它們的業務，這也代表新的工作。因此，清洗掉產業中缺乏競爭力的公司，對於消費者跟社會會有正面的幫助。它不僅洗掉了糟糕的公司，也洗掉了能力不佳或不敷使用的員工(因為優秀員工再就業很容易)。事實上，要提升台灣的整體競爭力，我們必須要先迫使被過度保護的企業主升級自己的公司，加薪加假減工時都只是第一步而已。透過提高公司的人力成本，我們可以進一步地促進產業升級，用機器代替人力。聽起來似乎有很多工作會消失，也會有很多技能不足的人會因此而失業，這些人可能是因為教育不足，或年紀大難以轉行，但就算不那麼做，當國外的機器人開始進口時，這些人仍舊會被產業所淘汰。與此同時，我們必須要大量地開放外資進入台灣，移除關稅壁壘，將缺乏競爭力的公司驅逐出市場，並讓更有效率的公司能提供更廉價的服務和產品，使得物價更便宜，消費力更強。比方說汽機車，如果我們移除高達40%~100%關稅，讓外企進來，今天大家買機車，一台就不會要價8萬，而是4~5萬；買汽車就不會一台100萬，而是一台50~60萬。省下來的錢，就會變成額外的消費力，讓大家的生活變得更富裕。是的，有些不好的公司，被過度保護的老闆會因此倒閉失業，但這對整個國家都是好事！ -- 7. 工資、工時和假期應該讓市場機制決定，政府不該插手企業營運？十多年前，Nike在東南亞外包生產線的工廠剝削員工，長時間超時工作，卻每天僅支付大約兩塊美金。與此同時，還僱用童工，並任由員工在高化學污染的環境下不受保護地工作。但很有趣的是，Nike大多數的行為在這些國家是合法的，甚至只需要支付很小很小一筆罰款就能繼續非法下去，儘管對於已開發國家的人來說，這些行為是很不道德的。那麼，按照市場機制的邏輯，每日工作超過十小時的員工日薪僅$70台幣是完全合理的，如果員工很不滿，他們可以直接離職，讓老闆被淘汰掉，而不是任由老闆剝削？而即便Nike每雙鞋能賺取數千台幣的利潤，這些工廠生產線的員工，也沒有資格要求老闆賺少一些，因為是市場機制決定了他們的薪酬和工時，不爽做就不要做？經濟及商業運作是必須被監管的，因為企業的本質是在合法的情況下，不擇手段地去贏利，它們行事的底限是法律，不是道德。因此，符合企業最大利益的行為，並不一定符合整體社會最大的利益。比方說，企業可以在災難來臨前大肆屯積食物飲水，等災難過後用數倍的價格賣給災民賺國難財。再比方說，企業之間可以聯合哄抬價格，迫使民眾用高價購買，賺取更高利益。這些行為完全符合企業的利益，但對大眾則是不利的。所以，世界上才會有限制碳排放的環保法案，會有限制獨佔市場的反托拉斯條款等等，去保護大眾的利益不被企業吞噬。台灣所遇到的勞資問題亦是如此！首先，多數公司並未遵從勞基法，不允許員工組成工會，而且存在很多法令問題如環保方面，稅務方面等等。同時，台灣有著大量的關稅避壘，如先前有提過的汽機車，讓台灣公司能不用面對外資競爭。最重要的是，台灣對於外國人士來台工作，以及外資招商上做了很多限制，讓國家成為一個外資沙漠。最直接的結果，就是人為地創造出一個對於勞工極不公平，且不友善的環境。換言之，自由市場經濟最基本的要素，”自由”是不存在的。而最鄉愿的想法”好人有好報，不道德的壞公司會自己死掉”，也不過是天方夜譚。多數台灣公司便是利用這樣的環境來榨取勞工應得的報酬，就如同Nike對東南亞勞工一樣。現在，Nike仍舊活得好好的，就像Apple跟Samsung也都有無數血汗工廠運作中，卻仍舊有無數消費者支持它們的產品一樣。 -- 8. 台灣勞工的假已經太多，薪資也已經夠高了，再上調會不利經濟發展，降低國家的競爭力？如果給假跟升薪資不會促進經濟發展，那麼不給又不升難道就會促進經濟發展嗎？甚至是保持現狀，就能促進經濟發展？事實證明都是不可能的！台灣從來都不是員工的福利太多，而是太少。美國薪資是我們三倍以上，勞工可組工會，最低薪資比我們高兩倍以上，但它仍舊是最強大的經濟體。不管是在英國、德國、法國等等歐洲國家，勞工的福利待遇只比我國更好，但我們的經濟跟科研實力卻仍舊不是他們的對手。是我們不夠努力嗎？是我們假放太多嗎？是我們薪資太高嗎？都不是！重點是生產力，而不是假日有多少或薪水有多低。生產力的提升，是靠科技，不是人力。今天你的工作如果是組手機，你就算找了100人每天24小時不眠不休地工作，生產力也比不過一條全自動化的生產線。台灣一直用製造商的角度去看經濟，除了極少數的高科技企業，多數公司都遲遲未能做到將勞力密集升級成知識密集，所以在國際市場上競爭不贏其他國家的產品，只能依賴低價搶市場。而惡劣的勞動環境正是讓不思進取的企業，利用對於勞工的剝削，來維持自己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因此增加人力成本，迫使企業改革，絕對是必要之惡。我們的國家，有著最優秀的人才，足以跟世界上任何國家競爭。但政府和業界卻只會把大量優秀人才都逼出台灣後，再到國外哭喊著要他們回去領1/3的薪水做到死來報效國家。正所謂故土難離，要是有機會，很多優秀的台灣人都想回家鄉工作。但是頂尖的工程師從教育，培訓，到實戰經驗，要投入千萬的成本；要把一個人培養到能讀出頂尖名校的MBA，至少也要千萬的投資。這樣的人才所需要的薪資，台灣有多少老闆能開出global pay請得起他們？就算請得起，又有多少的台灣老闆能夠接受員工比自己優秀，用得起他們呢？ -- 9. 薪水漲了，物價還不是也跟著漲，有意義嗎？請換個角度想，今天假設你的月收入3萬，每月有80%的收入要支付生活費，換言之，你每月存$6,000。如果薪資成長50%，而物價同樣成長50%，每月仍舊有80%的收入要支付生活費，那麼$30,000 x (1+50%) x (1-80%) = $9,000，每月存的就變成$9,000了，雖然購買力是一樣的，但實際領到的金額卻是不一樣的。而多出來的錢，你可以到國外旅遊時，在購買力更弱(東南亞/中南美/東歐/中亞)或是貨幣走跌(日本/歐元國家)的國家使用。再者，物價成長的幅度會受到進口產品的競爭而被抑制。今天假如每支手機賣$22,000，台廠因為加假跟加薪而將售價上調為$33,000，但海外的手機廠如Apple,，Sony,，Samsung,，LG,，華為,，小米等等，可能由於生產線不在台灣而不受影響，選擇繼續維持在$22,000，或者是低於50%的漲幅，來增加市佔率。也就是說，區域性的物價變動，會因為國際市場的供需而有所限制。但是，政府在調漲薪資，增加假期的同時，必須要開放貿易，引入外企競爭，通過全球化的方式來保障國民的利益，這樣薪資的成長才會變得有感。因此請將加薪跟加假當作是勞動環境改善的第一步，而不是最後一步。再者，物價的上漲，並不完全是因為成本的增加，而主要是因為市場的供需，以及資方對利潤的需求。公司會試圖把自己的商品賣得越貴越好，來爭取最高的利益，唯一阻止他們的是消費者的購買意願，以及其他競爭者的訂價。所以今天不管有沒有加假或加薪，公司都會找理由去調高售價，反正每年有2%~3%的通貨膨脹，理由總是充份的。可問題在於，台灣的公司漲價往往是用哄抬的方式，也就是一家漲，其他家就跟著漲。哪怕只增加它們1%成本的政策，它們也會漲個10%來因應，所以身為消費者的勞工受到低薪和高消的雙重夾擊，難以脫身。因此，政府不能僅僅只是加薪加假，應該要開放市場，降低關稅，用市場的力量將不良的廠商消滅，讓更便宜的商品進入台灣，使消費者能有所選擇，不受這些不良廠商的箝制。 -- 10. 國外雖然薪水高，但物價也高，不能拿來跟台灣比？既然如此，為什麼仍然有無數人想到高物價的美國工作，而不是美國人瘋狂地往台灣跑？這種說法是一個很多台灣老闆慣用的理論，但這樣思考的方式有兩個問題：第一，高收入國家並不一定所有東西都有更高的物價。比方說美國跟加拿大的牛奶比台灣便宜，西班牙的超市裡許多商品都跟台灣價格差不多或是更便宜。可是像是車子，房子等重要高單價的商品，台灣的貴卻是全球名列前茅，這才是最嚴重的問題。可支配收入因為這些高單價商品的排擠而大幅縮水，為了用台灣的薪資水準去買比美國更貴的房和車，許多台灣人不得不節衣縮食，而這些錢原本是可以用在生活支出的。民生用品的物價可以透過進口來平抑，但房地產這種重大支出，只能透過加稅、限制貸款等有限的手段來調控，這才是讓多數台灣人痛苦的主因。如果你一個月能少繳$5,000的房貸或房租，生活一定會好過很多，不是嗎？第二，今天如果在台灣月薪5萬，但在美國可以賺三倍，也就是15萬，而兩地的物價也如同樣相差3倍。同一個人假設每月花費佔去60%，那麼在台灣他每月可存2萬，但在美國他每月可存6萬。人家一個月存的錢，比你一個月的薪水還多，就算美國物價高，可是多出來的錢不會讓你覺得很奇怪嗎？如果我在美國工作20年，我就能用存下的錢回台灣，什麼都不用做就能過上40年的好日子，但你在台灣工作20年存下的錢，卻只能讓你在美國不用工作地過上4年多，外國薪水高但物價高的說法，就完全站不住腳了。 -- 11. 加薪、加假、減工時，只會給企業帶來負擔，沒有好處？這是錯誤的想法，除了先前所說的刺激消費所帶來的正面效應外，對於企業還有很多好處。首先，勞工的工作效率會上升，離職率會下降，能夠加強公司的生產力，並大幅減少公司未來僱用新人的培訓成本。再者，人事成本的增加會減少市場上的競爭者，公司能夠趁機取走空出來的市場份額，用更高的營業額來減少人事成本的衝擊，同時未來在定價上也會因競爭者的減少而更有彈性，獲得更高的利潤。與此同時，高人力成本會使產業的進入門檻變高，有效地減少新的競爭者進入市場，並且避免公司員工流入新競爭者的公司，拉走自己的客戶和資源。短期上來說，公司不可避免地要面對人事成本的問題，並重新調整人力配置，但長期來講，企業也能因此而得益。加薪、減工時、周休二日並不是一種對於員工的施捨，也不是企業單方面對員工的付出，而是在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中，企業必須去做才能生存的轉變。 -- 12. 提高最低工資會造成物價飆漲？首先，最低薪資的存在，是為了給企業一個起薪標準，也是為了給國內勞工一個最低的議價底線，避免他們因為資訊的不對稱而損失過多的權益，讓人就算再不會談薪資，談到的結果還是能讓人勉強過生活。比方說，一家公司知道分析師在業內的平均薪資約$30K，但他們只能開$15K去求才，但來應徵的人不見得知道$30K是平均，於是接受了$15K，因此反而拉低了業內的平均薪資。其他企業發現後決定跟進減薪，就跟漲價一樣，不見得是因為成本提高，而僅是為了哄抬價格，進而造成整體薪資向下沉淪，將非常態的薪資變成了常態的薪資。這聽起來可能有點不可思議，但其實是現今社會的常態。假設今天你是位高收入的醫生好了，你可以確定你的收入跟你其他醫生同事是相同的水平嗎？有沒有可能你的同事做的比你少，甚至學經歷比你差，但比你每月多領上千元的薪水？在你議薪時，你是否已經知道整個產業的薪資，各個醫院的薪資？你所知的薪資資訊，是否能讓你完全判斷自己的學經歷背景值什麼價碼？如果你無法保證你都知道這些資訊，那就代表薪資本身在勞工之間就是不透明的。經濟學有很多假設是基於完全競爭，或是資訊完全流通的情況下才能成立，但在現實生活中，這些假設不見得存在，一旦資訊不對稱，就會創造出套利的空間。與此同時，最低薪資也是一個保障，因為並不是所有人都像我們一樣，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到國外留學，進而就業。台灣同樣有很多人因為家庭因素，或許是天災，或許是人禍，導致家道中落而無法進修。這不代表這些人是沒有能力的，也不代表它們應該成為被剝削的對象。假設今天你發生了意外，失去了雙眼，再也無法看診，或是做高收入的工作，你覺

【海納百川》二二八的誤解與真相】邵玉銘先生任職行政院新聞局局長期間，我在新聞局駐國外的單位工作，見面的機會不多，他對我的印象應該不深。我退休後，移住國外，與他更少交往。2023年，他閱讀到我寫的一篇有關228事件的文章，即透過過去新聞局的同事，囑我回台灣時與他聯絡。前年我回台灣，他邀我到他家見面，主要是談論有關228事件。他是研究歷史的學者，認為這事件對台灣造成的影響，至今仍存，因此極為重視。他帶我看他書房中成排的書架上，擺有許多有關228的書籍資料，鼓勵我深度研討此一事件。 2025年初，我寫了〈228的誤解與真相〉一文，將初稿用Line傳請他指正。他回復說：「你說的各種死亡人數沒附上註解，應加上，以昭公信。弟認為你應予以發表，可投稿中硏院近史所期刊。」我受他的鼓勵，除將文章加上遺漏的註解外，也想試投中研院期刊，但發現投稿的要求甚嚴，除文章須有一定格式外，還要附上限定字數的中、英文摘要。這非我在短期間所能完成的，於是擱置一旁，迄今未動。邵先生不幸於今年2月7日故世。從上述他與我的往來中，可看出他的一些個人特質，包括：對歷史的熱愛、對台灣政治的關切、做事的認真、對人的親和、以及對部屬的平易等。謹以這篇〈228的誤解與真相〉悼念我的長官邵玉銘先生。本文人往往會因生長環境與所受教育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價值標準。他們又容易依自己的價值標準，對周遭資訊，做選擇性的接受，捨棄不符合自己成見的事項。偏頗的結果，往往成了瞎子摸象，以偏概全而不自知。我們研究歷史，應對這種易犯的錯誤，加以警惕。然而，以偏概全的「偏」，也未必全然子虛烏有，我們也應將其納入思考。這樣才能對事物有較為客觀而全面的觀察，也才能得知真相。 1947年發生的228事件，因為主場在台灣，又具高度政治性，所以很容易讓後人依自己的成見來探討此事，其結論也就難以客觀。本文試圖澄清一些常被誤解的228相關事宜，再指出事件發生的關鍵因素，希望讀者對真相能有正確的了解。我們無意要以現在的價值觀，追究前人的功過是非，加以褒貶。而是希望能夠以古鑒今，汲取教訓，增進族群融洽，共同為台灣的發展而努力。一、228事件有上萬人死亡嗎？許多人對228事件的最大誤解，是事件中的死亡人數及所屬族群。坊間有衆多文字或視聽資料指稱有上萬，甚至2至3萬台灣同胞在事件中遭政府屠殺。事實上，事件的死亡人數，包括本省及外省族群在內，應不超過兩千人。李登輝總統在1995年10月成立了「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自1995年12月起至2022年1月止，接受受難者家屬賠償申請。每一死亡或失蹤者的家屬，可獲得新台幣1200萬元的賠償金（最初定為600萬元，後又追加1倍）。在長達26年的申報期間，獲得賠償的死亡案件計687人，失蹤者計181人，兩者共計868人。在這些人中，外省籍者只有一位。因為當時外省籍受難者的家屬，在事件後，多返回了大陸，不敢再來台灣，又因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2條中規定賠償對象限於「遭受公務員或公權力侵害者」，當時遭暴民傷害的外省籍受難者就都被排除在外了。據當時的政府數據，外省籍被暴民殺害者有432人，失蹤85人，共計517人。由此可知，228事件的死亡及失蹤者，本省籍加上外省籍，總共為1384人。如從寬加上可能有的漏計者，總共死亡人數也不應超過兩千人。 1947年4月7日國防部長白崇禧呈給中央的〈二二八事件報告〉中提及事件中有114名軍警人員喪生。由此可見，暴亂者中有許多人持有武器，並與軍警發生過激烈衝突。說明228事件中的死亡人數，並非意味在受難者中，沒有人受到寃屈或悲慘境遇。只是指出坊間傳言死亡人數上萬之不可信。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是個腐敗顢頇的機構嗎？ 228的起因，除緝警人員因取締私煙誤殺路人的導火線外，一般人更歸罪於陳儀領導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貪腐無能，施政不當，人民生活困苦，故起而抗暴，以致「造反有理」。二戰結束，台灣回歸中國時是一個遭到飛機嚴重轟炸，滿目瘡痍的島嶼。高雄港的倉庫有百分之九十受損。全港16台起重機，只有兩台可用。港內更有16艘沉船。基隆港倉庫全部受損，周邊有5艘沉船。日月潭第一及第二變電所設備全毀。全省農產值只有1937年的49％，工業產值還不到33％。更有甚者，1945年8月15日以前，台灣鈔票的發行額為14億，待8月15日之後，日本政府將台灣的鈔票發行額，急增至23億美元，通貨膨脹嚴重。「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這個惡劣的環境下，接收了台灣。並在行政長官陳儀要求「行政不中斷、工廠不停工、學校不停課」的三原則下，於1945年11月開始作業。現在讓我們回顧一下，長官公署接收台灣後，除全力修建因遭轟炸而受損的公共設施及工廠外，還有許多重大成就，茲舉數例如下：台灣光復4個月內，長官公署即有效率地將30多萬日本軍隊，以及40多萬日僑，順利地遣返日本。陳儀信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想將台灣建設成三民主義的模範省。由於台灣被日本統治了半個世紀，居民熟悉漢文者不多，更幾乎沒有人會說在大陸通用的國語。於是長官公署從教育與文化工作著手，推行民族主義，包括：普及國語教學、增設中、小學校、建立師範學院培養師資、同時又創設台灣省編譯館，將一些國際及中國傳統名著介紹到台灣。長官公署的年歲總支出，有四分之一是花費在教育及文化事務上。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學齡兒童的就學率，就由日據時代的71％增加到了82％以上。在民權方面，陳儀推行民主，開放言論自由，不干涉媒體內容，甚至對惡意汙衊他的言論，也一律容忍。他並在1946年舉辦了在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省縣市及鄉鎮民意代表選舉。他甚至允諾台灣於3年後舉行省市縣長民選。陳儀為了實踐民生主義「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的原則，他毅然施行企業公營、貿易統制、煙酒專賣店等政策。由於當時台灣的政府支出，中央無力補助，需要自給自足。1947年台灣的公營事業收入佔總額的42.7％，專賣佔24.3％，稅收僅佔20％。當時如果沒有實行公營或專賣等政策，勢必要大幅提升税收以應開支，這不是戰後生活已經極為艱苦的台灣人民所能負擔。陳儀更為了減低台灣受大陸金融波動的負面影響，發行了獨立於大陸體制之外的「台幣」，自行運作。228事件發生前夕，台北市躉售物價指數較10年前日治時期漲了290倍，但同一時期上海的物價指數，更較10年前漲了1萬3936倍兩者相差甚遠，這就是陳儀堅持台灣在金融上與大陸切隔，自成體系的成果。為了解除佃農受地主剝削的苦難，長官公署依民生主義中「耕者有其田」的精神，於228事件發生的前一個月，公布了「台灣省公有土地放租辦法」，將公有土地配給有耕種能力的農民耕種，政府收租率一律以正產物全年收穫總量之25％為準，尚不到私人地主收租率的一半，且租期至少5年，佃農得到保障。依此辦法，政府放租了超過10萬公頃的地，承租農戶達13萬戶，佔全省農戶的22％。這個政策為後來施行的三七五減租措施，奠定了良好基礎。難怪後來推行「三七五減租」及「公地放領」政策的台灣省主席陳誠對人說：台灣的土地改革政策是陳儀主政時策畫設計的，他只是「執行而已」。台灣自1945年12月至1946年3月米價飛漲，增加了6倍，主要是因為米商大戶的囤積與走私。陳儀特別成立了「糧食調濟委員會」，採用一系列的措施，逼迫囤積及走私者現形，米價終趨平穩。長官公署為了能迅速培養大量台籍青年進入政府工作，於是成立了「省訓團」、「勞動訓練營」及「警察訓練所」三個培訓機構，使結業者能夠迴避一些需普遍遵循的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以便從速服務桑梓。 1946年4月台灣發生霍亂，導致2210人死亡。長官公署採取多種措施，歷時半年將此疫情滅跡。以上所述，當然只是長官公署的部分政績而已，其他不勝枚舉。這些作為，並非如現今台灣總統任職8年始完成的，而是僅花了不到一年半的時間。由此可見長官公署非但不是個顢頇無能的機構，反之，是一個有大作為的政府。但這並不是說長官公署的施政沒有改進的空間，而只是顯示當今許多有關228的言論，在提到長官公署的作為時，多是片面的指責，扭曲了事實真相。這或許是不夠了解這機構的貢獻，或許是刻意避談，同時也不能排除造謠汙衊的可能。三、228發生後，陳儀是有計畫的展開屠殺嗎？台灣回歸中國之初，中央派有兩個「軍」，約兩萬人駐防台灣，但部隊費用要由地方政府支出，這對長官公署而言，是一筆沉重負擔。此時國共在大陸戰爭方殷，政府需要軍隊，想自台灣調兵，詢問陳儀意見。陳儀的一些親信，因「擔心台灣同胞長期受日本教化，恐其仇視祖國，可能結聚作亂。」故勸阻陳儀同意。但陳儀卻說：「我以至誠愛護台人，台人絕不會仇我，萬一有意外，我願做吳鳳。」駐台軍隊遂銳減至僅約5000人。 228是台灣回歸中國後的首次動亂，事發後陳儀自然希望能夠大事化小，這對各方而言，損失都低。如以武力鎮壓，除可能治絲益棼外，對陳儀早先同意將軍隊調返大陸，也會證明為誤。他自然不會自打嘴巴地希望再由大陸派兵來台鎮壓。陳向中央呈報：「武力不能解決今日之局面，徒然引起大屠殺、大流血，惹起國際干涉，貽患無窮，故余忍辱負重，擇定和平解決之方式。」據當時駐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的回憶，當事變已進入第5天，他還接到陳儀「制止採取軍事行動」的命令，指示他「應循政治方法解決」，命他「限電到即撤兵回營。」但彭見高雄事態嚴重，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為由，違令出兵。陳儀處理228事件的基調是「和平方式」。他在事件發生的第2天，即同意台北市一些參議員的建議，由地方仕紳組成「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並派公署高級官員參加。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的幕僚，在一份向他呈報的「台民暴動經過及其原因之分析」中寫道：「陳長官對此事極端容忍，凡因此案被捕民衆，一律無條件釋放，死者發給恤金，傷者發給醫療費，並絕不追究發生本案之民間負責人。」當時陳儀雖是台灣的最高政軍首長，但另有許多其他單位，尤其是情治及黨部，亦能直通中央。他們多不贊同陳儀的和平手段。例如，駐台灣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3月5日在給首都憲兵司令部轉呈蔣中正的報告，就埋怨陳儀：「似尚未深悉事態之嚴重，猶粉飾太平。」情治單位「中統局」局長葉秀峰3月10日呈蔣中正的報告也稱：「暴徒武力日強，陳長官似尚在粉飾求全。」由此可知當時陳儀的處境極為困難，一方面試圖以和平方式平息動亂，另方面還要頂住許多迫他使用武力的強大壓力。陳儀試以和平方式應對228事件，結果反而給了𦘦事者恣意發展的空間，全省失控。「二二八處理委員會」非但沒能平息動亂，反向陳儀提出：解除政府武裝、撤銷警備總部及長官公署、政府政策需洽處理委員會同意等所謂之「四十二條處理原則」，要求陳儀全盤接受。遭陳斷然拒絕。時任陳儀機要秘書的鄭士鎔對陳儀以和平方式平息事件的努力功虧一簣，至感遺憾。他回憶說:「原先在長官（陳儀）順應民情，力謀和解的處置下，數度呈現可息事寧人的樂觀氣氛，可惜野心分子的脫軌行為太離譜，招致大軍壓境，更使特務機構有了濫捕濫殺的藉口，瞞著長官先斬後奏地造成不少冤案。」這也引起陳儀的憤怒「直斥特務人員無法無天。」 228動亂之初，陳儀於3月2日曾拍電報向中央請兵一旅來台。有些人士即緊握這點，罔顧陳儀諸多試圖和平解決的努力，指稱他玩弄「兩手策略」。其實，陳儀雖希望事件能獲和平解決，但也不可不未雨綢繆，請兵一旅，以防萬一。這是一個負責任的地方長官，應有的的周全行為，兩者並不矛盾。即如一個國家增強國防，並不表示希望戰爭一樣，不能簡化的稱之為兩手策略。更何況後來事件的發展，的確比當初預料的要嚴峻得多。四、陳儀是個貪汙腐敗的官僚嗎？陳儀，1883年生，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及日本陸軍大學，熟知日本事務。他出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前，曾任浙江省主席、國防部政務次長、福建省主席以及行政院秘書長等要職。由他在台灣約一年半的時間內所完成的諸多工作，可以看出他有堅定的政治理想及不畏艱難的實踐魄力。他生活簡樸，從早到晚除忙於工作外，幾無閒暇娛樂，常以「工作是道德，忙碌是幸福，閒空是墮落，懶惰是罪惡。」勉勵同仁勤懇任事。他任職行政長官時寫信告訴女兒：「余固忙甚，自晨六時頃起床，直至夜十一、二時就寢，埋頭於公事之中，蓋深感責任之重，遂亦自忘其疲勞耳。」陳儀極為清亷，非分之財，－介不取，兩袖清風，位居政府要職數十年，但從未置產，連一棟私人宅舍都沒有。他到台灣後，不住日治時期總督官邸（現在總統府旁的台北賓館），而住在台灣電力公司的宿舍。近鄰常見他的日籍夫人𢹂菜籃出沒於和平東路菜市場中。當時無論敵友，幾乎無人對他的清廉有所質疑。陳儀還有一個顯著的人格特質，那就是有強烈的愛國心。1940年6月21日陳儀在自己的筆記中寫道：「矢勤矢勇，一心一德，發揮民族固有的德性，砥礪獻身殉國的精神，念念為救國而犧牲，時時作衛國的準備。」1939年4月，他寫信給妻子，鼓勵女婿從事軍醫工作。他認為女婿應該「不計地位，不論報酬，不問待遇，以極大的忍耐力，為國家民族去服務。這是中國國民，尤其是知識分子千載一時的機會。」他對親人選擇工作的看法，不像一般人著眼於是否對個人或家庭有利，而在是否對國家社會有益。愛國是一個抽象的詞彙，具體的表現就是愛護這個國家的人民。陳儀的愛國也反映在他不是忠於某個國家領導人，而是愛護人民。這導致他後來想與中共談和，「使人民恢復安定的生活」，「江南千百萬百姓免受災難」，結果被政府處死。不過這是後話。綜上所述，可知陳儀非但不是一個貪汙腐敗的官僚，反之，是位廉潔自律、勤奮工作，又充滿了愛國愛民情操的理想主義者。五、人民對政府的不滿是空穴來風嗎？一個社會會發生大規模的動盪，必然表示社會中有相當數量的人，對現狀十分不滿。上文陳述了陳儀操守良好、工作認真，在他領導下的「台灣省長官公署」也是一個效率高，績效佳的機構。但這並不表示人民就都滿於現況。就軍紀不佳而言，當時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就𠄘認：「國軍士兵，因多不受教育，十人之中，識字的不到一人，故素質不好，無可諱言。」即使陳儀本人也坦言：「日本軍人知道軍人需要人民的愛護，所以對人民極有禮貌…在台灣的日軍軍紀也良好，在這種環境下，我們的軍隊到達台灣，雖然我們自己已經認為軍紀比較不算差，但在台灣同胞的心目中，還是覺得不行。」就貪腐情況而言，雖然一些高層官員，如貿易局長于百溪及專賣局長任維鈞，被指控貪汙，經調查後，都還了他們清白，但中國的吏治普遍不佳，無法與日本相比，也是事實。台灣同胞在光復後感到政府官員的表現今不如昔，並不令人意外。在任用台籍人士從事公務方面，長官公署了解此事重要，曾多方設法增加任用，也獲得一定成效。台籍公務人員在日治時代末期，佔總督府所有工作人員的55％。到了228事件發生時，台籍人士佔長官公署人員的比率，已增至74％其中尤以中高層的薦任和簡任數量，更是以10倍，甚至百倍的比例成長。但仍有許多台籍青年，尤其是知識分子，服務桑梓心切，卻因語文、資歴及名額等因素而未得如願。在民生經濟方面，長官公署的許多努力，要加以時日才見功效。一些惠民措施，也未必即時都能被人民了解。反之，由於台灣受大陸經濟波動的影響，雖使用不同幣制及貿易管制政策，仍難完全置之於外。228事件發生前夕，台灣物價上漲情況，雖比大陸要好很多，但台灣民眾感覺到的是生活艱困，心有不滿，也是自然。從以上討論，我們可以了解，台灣光復後長官公署的工作成效與一些民眾的不滿情緒，是可以同時存在的。這些不滿情緒雖然會助長228事件的發生，但非關鍵因素。六、發生228事件的關鍵因素。二戰結束前，中國土地約有一半都被日本佔領。戰爭結束，中國設立了包括台灣在內的15個受降區，由日本手中取回失地。這些地區回歸中國後也經驗了政府軍紀不良、官員貪腐、通貨膨脹、民生艱困等情事，以致有「五子登科」等貶抑詞彙出現，其嚴重性，可能更勝於台灣。但在這些地區，並未發生類似228的大規模動亂。由此可知，台灣發生228事件，必有其特殊的因素，那就是台灣在回歸中國前，被日本統治了長達51年之久。這是中國其他被日本佔領地區所沒有的特殊背景，也是發生228的關鍵因素。台灣歸還中國時，凡是51歲以下的台灣同胞，都出生在日本統治時期。凡60歲以下者，對中國之了解，多相當有限。他們之中，如果有人在國籍認同上，視自己為日本人，乃自然之事。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次年日本政府在台灣首次招募「陸軍特別志願兵」。當時台灣適役男子估計約200萬人。而報名參加志願兵者達42萬5921人。最後400取1，只錄取了1020名。1943年日本再次在台灣招募志願兵1030名，報名者更多達60萬1147人。由此亦反映出當時台灣青年，已普遍視日本為「祖國」，甚至不惜生命要為天皇而戰。自1937年至1945年，台灣有超過20萬名青年曾在日本軍中服役（包括正式日籍軍人以及在軍隊中從事勞務的「軍屬」，其中有3萬多人陣亡）。這些青年，在國家認同上如傾向日本，而非祖先居住的中國，當非意外。二戰後，他們自出生起就效忠的日本政府，驟然離開台灣，取而代之的是「敵國」派來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他們對這個「外來政權」既不了解、又無感情，加上言語及某些生活習慣上的差異，自難產生認同感與效忠心。在此同時，全台十餘家報紙，為吸引讀者，「幾無日不有批評政府，誹謗政府，甚至不依事實，任情謾駡，惡意醜詆。長官公署以言論自由，均置之不理…此等攻擊政府之輿論為其（台胞）從來未所見，初則引為怪事，繼則信為正確，而漸啓輕視政府，不信任政府之心理矣。」在這種氛圍之下，一個緝查販賣私煙而誤傷路人的星星之火，隨即引爆為鉅大的社會動盪。事件發生後，暴徒們普遍毆打，甚至殺害，包括婦孺在內手無寸鐵的外省籍人士。由此可知，他們並非僅僅是對長官公署不滿，而是發洩一種濃烈的「仇中（國）」情緒。暴亂的人數雖然不少，發生的地點也散布全省，但參加者多半是退伍的台籍日本兵、年輕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以及無業人士，且集中在都市中。其他年齡較長以及廣大農村人口與工廠工人，則多未參加。待大陸軍隊於3月8日抵台展開鎮壓後，暴動迅速平息。政府隨即展開為期約兩個月的「清鄉活動」，收回步槍2748支，手槍約200支，手榴彈3萬7027顆，軍刀3578把。可見當時民間武器之氾濫以及軍民武裝衝突之不可避免。整個事件到了1947年5月就完全結束，陳儀也被解職離台。七）結語。台灣海峽兩岸間的關係，自明朝末年起直至今日，都是一個複雜而重要的問題，攸關台灣人民及其子孫的福祉。今後兩岸關係會如何發展，實難逆料。我們研討228事件，希望能從中得取教訓，增加處理兩岸關係的智慧與能力，使台灣有良好的發展環境，人民有安樂幸福的生活，則幸甚矣！（陳兆熙/作者為前新聞局國際處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