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你最喜歡吃的清蒸魚來多吃點你別只給我加呀給媽也加點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媽不喜歡吃魚肉他只喜歡吃魚頭和魚尾咱們給他留點魚頭魚尾就行了嗯對媽不喜歡吃魚肉媽喜歡吃魚頭和魚尾你們多吃點啊媽媽看藍莓媽媽不喜歡⋯⋯

《父愛》（猜你會一口氣看完）據說媽媽懷我的時候，爸爸不同意把我生下來。 37歲，初婚，中年得子，任誰都得喜出望外。可他，偏偏固執得像頭牛，執意不肯要我。若不是姑姑風塵僕僕地趕來，這個世界就不會有我了。姑姑氣急了，罵我爸是傻子。她說得沒錯，我爸的腦子的確不十分靈光。說起來，爸爸也是個可憐人。他是以遺腹子的方式降臨到這個世上的，結果，不到三歲，母親也去世了，是姑姑把他帶大。姐弟倆受盡白眼，艱難生存。後來，姑姑又帶著他出嫁。姑夫嫌棄他是個拖油瓶，從沒給過他好臉色。加上日子過得窮苦，姑夫便經常把生活的怨氣發洩在姑姑身上。他第一次對姑姑動手時，我爸已經19歲了，抄起家裡的凳子就要跟他拼命。最後姑夫被打成重傷，整條左臂失去勞動功能。我爸也因此入獄七年，並落下忘恩負義的名聲。當然，那次姑夫把我爸打得也不輕。本就沉默寡言的他，幾乎不再說話了。爸爸沒有上過學，連百以內的加減法都不會算。但他大腦並沒受傷，頂多歸結為精神受了刺激。後來，爸爸刑滿釋放，無家可歸的他去了一家煤礦做礦工。我媽帶著兩個孩子嫁給我爸時，哥哥7歲，姐姐3歲，我爸35歲。媽媽的前夫因病去世，家裡欠了不少外債。嫁人，是無業的媽媽把兩個孩子養活的唯一方式。我爸這樣的身世，在介紹人眼裡，與媽媽實在是“門當戶對”。一個呆傻且有前科，一個拖兒帶女。而我們用很漫長的後來才得知，當初打動我爸的，不是媽媽的賢惠能幹，而是她帶的那兩個孩子。沒有婚禮，我爸騎著三輪車，拉著他簡陋的行李，從集體宿舍搬到我媽住的房子。當傻大黑粗的他出現在哥哥姐姐面前時，他們嚇得直往媽媽身後躲。我爸從編織袋裡掏出糖塊、蘋果、香蕉、桔子，還有五顏六色的氣球放在桌子上，用期待的眼神看著兩娃。我媽私底下對我姐和我哥說：“看人看眼睛，他那眼神就跟個孩子似的，心地肯定不壞，你們要跟他好好相處。” 家境貧寒，前夫一直多病，我媽經歷了太多人情冷暖，所以，她比誰都會看人。事實證明，這件事無須媽媽叮囑。我爸對姐姐和哥哥比對媽媽還好。煤礦離家很遠，所以他只有周日才回來一次。每次回來，他一定會給哥哥姐姐帶玩具，零食，以及衣服之類。每次走時，他都會在哥哥姐姐的枕頭下，放上幾塊零錢。我媽很快發現了這件事，總是趁他們沒醒就把錢收起來。但我爸還另有招術。他在家附近的小賣部存了一些錢，跟人家說：“給孩子花的，不夠，我還。” 於是，哥哥姐姐成為那條街上，最讓人羨慕的孩子。因為只有他倆，是可以在小賣部裡賒賬的。漸漸地，哥哥姐姐不再害怕我爸。每個週日的黃昏，他們都在巷口等他回來。然後，我爸左手牽著姐姐，右手拉著哥哥往家走。哥哥姐姐的手裡，要么玩具，要么汽水、雪糕，引來滿街小孩的羨慕嫉妒恨。他們的家長則陰陽怪氣地說：“真是個傻子，養別人家的孩子養得那麼開心。” 我爸真心地疼愛著哥哥姐姐。在那個孩子都散養的年代，他卻極盡溺愛，顯得那麼惹眼，那麼格格不入。尤其是結婚兩年後，媽媽懷孕了，他居然不想要自己親生孩子這件事，更加坐實了他是傻子的事實。其實，他更心疼媽媽是高齡產婦。況且，媽媽長年低血壓，醫生說這個年齡這種身體條件，不宜懷孕。他不想媽媽冒險，覺得有我哥我姐就足夠了。那些日子，我媽為此眼淚都哭乾了。但我爸不為所動。剛結婚那兩年，媽媽的想法很自私，找個老實人，幫她把孩子養大。可是，我爸真心實意地愛著兩個孩子，把她感動了。穿越在“傻子幫別人養孩子”的流言裡，媽媽有自己的執念——想給我爸留個後。她曾經覺得自己可憐，可是，嫁給爸爸後，她覺得爸爸才是真正的可憐人。爸爸不愛說話，只有見到哥哥姐姐才眉開眼笑。每個月礦上發工資時，他也全數交給媽媽。他不抽煙不喝酒，對自己十分刻薄。每年隻大方一回，那就是清明去掃墓。媽媽第一次陪爸爸去掃墓時，哭了。因為爸爸在他父母墳前長跪不起，呼喚的卻是“姐，姐……” 媽媽知道，他是想姐姐了。那個把他撫養大，如母如父的姐姐。當年爸爸為了保護姑姑，打傷了姑夫。此後，姑姑迫於姑夫的壓力，跟爸爸斷絕了關係。爸爸曾經去看過姑姑幾次，但她都閉門不見。他給姑姑錢，姑姑又託人送了回來，並讓人捎信：如果不是你，我家男人也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以後，橋歸橋路歸路，別再聯繫了。在“以夫為綱”的姑姑觀念裡，她內心也是怪罪我爸的。那天，爸爸撕心裂肺的“姐”“姐”，把我媽的心哭碎了。她第一次真正體會到我爸內心的痛苦和孤獨。媽媽是個行動派，從此每個月我爸一把工資交給她，她就給姑姑送去一點。女人和女人之間，總是好溝通的。不管怎樣，哪怕是不聯繫，只要能幫到姑姑，這對爸爸也是個結實的安慰。我媽想的很簡單，幫爸爸維護好跟姑姑的關係，再為他生個娃，算是對他孤苦命運的一個交代。可是，我媽無論如何沒想到，爸爸竟然不想要自己的孩子。說到底，他還是腦子缺根弦。只要他認為對的事情，幾乎沒人能改變。決定做流產的前夜，媽媽哭得有氣無力，絕望之中，突然想到了姑姑。於是，她凌晨三點起床去找姑姑，求姑姑出面幫她留下這個張家唯一的血脈。姑姑答應了。多年沒有出現的姑姑來到我們家，她扇了爸爸一個耳光，罵了句“傻子”，撂下“再敢提不要這個孩子，我就真當沒你這個弟弟。” 長姐如母，爸爸自幼被姑姑帶大，一直心存敬畏感激，以及愧疚。這一次，他更加不敢反抗。於是，在姑姑的強勢干預下，這世上才有了我。據我媽說，整個孕期，我爸跟她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你以後要對小燕和建國更好。” 而這，也是他對我媽說得最長的一句話。小燕是我姐，建國是我哥。我同母異父的姐和哥。而我出生後，也真是明白了什麼叫同一個屋簷，不同的爸爸。為了表示對我的不歡迎，他拒絕給我起名字。甚至很少抱我。三個孩子等在巷口，他左手牽著姐姐，右手牽著哥哥。正常爸爸都會把自己親生的、最小的那個舉到脖子上。但我只能扯著姐姐。同樣是進小賣部，他問哥哥要吃啥，叫姐姐隨便拿，輪到我，超過一塊錢就說：回家！哥哥姐姐考得再不好，他都獎勵，而我就算拿回一百分，也被視而不見。那天，媽媽拿著我的成績單發火了。 “你憑什麼這麼偏心？拋開親生後生的不說，起碼的公平應該做到吧。” “他是後來的。” 這就是我爸，我親爸。他話不多，但一句頂死人。這也是他傻子的邏輯——孩子不論親的還是養的，得論先來後到！於是，在我們家形成了奇特的親情生態鏈。我爸喜歡我哥我姐。我哥我姐出於對我的憐憫，疼我。我呢，跟我媽最親近。我媽呢，關鍵時刻，永遠跟我爸是一伙的。我在一次又一次跟我爸交往的失利中，受傷之餘，跟他的感情十分疏離。當然，事實證明，關鍵時刻，還是我哥我姐跟他關係更鐵一些。我7歲那年，家裡發生了一件大事。我爸所在的礦井塌方了。挖掘機挖了五天五夜，失踪5人，找到4具屍體。唯一沒找到的，是我爸。那些天，哥哥姐姐學也不上了，每天和媽媽一起，守在塌方的煤礦，哭得驚天動地。而我被寄託在鄰居家裡。說實話，我心裡並沒有多難過，於我而言，爸爸是可有可無的。五天五夜過後，開挖掘機的師傅累得不行，熄火休息了。我哥我姐跪在地上求人家。見師傅走了，他倆撲到塌方的泥石中，一邊拿手挖，一邊喊“爸爸。” 那哭喊聲把整個礦區都弄哭了。於是，礦工們帶家屬，拿著鍬鎬陪我們全家一起挖。那天晚上，他們居然奇蹟般的找到了我爸，他還活著。三塊架上的鐵板神助般替他擋出一個容身之地。更為驚悚的是，如果挖掘機再前進哪怕半米，鐵抓手下去，那個本就岌岌可危的地方會二次塌方，將我爸活埋。而五天五夜，爸爸是靠兜里的巧克力活下來的。那是他下井前，在礦上超市裡搶購到的進口巧克力。要知道，那時候的煤礦風光無限，礦工擁有強大的消費能力，整個礦區被稱為“小上海”，什麼新鮮玩意都有。像進口巧克力這種我哥我姐沒吃過的東西，爸爸是肯定會買的。他給哥哥姐姐花錢，從來都好像他家裡有礦一樣。倖存的我爸，看到撲將上來的我哥我姐，他幾近渙散的眼神在努力尋找著什麼。直到，鄰居嬸子帶著我連滾帶爬地趕到。他的眼睛定定地，久久地放在我的臉上，很虛弱，但也很堅定。兩滴清淚在他全是煤灰的臉上，衝出兩道清流。他像抗日神劇裡要交黨費的演員那樣，話不能說，但指著上衣口兜。裡面，還有三塊巧克力。有人幫他掏出來。他眼睛依然定定地看著我，用盡他最後的氣力說：“吃……” 那一年，我7歲。人生中第一次被我爸如此正眼相看。但也僅僅是一個眼神，我讀懂了他心中的萬語千言。有些愛，嘴巴閉死了，眼睛卻把它說了出來。那天，看著我把巧克力放在嘴裡，他才疲憊地閉上眼睛。又是兩行深淚。在我的心裡衝出一片澄澈。爸爸倖存了下來。康復後，我媽責備他，都快死了，還不肯把巧克力吃光的傻氣。他卻堅持說，那是他吃剩的，恰巧剩下三塊。但，誰能信。我唯一確信的就是，爸爸心裡有我。當然，還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我爸被我哥我姐用雙手刨回來這件事，感動方圓幾公里，從此“傻子，養別人家孩子”這樣的話消失了。而我，從此也默認了我家的規則。我親爸就是愛我哥我姐多一些，而我哥我姐也比我愛他更多一些。就像哥哥考上大學，後來又遠走北京工作，每一次送別，我爸都淚流滿面。等到姐姐結婚時，跟我們家不過是隔了兩條街，我爸依然傷感了很久，姐姐房間裡的東西，動也不讓動一下。可是，等到我結婚時，他跟我攤牌：“以後，我幫你哥、你姐帶孩子。” 我媽紅著眼睛問他：“非得把話說得這麼傷人嗎？” 他居然回答：“嗯。” 那天，我也有點傷感，就問了一句：“爸，為什麼？” 他說：“你哥你姐……跟我小時候……一個樣。” 憋出這句話，他頭上青筋畢露，整個人眼睛紅得嚇人。我也懂了。他兒時成長有多麼艱難，他就要多麼瘋狂地彌補我哥我姐。這是他基因般強大的執念，我抗爭不了的。生活多年，我慢慢了解，我爸不是傻。他只是一根筋。誰對他好，他就對誰好，他心裡想什麼，他就說什麼。可是，等到哥哥姐姐陸續有了孩子，我爸卻失去了帶孫輩的能力。在他好不容易熬到，可以從礦上退休的第七個年頭，他患上了老年癡呆症。前半生呆傻，後半生失智。老天爺對我爸也真是厚待。爸爸先是經常走丟，後來生活漸漸難以自理，且時常在夜里大喊大叫，擾得四鄰不安。眼看著，媽媽就要被他拖垮了。媽媽患有糖尿病，哥哥遠在北京，姐姐兩個孩子，最大的五歲，而我剛剛成家。我果斷說服媽媽，決定將他送進專業的養老院。在那裡，他會接受專業的護理，而我們，也得生活。媽媽不忍心拖累我們，只是要求養老院離家近一點，這樣她每天可以坐公交車去看他。哥哥姐姐十分不甘，但又能怎樣？唯一能做的，是哥哥回家，開著車把這個城市的養老院跑了個遍，從中選擇了一個看上去不錯，而離家還相對較近的。送爸爸去養老院那天，我們沒讓媽媽一起去，怕她難過。我們陪著爸爸在養老院待了一天，帶他熟悉環境。中午到食堂吃飯，我們四個都是一樣的飯菜，可他，偏偏從自己的餐盤裡，給哥哥姐姐分別夾了一塊肉。在他混沌的記憶裡，時常把姐姐喊成他的姐姐，把我和哥哥弄混。可是，餐桌上，他重新像從前在家裡吃飯那樣，永遠給哥哥姐姐夾菜，視我為空氣。哥哥姐姐瞬間淚目，再沒嚥下一粒米。晚上告別時，更像生離死別。姐姐在回程的車裡號啕大哭，一遍又一遍地說：“爸，我對不起你。”“爸，我太混蛋了。” 坐在副駕駛的哥哥要我停車，他說想自己走回去。車子緩慢開走，我從後視鏡裡看到中年的哥哥不停地拿袖子抹眼睛，然後慢慢蹲下身去。我有點羨慕他們，可以那麼深地愛著爸爸。可我，跟爸爸的感情，真的是無論如何都昇華不到他倆的高度。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知道，瘋狂的我哥我姐居然連夜達成一致，刻不容緩地當夜把爸爸接回了家。果然是瘋爹養瘋娃。我哥說服我嫂子，開始著手在本市找工作，想回來發展。我姐給我爸白天請了保姆，她白天上班，晚上住在家裡照顧我爸。他們說：“其它的都可以等，但照顧爸爸的機會可能不多了。” 我問：“你們都這樣了，要我幹點啥？” 他倆的回答幾乎一致：“拿出你那忽悠死人不償命的本事，去給你嫂子、你姐夫講故事，講咱爸是怎麼對你哥你姐的故事。” “有我們在，照顧咱爸的事還輪不到你。” 你永遠無法想到，我哥我姐會慣我爸到什麼程度。我爸半夜鬧著要去上班，我哥就真的騎著自行車帶他去了曾經的礦區，然後，指著黑著燈的辦公室說：“老張，下班了。” 我爸幾乎天天要去曾經的巷口等他的孩子，他們就不厭其煩地帶他去那條依然還在的小巷，陪他回憶那些回憶了一萬遍的往事。爸爸把姐姐當成他的姐姐，跟姐姐要糖吃，要滾鐵環，要玻璃球，這些姐姐都可以滿足他，而他還時常哭著要他的媽媽，姐姐就得帶他出門去遛彎，直到他把這件事情忘記…… 他們重新變回那個赤手空拳，尋找塌方下爸爸的一雙兒女，試圖抓住那個在精神世界走失的父親。而這一次，沒有奇蹟發生。爸爸患病第二年的那個夏天，突發心衰，進入彌留狀態。全家人守在病床前，他在人群裡尋找著，最後，卻只認得姐姐和我。然後，他拉著姐姐的手，微弱地說：“姐……東昇……東昇……” 東昇是我的名字，我叫張東昇。我們都沒反應過來。他又說了一遍：“姐……東昇。” 我媽哭著幫他翻譯。 “你爸把小燕認成了他姐姐，他這是託付自己的姐姐要照顧好東昇。” 我姐號啕著握著爸爸的手說：“爸，你放心，我們都會照顧好東昇……” 聽完這句話，又一行清淚流過我爸瘦削的面頰。這一次，他真的走了。我們哭著給他穿好衣服，送他去太平間之前，姐姐讓我跟爸爸待一會兒。我握著他冰冷的手，淚如雨下。我告訴他：我從10歲那年就開始懂你。你是愛我的，你怕自己偏心，所以一直在偏心。你是最傻的爸爸，也是最偉大的父親。他一生只明確地愛過我兩次。每一次，都是生離死別，每一次，都刻骨銘心，每一次，我都懂。爸爸一生沒有朋友，只有我們幾個親人。所以他走時，沒有那種形式上的追悼會。只是埋葬了他之後，我們全家人圍坐在一起，回憶爸爸這一生的點點滴滴。媽媽說： “嫁給一個傻子，很幸福，下輩子，我要早一點嫁給他，給他生一堆像你們這樣好的兒女。” 哥說： “小時候，聽別人罵爸爸是傻子，覺得好丟臉，甚至接過他給的吃的，還有偷偷塞在書包裡的零花錢，都覺得自己是一個貪吃的壞小孩。直到那天得知爸爸被埋在井下，自己瘋了一樣往礦上跑時，才知道如果沒有他，那真的是天塌了。 ” 姐姐說： “我很小就知道自己不漂亮，身材也很一般，可是，即便如此，我從來都沒有自卑過。哪怕是上中專時，我長成了一個胖子，社會上一個小混混看我沒人追，而表示跟我談戀愛時，我特別高傲地拒絕了。回頭想想，我憑什麼這麼自信堅強樂觀，因為爸爸，因為他全心全意的疼愛，他在那個年代裡稀有的富養，讓我一直覺得，自己始終是個值得被珍愛的孩子……” 我能說什麼呢？父愛是我的逆旅，我卻因此擁有了待我如珠如玉的哥哥姐姐。我姐至今每次見我，都非得去超市給我買一堆吃的喝的。我跟哥哥家的孩子打電遊被滅，哥哥特別生氣地數落侄兒：“你就不能讓著點小叔嗎？” 這樣一人之下，三人之上的我，還有什麼理由不感恩，不幸福。我爸走了，留給我們一個充滿愛的家。

四　時尚問題東邊日出西邊雨看來，服飾這事，還真不能視同兒戲。往大裡說，它即便不是“治國之綱”，至少也是“治國之方”。往小裡說，它是一個人內心美醜和道德修養的表現，也是對他人的尊重和一種禮儀。也就是說，服飾、禮儀、道德是三位一體的。失儀必失禮，失禮必失德，失德必失國。這樣，一個人，尤其是一個有身份有地位有修養的人，就不能隨隨便便，想穿什麼就穿什麼，想怎麼打扮就怎麼打扮。因此，中國文化在傳統上，是反對和厭惡“奇裝異服”的。在許多中國人眼裡，奇裝異服簡直就是壞人、流氓、色鬼和品性惡劣者的代名詞。改革開放以前，但凡正派人士和良家婦女，只要一見到身著奇裝異服者，就像見到了麻風病人，避之惟恐不及。這種厭惡和反感，在歷史上甚至曾經導致謀殺案的發生。比如鄭文公之殺子臧就是。事後有人評論說：“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一件奇裝異服，竟招來殺身之禍，而輿論還認為是理所當然，可見穿衣戴帽，還真不能隨人所好。穿著奇裝異服要遭人非議、厭惡，甚至嫉恨，穿著過時的服飾，用過時的方式裝飾自己，則會遭人笑話。白居易詩雲：“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原來，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流行胡服，女裝多“襟袖窄小”。到了唐憲宗元和年間，早已流行“大髻寬衣”，袖寬往往超過四尺。至於畫眉，也由時興細而長的“蛾眉”，改為時興闊而短的“廣眉”了。其實，蛾眉原本是極美的。杜甫詩雲：“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金門，卻嫌脂粉涴（Wò）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就是說楊貴妃的姐姐虢國夫人自恃天生麗質光彩奪人，朝見皇上也不施粉黛，卻仍要“淡掃蛾眉”，可見蛾眉之美。然而，曾幾何時，“青黛點眉眉細長”竟成為“外人不見見應笑”的過時裝飾了。可見“時髦”也是極重要的。朱慶餘詩雲：“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既痛恨奇裝異服，又害怕過時落伍，這可真是“東邊日出西邊雨”，有點讓人摸不著頭腦，也和飲食的表現大相徑庭。說來也是有趣，飲食和服飾雖然都為中國文化所看重，實際情況卻似乎不大一樣。飲食比較保守，服飾則比較新潮。飲食的變化可以說是最小最慢的。古人用筷子，今人也用筷子；古人吃米飯饅頭，今人也吃米飯饅頭；五千年前吃火鍋，現在依然吃火鍋。無論食品原料、烹調方法、進餐方式、習慣口味，都基本保持“中國特色”，難得一變。當然，要說一點沒變，也不是事實。不過，即便最愛吃麥當勞、肯德基的孩子，也不是天天都吃。如果天天吃，還愛不愛，就很難說；長大了，還愛不愛，也很難說。再說，不吃西餐和洋速食的，畢竟還是大多數。所以，仍有人認為，在西方文化不斷傳入，世界文化趨向認同的未來，飲食，可能是“中國特色”的最後一塊陣地。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金門，卻嫌脂粉涴顏色，淡掃娥眉朝至尊。（選自《新增百美圖說》，邱壽喦作，光緒十三年蘇州石印本。）服飾的情況就不大一樣了。如果說飲食是一位因循守舊的老先生，那麼，服飾便像一個追新逐奇的小姑娘。中國的服飾，曾屢經變化。說得遠一點，有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說得近一點，則有辛亥以來的“逐年西化”。今日之服裝，不要說與千百年前大相異趣，便是與十多年前也大不相同。但不管怎樣時尚化，總歸是和國際接軌而不是和傳統接軌。傳統的服飾，大概只剩下了博物館的意義。城市裡已很難見到中山裝，農村裡小夥子的白羊肚手巾和姑娘的大辮子，也不大容易看見了。事實上，咱們這個最最痛恨奇裝異服的國度，恰恰也是最最愛趕“時髦”的地方。許多外國名牌在中國的暢銷，就連外商也感到奇怪。他們無法理解，一個中國人竟會用數月的工資去換一塊體面的包裝布，“十六歲的花季”們也能瀟灑地走進時裝專賣店，用父母的血汗錢換取時髦。看來，我們確有必要討論一下與服飾有關的時尚問題。時髦之謎一般地說，所謂“時髦”，總是新奇玩藝。趕時髦就不會反對奇裝異服，痛恨奇裝異服就不會趕時髦。中國人又反對奇裝異服，又愛趕時髦，豈非莫名其妙？說怪也不怪，原因就在於中國文化的思想內核是群體意識。依照群體意識，每個人都是群體的一員，每個人的生存都要以群體的存在為依據，每個人的價值也要以群體的判斷為標準。換句話說，每個人的尊卑、貴賤、優劣、是非、善惡、美醜，都歸群體和他人說了算。更何況，服飾這東西，原本就是穿來給人看的。如果沒人看，穿得再漂亮也沒有意思。陸遊詩雲：“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花兒尚且不能無人觀賞，況美貌盛裝之人乎？所以愛美的女子一旦無人觀賞，也就無心梳妝。這就叫“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既然穿衣打扮，原為讓人觀看，則每個人的服飾，便必須依照物件而確定，不能隨心所欲，別出心裁。完全不假修飾，固然粗野鄙俗，讓人“看不起”；過於講究修飾，又未免虛偽做作，讓人“信不過”。所以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什麼是“彬彬”？彬彬，就是“相半之貌”。文質彬彬，就是既文雅又樸質，既有修養又不失本色，這樣才是真正的君子。正人君子既然必須“文質彬彬”，當然也就不能“奇裝異服”。奇就是“不正”，異就是“不常”。不正常，也就“不正經”。不正經，不是“歪”，就是“邪”。奇裝異服既然是“邪門歪道”，正人君子當然穿不得。那麼，其他人呢？更穿不得。因為其他人似乎更沒有資格搞特殊。什麼是奇？什麼是異？奇就是“少見”，異就是“不同”。“少見”便難免“多怪”，“不同”則異於“凡響”。如果是老外，自然“稀罕少見”；如果是皇上，自然“與眾不同”。所以，老外和皇上的服飾雖然和咱們不一樣，卻不叫“奇裝異服”。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就不行了。要啥沒啥的，有什麼資格自行其是、與眾不同？沒有。既然沒有，那你就規矩點。實際上，奇裝異服之所以遭人物議，表面上看是因為不合“禮”，實質上則是因為不合“群”。想想看吧：大家都穿這樣的衣服，你卻偏要穿那樣的衣服，這不是存心要和大家過不去嗎？不是存心要讓大家瞧不順眼嗎？不是公然不把大夥放在眼裡嗎？不是太狂妄、太自大、太目中無人、太自以為是了嗎？難道別人都不愛美就你懂行？——厭惡、反對、痛恨奇裝異服者，大多是這種心理。不能說這種心理毫無道理。道理也很簡單：既然服飾是對他人的尊重，那麼，穿著“奇裝異服”，當然也就要被視為對他人的蔑視。並且不僅僅是對某一個人的蔑視，而是對公眾、對群體的蔑視，這就理所當然地會引起“公憤”。至於穿著過時服裝，用過時的方式裝飾自己，情況則又不同。表面上看，這也是“不合群”。但這種不合群，並不是故意和大家作對，更不是看不起群眾，反倒會被群眾看不起，當然也不會引起反感、憎恨和敵意。趕時髦的情況又要複雜一點。中國人愛趕時髦嗎？愛的。中國人承認自己愛趕時髦嗎？不承認。所謂“時髦”，即“流行於時者”。沒有一定的人數，就稱不上“流行”。所以，時髦也是一種群體行為，與奇裝異服不同。奇裝異服是“標新立異”，故意“與眾不同”；趕時髦則是“隨波逐流”，生怕“落伍掉隊”。二者之間，有著本質的差別。事實上，中國人反對奇裝異服，並非反對“時髦”，而是反對“獨異”。“獨異”是一個人和大傢夥兒鬧彆扭，所以會成為眾矢之的；“趕時髦”則是大家一窩蜂地去做同一件事，當然不會犯眾怒。其實，趕時髦的人都有一種“合群性”。他們眼見得群體前進了，生怕跟不上，這才去趕。因此不是“不合群”，毋寧說是“合群之心太切”，過於猴急而顯得可笑，不夠穩重而被人鄙夷。可見，趕時髦即便有什麼“不是”，其錯誤也不在“時髦”，而在於“趕”。因為依照群體意識，要時髦，也得大家一起時髦，你一個人匆匆忙忙地趕什麼呢？然而，時髦這玩意，不趕又是不行的。不趕，就會過時。一旦過時，再趕上去，不但討不到什麼便宜，反倒更加可笑。同樣，太趕，也是不行的。因為是時髦，就不會是“老一套”，總是新鮮玩意，也就多少有些風險。如果還沒弄清它是否會流行於時，就匆匆忙忙趕了上去，結果無人響應，豈非成了奇裝異服，或奇裝異服的跟屁蟲？這就不能不預留後路。辦法則是宣佈自己不趕時髦，甚或視趕時髦為可鄙。結果，趕時髦就成了一個貶義詞，專一用於那些追新逐奇趕潮流跟浪頭，手忙腳亂變來變去的人。其實，中國人哪有不趕時髦的。想當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一夜之間，全國到處都是黃軍裝、紅袖章，那可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時髦。超前有風險，落伍遭恥笑，因此，中國人處理時尚問題，就有兩條原則，也是兩條古訓，一條叫“變通以趨時”，一條叫“不為天下先”。“變通以趨時”與“不為天下先” 先說“變通以趨時”。中國人喜歡變嗎？不好說。一方面，中國人最不喜歡變，最好是“天不變，道亦不變”，大家墨守成規，照葫蘆畫瓢，便天下太平。因此有“以不變應萬變”甚至“萬變不離其宗”的說法。另方面，中國人又最善變。而且，有時變化之快，彎子轉得之大，連自己都會嚇一跳。比如，剛剛還罵過革命黨的，一轉眼辮子就盤到頭頂上去了；前不久還自稱“大老粗”並以“大老粗”為榮的，一轉眼，就有了“大專以上學歷”和“高級職稱”。總之，當真要變，也可以變，而且說變就變，又哪有什麼“祖宗成法不可變”！這就叫“變通以趨時”。也就是說，時代變了，服飾及其他方面，也要跟著變，否則就是“不合時宜”。不合時宜便會落伍。嚴重一點的，則會丟了身家性命。因為“時變”常常因於“政變”，“易服”往往意味著“易主”。大家都跟著去朝拜新皇帝、當新國民了，你自家一個人還穿著舊時冠服，便難免被視為“敵對分子”。要不然，大小也就是換件衣服變個髮式的事情，為什麼不跟著做？即便不是對抗，至少也是心裡面鬧彆扭，背地裡犯嘀咕。這就不討人喜歡，也“吃不開”。所以中國又有一句古訓，叫“識時務者為俊傑”。就是說，時勢變了，風頭變了，大家都跟著變了，你也要儘快變過去，否則就會“背時”。背時就是倒楣，趨時才有甜頭。關鍵要看什麼東西“行時”。“行於時”才“行得通”。行得通的事不做，偏去做行不通的事，豈非犯傻？所以不變不行。尤其是服飾，就更得跟著變。你想，行頭行頭，如果不“行”（行時），還能叫“行頭”麼？何況要變也不難。反正首先要變的，都不過是表面的東西，如服飾之類。骨子裡的東西，亦不妨依然故我。所謂“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就是這個意思。換句話說，“改頭換面”不等於“脫胎換骨”，“煥然一新”並不妨礙“我心依舊”的。但是表面文章，卻也不可不做。因為跟不跟，是“態度”問題；跟不跟得上，是“水準”問題。水準不高，無可指責；態度不對，便要整肅。所以時勢變了，人們也會跟著變，至少在口頭上和表面上是如此。只要口頭上和表面上變了，就不會有人追究。便是有人想追究，也無從下手。因此一到時勢大變，想頂也頂不住的時候，中國人也會敷衍敷衍。叫掛龍旗就掛龍旗，叫掛五色旗就掛五色旗，叫掛青天白日旗就掛青天白日旗，甚至叫掛膏藥旗就掛膏藥旗。這也是中國人的生存之道：隨機應變，曲線救國，先存活下來再說。當然也有真變的。近一百年中國的變化就很大，近二十年又為最。顯然，中國人並不一味地反對“變”，更不反對“趨時”，反對的只是某個個人的“超前”和“出頭”。“出頭的椽子先爛”，“槍打出頭鳥”，“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歷史上那些帶頭搞改革的，幾乎都沒有什麼好下場。商鞅是被車裂了的。王安石雖然沒有被車裂，名聲卻一直不好。再說帶頭也沒什麼好處。第一個吃螃蟹的雖然在理論上是英雄，可又有誰記得他是張三李四？因此又有第二條原則，叫做“不為天下先”。所謂“不為天下先”，不但是“不為戎首”“不為禍始”，而且也“不為福先”。也就是什麼事都不要走在前面。壞事固然不能帶頭幹，好處也不能得在前面，因為那會遭人嫉妒。一兩個人嫉妒問題還不大，如遭眾人嫉妒，那就要倒楣了。最好是“隨大流”。既不用擔風險，又不用費腦筋。就算錯了也沒關係，反正“首惡必辦”，“脅從”則可以“不問”。沖在最前面的人犧牲倒下之後，勝利的果實豈非正由中下游者享用？這正是群體意識的體現。在一種“群體至上”的文化中，個人總是渺小的，群體才是偉大的。群體強，個人弱；群體力量大，個人能耐小；群體代表著正確方面，個人則難免要犯錯誤。所以，一個人，只有融入群體才“吃得開”，被稱為“分子”的則往往“吃不開”，比如“地主分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因此有人戲言，說中國知識份子之所以又“窮”又“臭”，就在於不幸而為“分子”之故。總之，變也好，不變也好，快變也好，慢變也好，都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是既要“隨機應變”，又要“隨波逐流”。反正只要“合群”，就不會有什麼錯誤。如果居然“敢為天下先”，成了“分子”，那麻煩可就大了。從上與從眾的確，“合群”才是最重要的。什麼是“群”？“獸三為群，人三為眾”。獸為群（如羊群），人為眾（如民眾），合起來就叫“群眾”，也就是像羊一樣跟著“牧羊人”（君）、跟著大家一起走的“人眾”。於是，中國人的變通趨時，又有兩條原則，一是“從上”，二是“從眾”，——一個人跟著另一個人，最後變成三個人。其實，時髦幾乎從來就是“從上”的。“上有所好，下必從焉”，歷來如此。“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吳王好劍術，國人多傷疤”，審美風尚的形成往往源於上流社會的好惡與宣導。“一叢高鬢綠雲光，宮樣輕輕淡淡黃，為看九天公主貴，外邊爭學內家裝。”（王涯《宮詞》）宮廷、豪門、都市，從來就是形成時尚、領導潮流的“頭羊”。這是有例的。比如“長冠”（又叫“齋冠”），是一種竹皮冠，相傳是劉邦發跡之前發明的，所以又叫“劉氏冠”。劉邦發跡之前，不過是個混混。雖然謀了個“泗水亭長”的差事，也不過是個試用的吏員。他頭頂上的那個竹皮冠，又能怎麼樣？只因為它是高祖早年所造，後來竟被定為官員的祭服，而且爵非公乘以上，還沒資格戴。又比如“花鈿”（又稱“額黃”），是一種兩眉之間的裝飾。它的緣起，據說是南北朝時，南朝宋武帝之女壽陽公主一日仰臥簷下，一朵梅花正好落在額上眉間，染成顏色，拂之不去。宮女們見之奇異美觀，便競相效仿，蔚為風氣。李商隱《蝶》詩雲：“壽陽公主嫁時妝，八字宮眉捧額黃”，說的就是它。最可笑的是“點痣”，原本是天子後宮嬪妃，月事來臨時，不便奉承龍恩，又不便言說，便以朱砂點面為標記，傳到宮外，竟也成為一種裝飾了。顯然，“從上”就是“崇上”，而“崇上”也就是“崇尚”。一個社會崇尚什麼不崇尚什麼，誰說了算？難道是老百姓不成？當然是“上面”說一不二。何況“跟著上面走”，大家也心甘情願。下層社會對上流社會總是盲目崇拜的，再說也“保險”。因為一方面，懲罰總是“自上而下”的；另方面，也“刑不上大夫”。這樣，從上，就可以避免承擔始作俑者的風險，即便錯了，也不會被視為奇裝異服而受到追究。更何況，在中國古代社會，無論飲食起居、服飾裝扮，宮廷較之民間，都市較之鄉村，上層較之下層，總是更豪華、更排場、更精美、更先進。跟著上面走，就既保險，又可“得風氣之先”，何樂而不為呢？南朝宋武帝之女壽陽公主，一日臥於殿簷下，一朵梅花正好落在額上眉間，拂之不去，竟形成一種眉間裝飾——額黃（花鈿）。（選自《新增百美圖說》，邱壽喦作，光緒十三年蘇州石印本。）“從眾”的心理也如此。中國人做事，對錯先不論，只要是“大家”都這樣做了，便先有了三分“合理因素”和“保險係數”。即便果真錯了，也毋庸憂慮會受懲罰。因為“法不治眾”，懲罰總是針對少數人的。要打擊和能打擊的，只是“極少數”、“極個別”膽敢出頭的“分子”。至於“群眾”，則只是教育問題，頂多問個“盲從”之罪。但“盲從”其實是無罪的。因為既然是“盲”，當然也就“看不清”。看不清就不知道，不知者不為罪。何況看不清的，又不止一個兩個，可見不容易看清。是非本不易看清，咱們又有點盲目，哪能不犯錯誤呢？話說到這份上，你就是想追究，也追究不下去了。中國人喜歡“從眾”，還因為依照群體意識，每個人的價值都要由群體來確證。這樣一來，群體和他人，便成了鑒定衡量自己言行是非對錯的標準。群體和他人可以做的，自己也可以這樣做；群體和他人都不做的，我們自己就做不得。比如阿Q欺負小尼姑，明明是“非禮”，阿Q也要強詞奪理地說：“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其實和尚何曾摸過？又有誰說和尚摸得？沒有。可見是胡說。但阿Q卻非得假定和尚摸過摸得不可。因為只有如此假設，他的非禮才是“從眾”，也才合理合法，心安理得。既然說話辦事，都是跟著別人跑，用別人的眼睛看事物，用別人的腦袋想問題，按照別人做過的做事情，則一旦犯了錯誤，亦往往不假思索地便把責任都推到別人的身上，諉過或遷怒於別人。比如阿Q，捉不到可以咬得很響的大蝨子，便遷怒于王胡；挨了王胡的打，又遷怒于假洋鬼子；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則又遷怒于小尼姑，並把所有的賬，都算到最後才見到的小尼姑身上：“我不知道我今天為什麼這樣晦氣，原來就因為見到了你！”可惜阿Q早生了幾年，又沒有文化，否則他的“調戲”吳媽，完全可以委過於讀了當代某作家的書。然而阿Q也不幸，只好怪小尼姑的臉上，不該“有一點滑膩的東西”了。這當然很便當，也很省心，只可惜也不會有什麼長進。因為把責任都推到別人那裡去了，沒自己什麼事，自然也用不著反省，用不著改進。一個不知反省的人，對別人也不會有真正深刻的理解；而一個對自己都不負責的人，又怎麼談得上對國家民族負責？如果只是某一兩個人這樣，倒也罷了。倘若全民族每個人都如阿Q，則其前途也就十分堪憂。“一窩蜂”與“一刀切” 問題還不止於此。就說阿Q。阿Q的欺負小尼姑，究竟是一時衝動呢，還是預謀已久呢？我們知道，阿Q是個內心沒有成算的人。要說他早就在策劃這樣一個“非禮事件”，顯然不是事實。但要說他從來沒有想過，也不是事實。阿Q有一個“理論”：凡寡婦，都想偷漢；凡尼姑，均與和尚“吊膀子”。如此，則所有的尼姑，便都曾經被和尚摸過。這就使他憤憤不平：和尚摸了，我阿Q沒有摸，豈不是吃虧？那就一定要摸他一次！顯然，所謂“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其實還有一層意思沒有說出來，那就是：“和尚摸了，我也要摸”。換一種更帶普遍性的說法，則是：“別人有的，我也要有。”這種心理，就叫“攀比”。中國人喜歡攀比。你穿名牌，我也要穿名牌；你戴首飾，我也要戴首飾；你分房子，我也要分房子；你評職稱，我也要評職稱。反正得“大家一樣，人人有份”。這似乎也很合理。因為依照群體意識，我們原本就是從眾從上，跟著別人走的。既然別人沒有的我們也不能有，別人沒幹的我們也不能幹，那麼，別人幹了，我們為什麼不能幹？別人有了，我們為什麼不能有？於是，就有了“一窩蜂”和“一刀切”。魯迅先生早就描述過中國人的“一窩蜂”：一個人在街上吐了口口水，並蹲下來看，立即就會圍上一大堆人。這時，如果看客中有一個人發一聲喊，拔腿就跑，那麼，大家也就會跟著一哄而散，真不知“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中國人的這種“一窩蜂”，真是隨處可見，隨時可見。就拿鍛煉身體來說，喝紅茶菌便都喝紅茶菌，打雞血針便都打雞血針，做甩手操便都做甩手操。最近聽說又有人推出“喝尿療法”，不知能蔚然成風否？當然，身體畢竟是自己的。拿自己的身體去做“一窩蜂”的實驗品，那也最多是“咎由自取”。倘若連國是也如此操作，比如一窩蜂地去大辦鋼鐵，或一窩蜂地去抓走資派，便難免弄得國無寧日。建國後的許多運動，儘管事後證明並不正確，當時卻能毫不困難地發動起來，原因之一，便不能不部分地歸結為這一民族心理。中國人為什麼會“一窩蜂”？非他，群體意識而已。依照群體意識，凡屬群體的，也一定是正確的，誰願意犯錯誤呢？凡屬群體的，也一定是保險的，誰又願意擔風險呢？就算錯了，犯錯誤的又不是我一個人，吃虧的又不光是我自己，怕什麼！反倒是，如果大家都進步了，都沾了光，占了便宜，就我一個人落伍吃虧，那才叫慘呐！更何況，中國人早就把腦袋，把思考選擇的權利和相應的責任都交給了群體交給了他人，只怕是連想都不會想，就跟著跑了。當然也就會“一窩蜂”。與“一窩蜂”相配套的作業系統叫“一刀切”。所謂“一刀切”，就是對一應問題，各色人等，均不問高矮胖瘦、青紅皂白，一律按同一標準處理。比如，一到六十歲，不論身體好壞，能力高低，工作是否需要，都統統退休。不到年齡而自願退休者，則一律不准其退。這顯然是“一窩蜂”的翻版。但“一窩蜂”是群眾的事，“一刀切”則是領導的事。群眾沉在基層，難免是非不清；領導高屋建瓴，難道也不明事理？不是不明，而是太明，——不“一刀切”，就會“擺不平”。你讓張三退休李四不退，張三不會有意見？你讓王五晉升趙六不升，趙六不會鬧情緒？沒法子，只好“一刀切”。所以儘管誰都明白“一刀切”並不合理，但不管誰當了領導，也都只能如此辦理。其實，即便“一刀切”，有時也不靈的。因為攀比攀比，除了“攀”，還有“比”。既然是比，就要比個高低，比個優劣，比個勝負，比個水落石出。於是，你蓋三星飯店，我就蓋五星的；你分了三房一廳，我就要四房兩廳。可見，攀比並非就是“人人有份，大家一樣”，骨子裡還是“出人頭地，高人一等”。這樣，從眾，也就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跟著”別人走，另方面則是一心要“比過”別人。因為“跟不上”固然沒面子，“比不過”也同樣沒面子。所以非攀比不可。這就牽涉到“面子”了。事實上，服飾禮儀也好，攀比心理也好，都關乎面子，而面子，則是每個中國人都不能沒有的東西。那麼，面子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