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欣｜《智慧湧現：不完備的對稱》這篇評論是正確的嗎？

《台灣的勝算》是一本「必須要讀」的書這本書是李喜明將軍所寫，是一冊討論台灣軍事戰略佈局的書。「勝算」二字的假想背景，是指中共武力犯台所掀起的兩岸戰爭。此書討論的面向非常廣，涵蓋武器選擇、戰略思考、美中軍力、中國情勢、後備體系、資訊網路、國軍現況等。李將軍曾任參謀總長、國防部次長、海軍艦長，軍事學經歷完整，就知識體系而言，絕對有資格寫這本書。但是，過去幾十年做過軍種司令、參謀總長的人不少，這些人閲歷不見得比李將軍少，然而卻沒有人出版過類似專書，我認這多少與軍方文化有關。軍隊比其他行業要求更嚴格的服從；幾十年軍旅生涯，有嚴謹紀律的加分，也有「因為習慣服從而難以跳脫框架」的減分。學術研究最重視創新，幾乎是鼓勵「不要受傳統拘束」，在這樣的環境下研究創新非常自然，與服從命令的軍事文化恰成對比。一般而言，在「服從命令」的傳統下要提出突破框架的戰略思考，當然更不容易。這是李總長專書難能可貴的貢獻。國外能夠有這種功力的人也不多，德國隆美爾、英國蒙哥馬利，都是例外。李總長在書中強力推銷的概念，是「不對稱作戰」。他的推理，我逐點剖析如下。1）中國相對於台灣，軍力有絕對優勢，對岸的國防預算是我們的廿幾倍，台灣是弱的一方。2）以弱對強，絕對不能硬碰硬，也不應受坦克、大炮、飛機、巨艦等傳統大武器作戰概念的拘束。3）中國若對台灣動武，第一時間一定是大規模飛彈攻擊，摧毀我們的機場、通信、雷達、道路等。一旦這些設施被毀，則需要使用這些設施的大武器（例如戰鬥機需要平整跑道起飛），就有如殘廢，難以施展。4）準此，不對稱作戰的邏輯是：台灣傳統的作戰戰略與佈建，不足以因應具備優勢軍力的共軍；台灣應該建構數量龐大（因為價格便宜，所以可以大量）、機動靈活（得以避免共軍初始的大規模空對地攻擊）、有攻擊精準度（例如可攜式或移動式飛彈）的武器，大戰車、貴戰機、巨戰艦等傳統武器以及搭配這些武器的作戰演訓，優先順序應該挪後。不對稱作戰思維不只改變武器選擇，也會影響後勤支援、兵役訓練、國土防衛等其他佈建。例如，可攜式飛彈等武器一定是分散機動的，因此它的操作系統也一定是分散的，如此才能讓敵人處處提心吊膽。但若要做到這樣，則整個指揮系統、飛彈操作、敵我標的辨識、通訊聯絡等，都要全面調整、扁平化，且平時就要熟悉演練。這背後所涉及的，幾乎是所有備戰環節的重大扭轉。此外，萬一共軍已經成功登陸，不對稱的國土防衛就要執行令共軍防不勝防的騷擾性攻擊。這樣的縱深防禦，才能讓正規軍有如芒刺在背，難以執行有效佔領。不對稱作戰的構想有一部分源自「敵我強弱懸殊」的自然推理，但也有些取自烏克蘭—俄羅斯戰爭的實際觀察。烏克蘭以小飛彈重創大坦克、以移動式武器擊沈軍艦、以低軌衛星支撐網路通訊、以街頭頑抗拖垮俄羅斯軍隊，正是不對稱作戰的典範，台灣應該學習。總之，這是一本內容完整的好書，我學到非常多知識。以下的評論不是批評，而是屬於補充性的，逐點分述之。 1）我不建議用「解放軍」描述中國共產黨的軍隊。「解放軍」是老共自己取的美化名詞，好像是要「解放」受壓迫的人民，其實是放狗屁。共產黨軍隊打中國內戰，是為了建立獨裁政權，然後是大躍進、大饑荒、文革、天安門，軍隊的配糧絕對優先於人民，飢荒時期平民百姓死亡幾千萬；這掛軍隊「解放」過誰？中國軍隊入侵越南、介入韓戰、鎮壓學運，都與人民福祉非常遙遠，他們數十年以來究竟「解放」過誰？我認為中華民國政府應該正名，稱呼他們「天安門屠民軍」也許太provocative，但是叫他們「共軍」，總可以吧？解放二字根本是放屁，我們沒有必要配合對岸的統戰詞彙。 2）不對稱作戰涉及的層面既廣，那麼在推動執行上，就一定有輕重緩急的次序。李總長陳述了好幾十個改革面向，但是如果我們估算 2027 年中共可能犯台，要把這幾十個面向分一年、兩年、三年、四年逐步佈建，那麼次序是什麼？為什麼是這個次序？又如果加入國防預算的考量，這個次序該怎麼調整？如果幾十個改革面向不列優先次序，整個問題就容易變一團漿糊。好主意不知道該怎麼做，就可惜了。 3）李總長的不對稱作戰構想，是完全基於「防衛固守」出發點而思考的。這個「防衛固守」原則我基本同意，但是也許有一點修正。李將軍論述的出發點是：共軍一開始一定先對台灣執行大規模、破壞基礎設施的飛彈攻擊。共軍犯台的「勝利」，就只有一種情況：有效佔領。但是要有效佔領，基於大規模空降作戰失敗機率太高（因為空降之前易受飛彈攻擊、空降之後易受地面圍剿），最有可能的就是海岸登陸：先在福建、廣東沿海，集結幾百艘運載船，準備運送大量兵員、武器、補給登陸。這樣的大規模集結，我們的衛星情報絕對知道。這個時候，既知登陸在即，我軍可否在週知盟友後，在對岸發射飛彈摧毀我方基礎設施前，先用大量無人機載彈，對這些運載船艇做先發攻擊？我當然了解，這樣做可能會招致對岸報復，但摧毀運載船是阻絕登陸最有效的「防衛」。只要幾個月內因為運載船艇被毀而沒有登陸可能，台灣的戰略形勢就大不相同，台灣本土得以維續生機。我國空軍巡弋的作戰準則是：不主動開火，這我可以了解。但是「敵方明顯準備登陸台灣」與「空中面對敵機」是不同的情況；與其眼睜睜看著對方拿刀準備動手，我們還要等到「刀砍下來」再執行不對稱防禦，似乎僵硬了些。孫子兵法應該不會僵硬的。我沒有把握自己一定對，但是這絕對值得評估。 4）既然不對稱作戰是一個株連廣大的戰略改變計劃，溝通與說服就是少不了的。李總長書中似乎寄望用軍中由上而下的命令系統推動，我認為可能太樂觀了。以大家耳熟能詳的「教育改革」為例，那份「教育改革諮議報告書」的內容如何、背書委員有哪些、行政院長有沒有核定，都沒有那麼重要。若是在執行階段沒有想清楚步驟、沒有盯緊流程，則教改方案都只是紙上談兵。李將軍對於「不對稱作戰」執行不力頗多感慨，但是我倒不感到意外。以前一位教授朋友 2000 年任經建會主委，太太原是經建會文官，先生建議太太調到別的機關，避免同一機關內命令執行瓜葛。主委太太的回答更有智慧：你以為你主委會做很久嗎？我想國軍的情況也是一樣：常任文官的韌性比政務官強。如果沒有「說服」的過程，常任文官虛以委蛇，任何重大改革注定會陣亡；因為政務官短命，人去政息。 5）李總長對於不對稱作戰的構思完整，愛深責切，這我可以理解。但是改革過程中有兩個「既有」，一定需要先處理。一個是 vested status，另一個是 vested ideas. 假如我是 F16 飛行員，一輩子的訓練都是操練戰技、24小時待命準備迎敵，一心一意要保國衛民。今天突然有人告訴我：真正對戰，一開始跑道就被炸毀了，你那架 F16 大飛機沒什麼路用啦！這不是完全否定我革命軍人的價值嗎？那我要移轉到什麼地方才有用呢？同理，裝甲部隊被告知「戰車沒有反戰車飛彈重要」，幾乎也是對「既有」戰鬥訓練的重大衝擊。對於「既有」，我認為最理想的方法是疏解，而非取代。如果一定要執行取代，恐怕得迂回而行。總體經濟學鼻祖凱因斯在歐美經濟大恐慌期間要推動嶄新的經濟政策，其做法值得參考。 6）李總長認為避戰是上策，我完全同意。在操作面，他認為要區隔十三億中國人民與數千萬中國共產黨員，這我也同意。但是要怎麼區隔？他甚少演申。我認為，十三億中國人的共同凝聚，是民族主義。要疏解十三億人民族主義的糾結，才能有效區隔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這個部分攸關避戰之成敗，值得進一步論述。台灣在歷史上經歷過許多不同文化的 input: 原住民、漢人移民、葡萄牙人、荷蘭人、日本人、新住民等，都扮演一些角色。但整體而言，台灣在血緣、文化上，與中國的淵源連結確實比較大。然而這血緣、文化的連結，與政治隸屬完全無關。更何況，台灣的民主實踐已經頗為成熟，絕對不會接受中共的極權統治。在民主成熟的台灣，我們不需要外力「解放」，更不需要被「再教育」。因此，台灣拒絕對岸的武力入侵，這是政治體制上的尊嚴自主、這是民主體制的斷然抉擇，但不表示這是血緣文化上的一刀兩斷。也許從這裡切入，可以將共產黨的武力企圖與十三億中國人民族情感之間的區別，說得更淸楚，庶幾對於「避戰」有些幫助。 7）因為我們的國家處境特殊，國軍經常期待被告知「為誰而戰、為何而戰」。李總長書中強調台灣「團結」的重要性，我認為這個部分若能講得更淸楚，也有助於提升軍事戰力。中華民國國軍效忠的是我們的憲法，以及我國憲法所刻劃的民主制度。一旦中國武力入侵佔領，我們的民主制度、種種自由（言論、思想、集會、講學、遷徙、選舉、契約、宗教等）、生活方式，全都灰飛煙滅。台灣任何人都可以有不同的「統/獨」論述，但是任何人的論述卻都不重要；唯有透過憲政機制決定的國家走向，才是民主的共同抉擇。中華民國國軍以生命捍衛台灣，為的就是捍衛我們的自由、民主、憲政、法治。為誰為何而戰？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8）最後也要說一下「不對稱作戰」觀念的侷限。像中國最近對台灣執行的戰機騷擾、封鎖、演習等，都不能算是戰爭，只是「灰色」入侵。對於灰色入侵，我們很難執行「用飛彈將對方過中線戰機擊落」的戰術回應。這個時候，「機動、靈活、準確的小傢伙」難以派上用場。台灣唯一能做的，反而要靠戰鬥機這種「大傢伙」，與來犯敵如糾纏。由此我們發現，「不對稱作戰」所假想的情況不是唯一的情況。於是，「大傢伙無用論」也就不完全正確。這個時候要如何調整戰略佈局，又是另一個課題了。朱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