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3位小朋友接力跳繩好厲害喔、時間內合作成功、成為台灣之光、請看吧？【合作的精神】【台灣之光】

《台灣半導體產業強勢崛起的背後》眾所周知，半導體是現代科學技術的巔峰，支撐起現代科技、國防、民生等方方面面，是一個國家科技、工業、國防實力的後盾和基石。從1987年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也即耳熟能詳的台積電）創立至今，30年的時間里，台灣半導體產業從落後中國，到超越日本、歐盟、韓國，與美國並駕齊驅，短短30年，半導體產業在台灣生根並茁壯成長，最終領導全球科技產業發展，譜寫了一部台灣經濟轉型史。這一切僅僅是技術的轉移那麼簡單？為什麼與美國關係更密切的日本、韓國、歐盟反而被台灣甩開，是美國獨厚台灣，願將獨門技術只給台灣嗎？顯然，過去中國媒體將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簡單的歸結於技術引進，設備引進，只是一種宣傳的說辭，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為何會反超中國，原因究竟在哪裡？本文將從歷史和研發現狀進行介紹和分析。一、從落後到領先： 1957年，北京電子管廠通過還原氧化鍺，拉出了鍺單晶。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和二機部十局第十一所開發鍺晶體管。當年，中國相繼研制出鍺點接觸二極管和三極管（即晶體管）。而此時的台灣在微電子技術和半導體技術領域是一片空白。 1959年，天津拉制出硅（Si）單晶。1962年，天津拉制出砷化鎵單晶（GaAs），為研究制備其他化合物半導體打下了基礎。同年，中國研究製成硅外延工藝，並開始研究採用照相製版，光刻工藝。這時候的台灣仍是一片空白。 1963年，河北省半導體研究所製成硅平面型晶體管。隔年，該單位又研制出硅外延平面型晶體管。 1965年12月，河北半導體研究所召開鑒定會，鑒定了第一批半導體管，並在中國首先鑒定了DTL型（二極管――晶體管邏輯）數字邏輯電路。1966年底，在工廠範圍內上海元件五廠鑒定了TTL電路產品。這些小規模雙極型數字集成電路主要以與非門為主，還有與非驅動器、與門、或非門、或門、以及與或非電路等。標誌著中國已經製成了自己的小規模集成電路。 1966年，Microchip在高雄設立高雄電子，從事晶圓封裝，台灣第一次接觸到半導體技術。此時，台灣在半導體技術領域已嚴重落後於中國。唯一的半導體工業還是外商掌握著經營權與主導權。 1968年，上海無線電十四廠首家製成PMOS（P型金屬－氧化物半導體）電路（MOSIC）。拉開了中國發展MOS電路的序幕，並在七十年代初，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現電子第24所）、上無十四廠和北京878廠相繼研製成功NMOS電路。之後，又研製成CMOS電路。 1970年代，IC價高利厚，需求巨大，引起了全中國建設IC生產企業的熱潮，共有四十多家集成電路工廠建成，四機部所屬廠有749廠（永紅器材廠）、871（天光集成電路廠）、878（東光電工廠）、4433廠（風光電工廠）和4435廠（韶光電工廠）等。各省市所建廠主要有：上海元件五廠、上無七廠、上無十四廠、上無十九廠、蘇州半導體廠、常州半導體廠、北京半導體器件二廠、三廠、五廠、六廠、天津半導體（一）廠、航天部西安691廠等等。猶如今天中國新一輪半導體跟風潮。 1972年，中國第一塊PMOS型LSI電路在四川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研製成功。1973年，我國7個單位分別從國外引進單台設備，建成北京878廠，航天部陝西驪山771所和貴州都勻4433廠。 1967～1970年，德州儀器、飛利浦、捷康、三洋、摩托羅拉等在台灣建廠，引進半導體封裝技術，為台灣的半導體封裝產業發展奠定基礎。此時的台灣，仍舊沒有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也缺乏相關技術與人才。然而，轉折點很快就迎來了。 70年代初，台灣政府以半導體產業為產業轉型突破口，為發展集成電路投入一千萬美元啓動基金，並且在1974年兩個推動性的組織先後成立： - 9月，工研院成立「電子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電子所） - 10月，海外華人在美國成立「電子技術顧問委員會」 1976年，工研院電子所與美國RCA公司達成了技術轉移協議，開啓了CMOS 領域的大門，台灣從RCA引進全套技術及生產管理流程；1977年，引進IMR的光罩技術；1978年，電子所建立了實驗工廠和示範工廠，而後首批由台灣本土製造的IC產品問世。但此時的台灣，已經落後中國10年以上，在產能上又嚴重不足，面對中國以國家意志攜技術、產能優勢發展半導體工業，台灣看似必敗無疑。 1976年11月，中國科學院計算所研製成功1000萬次大型電子計算機，所使用的電路為中國科學院109廠（現中科院微電子中心）研制的ECL型（發射極耦合邏輯）電路。��1982年，江蘇無錫的江南無線電器材廠（742廠）IC生產線建成驗收投產，這是一條從日本東芝公司全面引進彩色和黑白電視機集成電路生產線，不僅擁有部封裝，而且有3英吋全新工藝設備的芯片製造線，不但引進了設備和淨化廠房及動力設備等「硬件」，而且還引進了製造工藝技術「軟件」。這是中國第一次從國外引進集成電路技術。第一期742廠共投資2.7億元（6600萬美元），建設目標是月投10000片3英吋硅片的生產能力，年產2648萬塊IC成品，產品為雙極型消費類線性電路，包括電視機電路和音響電路。到1984年達產，產量達到3000萬塊，成為中國技術先進、規模最大，具有工業化大生產的專業化工廠。而在台灣，1981年，聯華電子成立，民資佔30%、官方佔70%，成為政府研究機構將技術移轉到民間部門的首個案例，也是IC技術走向民間的第一步；隨著中國引進日本技術打造的742廠投產，此時的台灣引進RCA公司的制程已經完全被中國超越，買來的技術優勢蕩然無存，比財力，台灣遠不及中國，如此下去台灣半導體工業永無出頭之日。1983年，工研院電子所實施超大型集成電路計劃，以合作方式推進DRAM與SRAM技術的研發，由於當時的台灣能力不足而最終功虧一簣。台灣半導體產業面臨著全盤覆滅的危險。痛定思痛，台灣由此下定決心，走自主研發之路。 1982年10月，中國國務院為了加強全國計算機和大規模集成電路的領導，成立了以萬里副總理為組長的「電子計算機和大規模集成電路領導小組」，制定了中國IC發展規劃，提出「六五」期間要對半導體工業進行技術改造。 1986年，電子部廈門集成電路發展戰略研討會，提出「七五」期間我國集成電路技術「531」發展戰略，即普及推廣5微米技術，開發3微米技術，進行1微米技術科技攻關。有了國家意志的強力支持，中國各地開始了半導體產業挖人、招商引資和大興建設之路。由此帶動中國半導體技術迅速發展：1988年9月，上無十四廠在技術引進項目，建了新廠房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外合資公司――上海貝嶺微電子製造有限公司。1988年，在上海元件五廠、上無七廠和上無十九廠聯合搞技術引進項目的基礎上，組建成中外合資公司――上海飛利浦半導體公司。 1987年，工研院電子所與飛利浦合作成立台積電，張忠謀創造性的提出了專業代工模式來運營此工廠，由此，台積電成為全世界第一家專業的晶圓代工廠，IC產業的一種新分工形態出現，這也標誌著台灣IC製造技術從此生根。Intel當時積極尋求部分制程的海外代工，這是台積電成功的一大契機。隨著聯電、台積電的相繼成立，外資為主的下游封裝業，以及本地企業為主的上游設計、光罩業和中游製造業。從而大批海外IC人才紛紛回流創業，大批IC公司特別是設計類公司不斷興起，華邦、華隆微、德基半導體、旺宏、硅成、威盛、民生科技等不同細分領域的半導體企業也逐漸湧現了出來。在商業模式創新下，幾乎是一夜之間，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如雨後春筍般顯露出頭角，官方的工研院積極扶植起的台積電與聯電也羽翼漸豐，宛如今日的台灣生技醫藥產業。與此同時，在中國，1989年2月，機電部在無錫召開「八五」集成電路發展戰略研討會，提出了「加快基地建設，形成規模生產，注重發展專用電路，加強科研和支持條件，振興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戰略。��1989年8月8日，742廠和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無錫分所合併成立了中國華晶電子集團公司。1991年，首都鋼鐵公司和日本NEC公司成立中外合資公司――首鋼NEC電子有限公司。但此時的中國半導體產業已經浮現隱憂。隨著規模日益擴張，生產嚴重過剩，政策扶植下的產業發展空有匹夫之勇，一腔熱情搞建設，卻從未有理性的反思與合理的規劃。隨著一條條產能的開出，中國的國家意志不僅沒有讓中國的半導體工業走向強大，反而一步步住進重症監護室中依賴於補貼輸血才能勉強應付龐大的生產線運轉，過量的產能讓各地頭痛不已。反觀台灣，半導體產業雖發展緩慢，但步步為營，沒有躁進也沒有狂熱，看清自己的位置，從商業模式創新開始，拿到了半導體產業的入場券和第一桶金。此刻，兩岸間半導體產業的未來走向已有定數，中國半導體逐步開始沒落，並從此開始一蹶不振的20年。二、超越歐洲、日本：（圖一）1990半導體全球十強 1990年代半導體是兩個半國家的工業（兩個是指日本、美國，半個是指歐洲）。從上圖也能明顯看出，1990年全球半導體公司排名，前三甲皆是日本企業。歐洲則有一家飛利浦公司上榜。圖二（2005半導體全球十強） 15年後的2005年，同樣的榜單，日本廠商頹態初現，歐洲廠商則勢力大增。此時的台灣依舊是默默無聞，耕耘著自己的技術與供應鏈。在這15年里，台灣相繼成立三大科學園區，制定半導體技術自主研發規劃，逐步從飛利浦手中拿回台積電股權（過去台積電是飛利浦持股50%的真·外企），並打造台灣半導體供應鏈，構建產業聚落，以及完整的產-官-學-研利益共同體。這時的台灣，半導體設備仍嚴重依賴進口，上游矽晶圓也是外資控制，台灣僅僅是中游的製造上進入第一梯隊而已。很快，台灣便相繼成立了國家實驗研究院，下轄多個與半導體技術相關的國家實驗室，同時軍方的中山科學研究院也加入了戰局，和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一道扶植起台灣的半導體企業，現今全球最大的GaAs/GaN半導體代工廠商穩懋科技即是台灣中山科學研究院技術轉移的成果。隨後中央研究院也投入基礎科學領域的研究。由此，台灣半導體小企業成為了台積電、聯電、聯發科、日月光等大廠的供應鏈成員，而他們又聯合台灣官方的研究機構、民間大學、企業本身和國際合作夥伴一道組成集團軍，蛻變後的台灣半導體產業爆發式發展已經是指日可待。由圖三可見，台灣當今已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製造基地，其晶圓產能高居全球第一，幾乎是中國的2倍。已發展為當之無愧的「硅島」。圖四、2016年全球半導體20強榜單，在十年脫變成長後，台灣已有3家企業進入全球半導體產業20強，上榜企業數量與歐盟、日本持平，同列全球第二。圖五、與此同時，台灣的半導體產值逐年攀升，2016年已達到780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世界霸主美國。圖六、此時的台灣，在半導體各領域都已經站上全球第一梯隊，從產業鏈最上游的矽晶圓產能，台灣已是全球第二，儘管與日本廠商還有不小差距，但環球晶圓的發展勢頭很猛，公司未來持續並購同業擴大產能意願強烈。圖七、在IC設計領域，全球前十大IC設計廠商，台灣佔據3席，分別是聯發科、聯詠科技、瑞昱半導體。這些IC設計領域的廠商依託台灣先進的半導體制程工藝技術，未來仍有很大發展餘地和空間。圖八、在晶圓代工領域，前十大廠商，台灣佔據4席，分別是台積電、聯電、力晶、世界先進。全球半導體代工份額有7成以上被台灣廠商壟斷。圖九、在晶圓代工領域，前十大廠商，台灣佔據4席，分別是台積電、聯電、力晶、世界先進。全球半導體代工份額有7成以上被台灣廠商壟斷。三、引領未來發展：圖十、ISSCC是「IEEE International Solid-State Circuits Conference」的縮寫，是世界學術界和企業界公認的集成電路設計領域最高級別會議，被認為是集成電路設計領域的「世界奧林匹克大會」。2018年ISSCC大會上，台灣共有16篇論文入選，數量僅次於美國與韓國，居全球第三。（中國無一論文入選）圖十一、早在2015年，台灣國家實驗研究院即領先美國Intel、IBM技術聯盟和比利時IMEC，率先展示全球首個5nm菱形電晶體技術樣品。圖十一、十二、在半導體核心設備：光刻機、原子層沈積系統和刻蝕機領域，台灣皆有獨家技術，可以實現完整國產化，這些技術不僅意味著台灣具備整個設備研發、製造能力，還意味著可以自主對舊機台進行升級改造，避免反復購置新設備，還可以對採購國外的設備進行二次改良，在國際大廠的技術上更進一步，從而奠定制程上獨步全球的技術與良率。垂直堆迭晶片（3D-IC）具備輕薄短小、低功耗與多功能的優勢，半導體產業已於2010年正式進入3D-IC世代。台灣國家實驗研究院儀科中心將累積40年研發大口徑光學系統的經驗與技術，運用於曝光機鏡頭模組的設計開發，在台北國際光電展中，特別展出全台第一套在地化、自主設計製造的步進式光刻機投影鏡頭之光學元件。該光刻機鏡頭是以等倍率透過逐步重複（步進式：step and repeat）的方式進行晶圓的曝光，除可應用於 3D-IC 製程中的曝光設備外，所建立的技術亦可開發各種需要曝光投影製程（例如 PCB、LED 和 LCD）的曝光設備，廣受廠商青睞。目前台灣自主研發的3D-IC光刻機已獲得台積電、美光半導體、聯電採用。台積電已在10nm工藝的SRAM元件試產上驗證了台灣國產光刻機的優異性能，目前正在進行為期18個月的可靠性和良率測試。 IC晶片是由結晶矽(在其上製作電晶體等各種電子元件)及絕緣層所構成，目前半導體廠製作3D IC主要是以「矽穿孔3D-IC」技術，將兩塊分別製作完成的IC晶片疊放，並以垂直的導線連通上下兩層晶片，兩層IC之間的距離約為50微米。��台灣利用自主研發3D-IC光刻機技術發展的「積層型3D-IC」技術則可在第一片晶片的絕緣層上，直接製作第二層結晶矽薄膜以及其上的IC。突破了長久以來「積層型3D IC」的製作瓶頸。此技術可將結晶矽薄膜磨薄到僅0.015微米厚，因此兩層IC之間的距離僅0.3微米(絕緣層的厚度)，是矽穿孔3D-IC技術50微米的1/150。 �積層型3D IC一向被稱為「三維積體電路的聖杯」，現在由台灣率先開發出來，研究團隊並已成功於單晶片上整合及堆疊邏輯線路、非揮發性記憶體及SRAM，相關成果撰寫成兩篇論文，發表於2013年底舉行的「國際電子元件會議」(International Electron Devices Meeting, IEDM），且被IEDM大會選為公開宣傳資料(publicity materials)。台灣研發的積層型3D-IC技術，已成為國際重要的技術指標。圖十三、台灣研發的光刻機Window薄膜，紫外光區反射小於0.5%，優於荷蘭ASML採用的德國蔡司產品，已經被TSMC（台積電）試用。圖十四、十五、目前台積電即將跨入10nm以下時代，市面上包括過去台灣研發的設備都不再適用。為了保持台灣半導體產業的領先優勢，台灣國家實驗研究院為台積電研發了新一代的原子沈積系統，該系統主要是用於下一代的10nm以下制程，並且直接由國家實驗研究院供貨給台積電，並不會賣給第三方公司。該技術堪稱是台積電的一大秘密武器。圖十六、台灣半導體產業鏈除了大量國產設備廠商外（本文僅介紹三大核心設備和部分廠商），還有大量科研機構和廠商合作研發的各種獨家定制生產設備，例如台積電和工研院合作的納米微粒測量系統、微波退火系統，台灣聯電與工研院合作的晶圓瑕疵檢測系統，台灣穩懋與中山科學研究院合作的8英吋SiC晶圓MOVCD機台，台灣晶元光電與國立中央大學合作的中大尺寸與高均勻度鍍膜MOCVD機台等其他競爭對手無法商業購買的設備。此外，國際大廠也紛紛將生產、研發、設計中心設立在台灣。目前，國際知名半導體設備大廠在台灣均有深入的佈局，最為積極的當屬ASML、應用材料、科林研發。其中光刻機的龍頭ASML更是已經把新的製造中心設在台灣，台灣亦是ASML第一次在荷蘭之外，設立研發、製造基地。據ASML台灣高層介紹，目前ASML所有的8英吋曝光設備及部分12英吋曝光設備的關鍵模組均由台灣製造中心量產，而且ASML還將量測設備等產品的全球製造中心也搬到了台灣。��圖十七、去年，ASML看好台灣本土半導體設備大廠漢民微測在量測設備上獨步全球的技術實力，斥資1000億收購漢民後，進一步擴大ASML產品線及在台研發、製造業務。目前，ASML總部也聘請大量台灣半導體人才，包括ASML全球副總裁游智瓊，全球卓越創新中心總監趙中榛等。全球第二大半導體設備商科林研發執行長馬丁．安斯帝思（Martin Anstice）日前抵台接受台灣當地媒體的訪問時宣佈，將擴大在台零組件採購，同時將首度在台灣本土製造最先進的半導體製程設備，這也是科林研發首次將新設備拉到海外製造，並選定台灣為首個海外生產基地。 Martin Anstice基於商業機密，不便透露在台組裝相關細節及機型，但坦承會以最嚴苛的標準，並擴大向台灣合作夥伴採購零組件，並建立完善的半導體設備供應鏈。這也是科林研發繼去年在台成立半導體製程設備整建中心後，擴大在台佈局的一項重大決策。半導體及顯示器設備大廠美商台灣應用材料公司，近日在南科園區舉行台南製造中心新廠興建工程的動土典禮，將投資30億元，因應客戶對液晶顯示(LCD)十代以上大型面板 (2940mm x 3370mm) 生產設備及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設備的高度需求，預計2018年10月啓用。目前台灣供應鏈已成為半導體設備大廠的關鍵合作夥伴。例如荷蘭ASML光刻機，其全球研發中心實際早已經設立在台灣，並且把全球製造中心也搬到了台灣。ASML光刻機可以說幾乎是100%的台灣血統。現在ASML的EUV光刻機鏡頭就是委託台灣團隊設計的。其光刻機關鍵模組代工也在台灣完成，由台灣帆宣科技公司負責。而ASML光刻機的光罩、EUV Pod也全部由台灣公司家登精密提供。ASML光刻機電源系統由台達電子獨家供應，真空腔體則由台灣千附實業公司獨家壟斷。此為ASML新一代的量測系統Yield Star也全數搬到台灣生產，其絕大部分零組件均是台灣帆宣科技負責，一部分零組件則有鴻海旗下的京鼎精密負責代工。台積電的10納米和7納米量產時間可能會非常接近，台積電與聯電實際身後是有大量軍事研究機構和國家研究機構支持的，也不是單打獨鬥的，同理英特爾也是一樣的，如果5、7納米以下的競爭真的讓台積電獲得優勢，使英特爾真的在2020左右輸掉最大半導體獲利廠商的地位，那就是美國半導體科技輸掉了。當前台積電已經在淨利潤和市值上雙殺英特爾，台灣在半導體領域崛起已是既定事實，如果按照中國部分媒體和「分析人士」空口無憑的說辭，台灣半導體技術完全是歐美施捨，那麼美國何以會容忍台灣半導體廠商一部部壓在自己頭上還笑臉以技術相送？不知道特朗普知不知道，原來自己的國家如此愛台灣，這哪兒是美國優先，按照中國媒體邏輯這分明是台灣優先嘛。當前台積電已經在淨利潤和市值上雙殺英特爾，台灣在半導體領域崛起已是既定事實，如果按照中國部分媒體和「分析人士」空口無憑的說辭，台灣半導體技術完全是歐美施捨，那麼美國何以會容忍台灣半導體廠商一部部壓在自己頭上還笑臉以技術相送？不知道特朗普知不知道，原來自己的國家如此愛台灣，這哪兒是美國優先，按照中國媒體邏輯這分明是台灣優先嘛。本文以事實說話，歡迎轉發，請注明版權：鄭凱夫首發。特此聲明：如用於出版或產業分析、研究及其他商業目的需徵得本人許可。 2018.2.5鄭凱夫

【海納百川》二二八的誤解與真相】邵玉銘先生任職行政院新聞局局長期間，我在新聞局駐國外的單位工作，見面的機會不多，他對我的印象應該不深。我退休後，移住國外，與他更少交往。2023年，他閱讀到我寫的一篇有關228事件的文章，即透過過去新聞局的同事，囑我回台灣時與他聯絡。前年我回台灣，他邀我到他家見面，主要是談論有關228事件。他是研究歷史的學者，認為這事件對台灣造成的影響，至今仍存，因此極為重視。他帶我看他書房中成排的書架上，擺有許多有關228的書籍資料，鼓勵我深度研討此一事件。 2025年初，我寫了〈228的誤解與真相〉一文，將初稿用Line傳請他指正。他回復說：「你說的各種死亡人數沒附上註解，應加上，以昭公信。弟認為你應予以發表，可投稿中硏院近史所期刊。」我受他的鼓勵，除將文章加上遺漏的註解外，也想試投中研院期刊，但發現投稿的要求甚嚴，除文章須有一定格式外，還要附上限定字數的中、英文摘要。這非我在短期間所能完成的，於是擱置一旁，迄今未動。邵先生不幸於今年2月7日故世。從上述他與我的往來中，可看出他的一些個人特質，包括：對歷史的熱愛、對台灣政治的關切、做事的認真、對人的親和、以及對部屬的平易等。謹以這篇〈228的誤解與真相〉悼念我的長官邵玉銘先生。本文人往往會因生長環境與所受教育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價值標準。他們又容易依自己的價值標準，對周遭資訊，做選擇性的接受，捨棄不符合自己成見的事項。偏頗的結果，往往成了瞎子摸象，以偏概全而不自知。我們研究歷史，應對這種易犯的錯誤，加以警惕。然而，以偏概全的「偏」，也未必全然子虛烏有，我們也應將其納入思考。這樣才能對事物有較為客觀而全面的觀察，也才能得知真相。 1947年發生的228事件，因為主場在台灣，又具高度政治性，所以很容易讓後人依自己的成見來探討此事，其結論也就難以客觀。本文試圖澄清一些常被誤解的228相關事宜，再指出事件發生的關鍵因素，希望讀者對真相能有正確的了解。我們無意要以現在的價值觀，追究前人的功過是非，加以褒貶。而是希望能夠以古鑒今，汲取教訓，增進族群融洽，共同為台灣的發展而努力。一、228事件有上萬人死亡嗎？許多人對228事件的最大誤解，是事件中的死亡人數及所屬族群。坊間有衆多文字或視聽資料指稱有上萬，甚至2至3萬台灣同胞在事件中遭政府屠殺。事實上，事件的死亡人數，包括本省及外省族群在內，應不超過兩千人。李登輝總統在1995年10月成立了「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自1995年12月起至2022年1月止，接受受難者家屬賠償申請。每一死亡或失蹤者的家屬，可獲得新台幣1200萬元的賠償金（最初定為600萬元，後又追加1倍）。在長達26年的申報期間，獲得賠償的死亡案件計687人，失蹤者計181人，兩者共計868人。在這些人中，外省籍者只有一位。因為當時外省籍受難者的家屬，在事件後，多返回了大陸，不敢再來台灣，又因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2條中規定賠償對象限於「遭受公務員或公權力侵害者」，當時遭暴民傷害的外省籍受難者就都被排除在外了。據當時的政府數據，外省籍被暴民殺害者有432人，失蹤85人，共計517人。由此可知，228事件的死亡及失蹤者，本省籍加上外省籍，總共為1384人。如從寬加上可能有的漏計者，總共死亡人數也不應超過兩千人。 1947年4月7日國防部長白崇禧呈給中央的〈二二八事件報告〉中提及事件中有114名軍警人員喪生。由此可見，暴亂者中有許多人持有武器，並與軍警發生過激烈衝突。說明228事件中的死亡人數，並非意味在受難者中，沒有人受到寃屈或悲慘境遇。只是指出坊間傳言死亡人數上萬之不可信。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是個腐敗顢頇的機構嗎？ 228的起因，除緝警人員因取締私煙誤殺路人的導火線外，一般人更歸罪於陳儀領導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貪腐無能，施政不當，人民生活困苦，故起而抗暴，以致「造反有理」。二戰結束，台灣回歸中國時是一個遭到飛機嚴重轟炸，滿目瘡痍的島嶼。高雄港的倉庫有百分之九十受損。全港16台起重機，只有兩台可用。港內更有16艘沉船。基隆港倉庫全部受損，周邊有5艘沉船。日月潭第一及第二變電所設備全毀。全省農產值只有1937年的49％，工業產值還不到33％。更有甚者，1945年8月15日以前，台灣鈔票的發行額為14億，待8月15日之後，日本政府將台灣的鈔票發行額，急增至23億美元，通貨膨脹嚴重。「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這個惡劣的環境下，接收了台灣。並在行政長官陳儀要求「行政不中斷、工廠不停工、學校不停課」的三原則下，於1945年11月開始作業。現在讓我們回顧一下，長官公署接收台灣後，除全力修建因遭轟炸而受損的公共設施及工廠外，還有許多重大成就，茲舉數例如下：台灣光復4個月內，長官公署即有效率地將30多萬日本軍隊，以及40多萬日僑，順利地遣返日本。陳儀信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想將台灣建設成三民主義的模範省。由於台灣被日本統治了半個世紀，居民熟悉漢文者不多，更幾乎沒有人會說在大陸通用的國語。於是長官公署從教育與文化工作著手，推行民族主義，包括：普及國語教學、增設中、小學校、建立師範學院培養師資、同時又創設台灣省編譯館，將一些國際及中國傳統名著介紹到台灣。長官公署的年歲總支出，有四分之一是花費在教育及文化事務上。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學齡兒童的就學率，就由日據時代的71％增加到了82％以上。在民權方面，陳儀推行民主，開放言論自由，不干涉媒體內容，甚至對惡意汙衊他的言論，也一律容忍。他並在1946年舉辦了在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省縣市及鄉鎮民意代表選舉。他甚至允諾台灣於3年後舉行省市縣長民選。陳儀為了實踐民生主義「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的原則，他毅然施行企業公營、貿易統制、煙酒專賣店等政策。由於當時台灣的政府支出，中央無力補助，需要自給自足。1947年台灣的公營事業收入佔總額的42.7％，專賣佔24.3％，稅收僅佔20％。當時如果沒有實行公營或專賣等政策，勢必要大幅提升税收以應開支，這不是戰後生活已經極為艱苦的台灣人民所能負擔。陳儀更為了減低台灣受大陸金融波動的負面影響，發行了獨立於大陸體制之外的「台幣」，自行運作。228事件發生前夕，台北市躉售物價指數較10年前日治時期漲了290倍，但同一時期上海的物價指數，更較10年前漲了1萬3936倍兩者相差甚遠，這就是陳儀堅持台灣在金融上與大陸切隔，自成體系的成果。為了解除佃農受地主剝削的苦難，長官公署依民生主義中「耕者有其田」的精神，於228事件發生的前一個月，公布了「台灣省公有土地放租辦法」，將公有土地配給有耕種能力的農民耕種，政府收租率一律以正產物全年收穫總量之25％為準，尚不到私人地主收租率的一半，且租期至少5年，佃農得到保障。依此辦法，政府放租了超過10萬公頃的地，承租農戶達13萬戶，佔全省農戶的22％。這個政策為後來施行的三七五減租措施，奠定了良好基礎。難怪後來推行「三七五減租」及「公地放領」政策的台灣省主席陳誠對人說：台灣的土地改革政策是陳儀主政時策畫設計的，他只是「執行而已」。台灣自1945年12月至1946年3月米價飛漲，增加了6倍，主要是因為米商大戶的囤積與走私。陳儀特別成立了「糧食調濟委員會」，採用一系列的措施，逼迫囤積及走私者現形，米價終趨平穩。長官公署為了能迅速培養大量台籍青年進入政府工作，於是成立了「省訓團」、「勞動訓練營」及「警察訓練所」三個培訓機構，使結業者能夠迴避一些需普遍遵循的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以便從速服務桑梓。 1946年4月台灣發生霍亂，導致2210人死亡。長官公署採取多種措施，歷時半年將此疫情滅跡。以上所述，當然只是長官公署的部分政績而已，其他不勝枚舉。這些作為，並非如現今台灣總統任職8年始完成的，而是僅花了不到一年半的時間。由此可見長官公署非但不是個顢頇無能的機構，反之，是一個有大作為的政府。但這並不是說長官公署的施政沒有改進的空間，而只是顯示當今許多有關228的言論，在提到長官公署的作為時，多是片面的指責，扭曲了事實真相。這或許是不夠了解這機構的貢獻，或許是刻意避談，同時也不能排除造謠汙衊的可能。三、228發生後，陳儀是有計畫的展開屠殺嗎？台灣回歸中國之初，中央派有兩個「軍」，約兩萬人駐防台灣，但部隊費用要由地方政府支出，這對長官公署而言，是一筆沉重負擔。此時國共在大陸戰爭方殷，政府需要軍隊，想自台灣調兵，詢問陳儀意見。陳儀的一些親信，因「擔心台灣同胞長期受日本教化，恐其仇視祖國，可能結聚作亂。」故勸阻陳儀同意。但陳儀卻說：「我以至誠愛護台人，台人絕不會仇我，萬一有意外，我願做吳鳳。」駐台軍隊遂銳減至僅約5000人。 228是台灣回歸中國後的首次動亂，事發後陳儀自然希望能夠大事化小，這對各方而言，損失都低。如以武力鎮壓，除可能治絲益棼外，對陳儀早先同意將軍隊調返大陸，也會證明為誤。他自然不會自打嘴巴地希望再由大陸派兵來台鎮壓。陳向中央呈報：「武力不能解決今日之局面，徒然引起大屠殺、大流血，惹起國際干涉，貽患無窮，故余忍辱負重，擇定和平解決之方式。」據當時駐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的回憶，當事變已進入第5天，他還接到陳儀「制止採取軍事行動」的命令，指示他「應循政治方法解決」，命他「限電到即撤兵回營。」但彭見高雄事態嚴重，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為由，違令出兵。陳儀處理228事件的基調是「和平方式」。他在事件發生的第2天，即同意台北市一些參議員的建議，由地方仕紳組成「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並派公署高級官員參加。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的幕僚，在一份向他呈報的「台民暴動經過及其原因之分析」中寫道：「陳長官對此事極端容忍，凡因此案被捕民衆，一律無條件釋放，死者發給恤金，傷者發給醫療費，並絕不追究發生本案之民間負責人。」當時陳儀雖是台灣的最高政軍首長，但另有許多其他單位，尤其是情治及黨部，亦能直通中央。他們多不贊同陳儀的和平手段。例如，駐台灣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3月5日在給首都憲兵司令部轉呈蔣中正的報告，就埋怨陳儀：「似尚未深悉事態之嚴重，猶粉飾太平。」情治單位「中統局」局長葉秀峰3月10日呈蔣中正的報告也稱：「暴徒武力日強，陳長官似尚在粉飾求全。」由此可知當時陳儀的處境極為困難，一方面試圖以和平方式平息動亂，另方面還要頂住許多迫他使用武力的強大壓力。陳儀試以和平方式應對228事件，結果反而給了𦘦事者恣意發展的空間，全省失控。「二二八處理委員會」非但沒能平息動亂，反向陳儀提出：解除政府武裝、撤銷警備總部及長官公署、政府政策需洽處理委員會同意等所謂之「四十二條處理原則」，要求陳儀全盤接受。遭陳斷然拒絕。時任陳儀機要秘書的鄭士鎔對陳儀以和平方式平息事件的努力功虧一簣，至感遺憾。他回憶說:「原先在長官（陳儀）順應民情，力謀和解的處置下，數度呈現可息事寧人的樂觀氣氛，可惜野心分子的脫軌行為太離譜，招致大軍壓境，更使特務機構有了濫捕濫殺的藉口，瞞著長官先斬後奏地造成不少冤案。」這也引起陳儀的憤怒「直斥特務人員無法無天。」 228動亂之初，陳儀於3月2日曾拍電報向中央請兵一旅來台。有些人士即緊握這點，罔顧陳儀諸多試圖和平解決的努力，指稱他玩弄「兩手策略」。其實，陳儀雖希望事件能獲和平解決，但也不可不未雨綢繆，請兵一旅，以防萬一。這是一個負責任的地方長官，應有的的周全行為，兩者並不矛盾。即如一個國家增強國防，並不表示希望戰爭一樣，不能簡化的稱之為兩手策略。更何況後來事件的發展，的確比當初預料的要嚴峻得多。四、陳儀是個貪汙腐敗的官僚嗎？陳儀，1883年生，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及日本陸軍大學，熟知日本事務。他出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前，曾任浙江省主席、國防部政務次長、福建省主席以及行政院秘書長等要職。由他在台灣約一年半的時間內所完成的諸多工作，可以看出他有堅定的政治理想及不畏艱難的實踐魄力。他生活簡樸，從早到晚除忙於工作外，幾無閒暇娛樂，常以「工作是道德，忙碌是幸福，閒空是墮落，懶惰是罪惡。」勉勵同仁勤懇任事。他任職行政長官時寫信告訴女兒：「余固忙甚，自晨六時頃起床，直至夜十一、二時就寢，埋頭於公事之中，蓋深感責任之重，遂亦自忘其疲勞耳。」陳儀極為清亷，非分之財，－介不取，兩袖清風，位居政府要職數十年，但從未置產，連一棟私人宅舍都沒有。他到台灣後，不住日治時期總督官邸（現在總統府旁的台北賓館），而住在台灣電力公司的宿舍。近鄰常見他的日籍夫人𢹂菜籃出沒於和平東路菜市場中。當時無論敵友，幾乎無人對他的清廉有所質疑。陳儀還有一個顯著的人格特質，那就是有強烈的愛國心。1940年6月21日陳儀在自己的筆記中寫道：「矢勤矢勇，一心一德，發揮民族固有的德性，砥礪獻身殉國的精神，念念為救國而犧牲，時時作衛國的準備。」1939年4月，他寫信給妻子，鼓勵女婿從事軍醫工作。他認為女婿應該「不計地位，不論報酬，不問待遇，以極大的忍耐力，為國家民族去服務。這是中國國民，尤其是知識分子千載一時的機會。」他對親人選擇工作的看法，不像一般人著眼於是否對個人或家庭有利，而在是否對國家社會有益。愛國是一個抽象的詞彙，具體的表現就是愛護這個國家的人民。陳儀的愛國也反映在他不是忠於某個國家領導人，而是愛護人民。這導致他後來想與中共談和，「使人民恢復安定的生活」，「江南千百萬百姓免受災難」，結果被政府處死。不過這是後話。綜上所述，可知陳儀非但不是一個貪汙腐敗的官僚，反之，是位廉潔自律、勤奮工作，又充滿了愛國愛民情操的理想主義者。五、人民對政府的不滿是空穴來風嗎？一個社會會發生大規模的動盪，必然表示社會中有相當數量的人，對現狀十分不滿。上文陳述了陳儀操守良好、工作認真，在他領導下的「台灣省長官公署」也是一個效率高，績效佳的機構。但這並不表示人民就都滿於現況。就軍紀不佳而言，當時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就𠄘認：「國軍士兵，因多不受教育，十人之中，識字的不到一人，故素質不好，無可諱言。」即使陳儀本人也坦言：「日本軍人知道軍人需要人民的愛護，所以對人民極有禮貌…在台灣的日軍軍紀也良好，在這種環境下，我們的軍隊到達台灣，雖然我們自己已經認為軍紀比較不算差，但在台灣同胞的心目中，還是覺得不行。」就貪腐情況而言，雖然一些高層官員，如貿易局長于百溪及專賣局長任維鈞，被指控貪汙，經調查後，都還了他們清白，但中國的吏治普遍不佳，無法與日本相比，也是事實。台灣同胞在光復後感到政府官員的表現今不如昔，並不令人意外。在任用台籍人士從事公務方面，長官公署了解此事重要，曾多方設法增加任用，也獲得一定成效。台籍公務人員在日治時代末期，佔總督府所有工作人員的55％。到了228事件發生時，台籍人士佔長官公署人員的比率，已增至74％其中尤以中高層的薦任和簡任數量，更是以10倍，甚至百倍的比例成長。但仍有許多台籍青年，尤其是知識分子，服務桑梓心切，卻因語文、資歴及名額等因素而未得如願。在民生經濟方面，長官公署的許多努力，要加以時日才見功效。一些惠民措施，也未必即時都能被人民了解。反之，由於台灣受大陸經濟波動的影響，雖使用不同幣制及貿易管制政策，仍難完全置之於外。228事件發生前夕，台灣物價上漲情況，雖比大陸要好很多，但台灣民眾感覺到的是生活艱困，心有不滿，也是自然。從以上討論，我們可以了解，台灣光復後長官公署的工作成效與一些民眾的不滿情緒，是可以同時存在的。這些不滿情緒雖然會助長228事件的發生，但非關鍵因素。六、發生228事件的關鍵因素。二戰結束前，中國土地約有一半都被日本佔領。戰爭結束，中國設立了包括台灣在內的15個受降區，由日本手中取回失地。這些地區回歸中國後也經驗了政府軍紀不良、官員貪腐、通貨膨脹、民生艱困等情事，以致有「五子登科」等貶抑詞彙出現，其嚴重性，可能更勝於台灣。但在這些地區，並未發生類似228的大規模動亂。由此可知，台灣發生228事件，必有其特殊的因素，那就是台灣在回歸中國前，被日本統治了長達51年之久。這是中國其他被日本佔領地區所沒有的特殊背景，也是發生228的關鍵因素。台灣歸還中國時，凡是51歲以下的台灣同胞，都出生在日本統治時期。凡60歲以下者，對中國之了解，多相當有限。他們之中，如果有人在國籍認同上，視自己為日本人，乃自然之事。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次年日本政府在台灣首次招募「陸軍特別志願兵」。當時台灣適役男子估計約200萬人。而報名參加志願兵者達42萬5921人。最後400取1，只錄取了1020名。1943年日本再次在台灣招募志願兵1030名，報名者更多達60萬1147人。由此亦反映出當時台灣青年，已普遍視日本為「祖國」，甚至不惜生命要為天皇而戰。自1937年至1945年，台灣有超過20萬名青年曾在日本軍中服役（包括正式日籍軍人以及在軍隊中從事勞務的「軍屬」，其中有3萬多人陣亡）。這些青年，在國家認同上如傾向日本，而非祖先居住的中國，當非意外。二戰後，他們自出生起就效忠的日本政府，驟然離開台灣，取而代之的是「敵國」派來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他們對這個「外來政權」既不了解、又無感情，加上言語及某些生活習慣上的差異，自難產生認同感與效忠心。在此同時，全台十餘家報紙，為吸引讀者，「幾無日不有批評政府，誹謗政府，甚至不依事實，任情謾駡，惡意醜詆。長官公署以言論自由，均置之不理…此等攻擊政府之輿論為其（台胞）從來未所見，初則引為怪事，繼則信為正確，而漸啓輕視政府，不信任政府之心理矣。」在這種氛圍之下，一個緝查販賣私煙而誤傷路人的星星之火，隨即引爆為鉅大的社會動盪。事件發生後，暴徒們普遍毆打，甚至殺害，包括婦孺在內手無寸鐵的外省籍人士。由此可知，他們並非僅僅是對長官公署不滿，而是發洩一種濃烈的「仇中（國）」情緒。暴亂的人數雖然不少，發生的地點也散布全省，但參加者多半是退伍的台籍日本兵、年輕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以及無業人士，且集中在都市中。其他年齡較長以及廣大農村人口與工廠工人，則多未參加。待大陸軍隊於3月8日抵台展開鎮壓後，暴動迅速平息。政府隨即展開為期約兩個月的「清鄉活動」，收回步槍2748支，手槍約200支，手榴彈3萬7027顆，軍刀3578把。可見當時民間武器之氾濫以及軍民武裝衝突之不可避免。整個事件到了1947年5月就完全結束，陳儀也被解職離台。七）結語。台灣海峽兩岸間的關係，自明朝末年起直至今日，都是一個複雜而重要的問題，攸關台灣人民及其子孫的福祉。今後兩岸關係會如何發展，實難逆料。我們研討228事件，希望能從中得取教訓，增加處理兩岸關係的智慧與能力，使台灣有良好的發展環境，人民有安樂幸福的生活，則幸甚矣！（陳兆熙/作者為前新聞局國際處處長）

資料佐證

【誤解】台灣之光參加跳繩世界盃影片？代表隊實際來自中國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