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5 朋友請。吳覓尼已刪除白太子的交友邀請。 2022年4月30日吳覓尼接受了吳雅雅的交友邀請。 2022年3月10日吳覓尼接受了 Rthrfth Shfgsfg 的交友邀請。 202⋯⋯

一項重要研究剛剛表明，接種 COVID-19 疫苗後心臟病發作和中風的幾率*減少*了。這就是科學的真實表述。儘管網路上一直存在錯誤訊息，但英國的一項新的大規模研究發現，人們接種 COVID-19 疫苗後，心臟病發作和中風的風險下降。透過分析 2020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 月期間 4,570 萬成年人的匿名健康數據，研究人員發現，接種第一劑疫苗後，動脈血栓形成（包括心臟病發作和中風）的發生率減少了 10%。在接種第二劑和加強劑後，這些益處變得更加顯著，輝瑞/BioNTech 接種者的風險降低了 20%，阿斯特捷利康接種者的風險降低了 27%。雖然已證實存在心肌炎和凝血障礙等罕見副作用（主要發生在接種疫苗後的最初幾週內），但這些副作用極為罕見。相較之下，COVID-19感染本身就顯著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專家強調，接種疫苗的整體健康益處遠大於風險。正如該研究的共同作者 Samantha Ip 博士所指出的，這項研究“進一步證明了 COVID-19 疫苗接種計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為疫苗在全球範圍內挽救了無數生命提供了越來越多的證據。 A major study just revealed heart attacks and strokes *decreased* after COVID-19 vaccinations. Here's what the science really says. Despite persistent misinformation online, a new large-scale study from England has found that the risk of heart attacks and strokes dropped after people received COVID-19 vaccinations. By analyzing anonymized health data from 45.7 million adults between December 2020 and January 2022, researchers discovered a 10% decrease in arterial thromboses—events that include heart attacks and strokes—after the first vaccine dose. These benefits grew even stronger after second doses and booster shots, with risk reductions of 20% for Pfizer/BioNTech and 27% for AstraZeneca recipients. While rare side effects like myocarditis and clotting disorders were confirmed—primarily within the first few weeks post-vaccine—they were exceedingly uncommon. In contrast, COVID-19 infection itself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risk of cardiovascular problems. Experts stress that the overall health benefits of vaccination far outweigh the risks. As study co-author Dr. Samantha Ip notes, the research offers “further support for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the COVID-19 vaccination programme,” adding to the mounting evidence that vaccines have saved countless lives worldwide. *****************************************************************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4-49634-x?fbclid=IwY2xjawKSToNleHRuA2FlbQIxMABicmlkETBMcDQwbFgxdjlScjFJdjJXAR5GpOXcF55Cq-WnWtoK0twKbDjzpWWlvO14sjs3WHirNKySvOCX3U7SZJiKug_aem_NNJqV4nRD6lMzrpqsmFwSQ 英國 4,600 萬成年人不同劑量 COVID-19 疫苗心血管安全性隊列研究第一劑 COVID-19 疫苗可整體減少心血管事件，在極少數情況下還減少心血管併發症。關於第二劑和加強劑對心血管疾病的影響的資訊較少。我們的研究使用了 2020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 月期間英格蘭 4570 萬成年人的縱向健康記錄，比較了英國疫苗接種計劃期間使用的 COVID-19 疫苗品牌和組合的第一劑、第二劑和加強劑後長達 26 週的血栓和心血管並發症的發生率與接種相應疫苗之前或未接種相應的發生率。每次疫苗劑量、品牌和組合接種後，常見動脈血栓事件（主要是急性心肌梗塞和缺血性中風）的發生率普遍較低。同樣，接種疫苗後常見靜脈血栓事件（主要是肺栓塞和下肢深部靜脈栓塞）的發生率較低。接種疫苗後，先前報告的罕見危害發生率較高：第一次接種 ChAdOx1 疫苗後出現疫苗誘發的血栓性血小板減少症，以及第一次、第二次和暫時性加強 mRNA 疫苗接種（BNT-162b2 和 mRNA-1273）後出現心肌炎和心包膜炎。這些發現支持未來廣泛推行 COVID-19 疫苗接種計劃。介紹在疫情爆發的第一年，SARS-CoV-2 疫苗接種在全球範圍內避免了 1440 萬人死於 COVID- 191。在英格蘭，2023 年秋季進入了第三個 COVID-19 疫苗接種季節2，約 90% 的 12 歲及以上人群至少接種過一次疫苗3。 COVID-19 疫苗與罕見的心血管併發症有關：基於 mRNA 的品牌（例如 BNT-162b2、mRNA1273）與心肌炎有關，基於腺病毒的品牌（例如 ChAdOx1）與疫苗誘導的血栓性血小板減少症 (VITT) 有關，從而導致顱內靜脈血栓形成 (ICVT) 和血小板減少症4、5。了解一般人群和亞人群中第二次及後續劑量出現血栓和心血管併發症的風險非常重要6。在這項工作中，我們使用來自英格蘭 4570 萬成年人的全人口縱向電子健康記錄來量化 mRNA 和非 mRNA COVID-19 疫苗品牌的第一劑、第二劑和加強劑與隨後的血栓和心血管事件之間的關聯。數據是在 NHS 英格蘭安全數據環境 (NHSE SDE) 7內訪問的，涵蓋初級保健、醫院入院、COVID-19 檢測和疫苗接種數據、初級保健數據中的配藥記錄以及國家統計局的死亡登記。我們使用 Cox 回歸來估計自接種疫苗以來時間間隔內的調整風險比 (aHR) 和相應的 95% 置信區間 (95% CI)，並根據多種合併症、年齡、性別和先前的 COVID-19 進行了調整。我們發現，除先前發現的 ChAdOx1 疫苗和 mRNA 疫苗的罕見併發症外，每個疫苗品牌每次接種後血栓和心血管併發症的發生率普遍較低。結果第一次、第二次和加強免疫接種的研究族群特徵在 2020 年 12 月 8 日至 2022 年 1 月 23 日的研究期間內，有 4,570 萬人符合我們首劑分析的資格標準（表 1，補充圖 1）。其中，3,730 萬人接種了第一劑 ChAdOx1、BNT-162b2 或 mRNA1273 疫苗，並有資格進行第二劑分析（補充表 1）。我們將第一劑和第二劑疫苗接種稱為“初級療程”，以區別於加強疫苗劑量。第三劑疫苗接種與加強劑量不同，是作為延長的基礎療程的一部分進行的，因此未被考慮。在接種第一劑疫苗的人群中，有 3590 萬人接受了 ChAdOx1、BNT-162b2 或 mRNA1273 基礎疫苗接種，並有資格進行加強疫苗接種分析（補充表 2）。三個疫苗接種群體的特徵差異反映了已知的疫苗接種情況。考慮到第二劑和加強劑量組的特徵非常相似，我們將第二劑和加強劑量組的特徵與第一劑組的特徵進行了比較。與第一劑隊列（表 1）相比，第二劑和加強劑疫苗隊列（補充表 1和2）中至少接種過一劑 COVID-19 疫苗的人年齡較大（<40 歲：31% vs 38%），且非白人種族的可能性較小（16% vs 20%），或貧窮的可能性較小（IMD 十分位數 1-49%）。他們罹患癌症（18-19% vs 14%）、曾感染 COVID-19（7-8% vs 6%）、服用降血壓藥（22% vs 18%）或降血脂藥物（17-18% vs 15%）或臨床易感性（25% vs 22%）的可能性略高。接種不同品牌疫苗的人群特徵反映了英國疫苗推廣期間疫苗的可用性，這是按照疫苗接種和免疫聯合委員會 (JCVI) 指定的優先群體的順序進行的。年齡小於 40 歲且不屬於優先群體的族群僅可接種 mRNA（BNT-162b2 或 mRNA1273）疫苗品牌8。不同心血管事件的發生率從疫苗推出（2020 年 12 月 8 日）開始到首次接種疫苗，在約 2100 萬人年中，發生了 75,655 起動脈血栓事件和 21,230 起靜脈血栓事件（表 2和補充表 4）。動脈血栓形成包括急性心肌梗塞（AMI；37,915）和缺血性中風（36,720）。靜脈血栓形成包括肺栓塞（PE；11,835）和下肢深部靜脈血栓形成（DVT；9075）、顱內靜脈血栓形成（ICVT；370）和門靜脈血栓形成（PVT；185）。其他心血管事件包括蜘蛛網膜下腔出血和出血性中風（SAH；5235）、腸系膜血栓（1515）、血小板減少（1885）、心肌炎（590）和心包膜炎（455）。第一次、第二次和加強疫苗接種後的事件數量和發病率反映出接種疫苗的人與未接種疫苗的人相比年齡較大（補充表4-7 ）。 COVID-19 疫苗接種與動脈、靜脈和其他血栓事件我們使用 Cox 模型估計了調整後的風險比 (aHR) 和相應的 95% CI，比較了第一劑、第二劑和加強疫苗接種後血栓和心血管事件的發生率與相應疫苗接種之前或未接種相應疫苗時的發生率，並調整了各種潛在的混雜因素（補充表 8 - 25）。對於接種第一劑疫苗的人群，評估了與第二劑疫苗的關聯性；對於接種第一劑和第二劑疫苗的人群，評估了與加強疫苗接種的關聯性。由於接受該品牌治療的人數較少且普遍較為年輕，因此首次服用 mRNA-1273 後的 aHR 估計不準確，因此在補充表中進行了報告，但在圖中省略了。在符合條件的族群中，接種第一劑、第二劑和加強劑 ChAdOx1 和 BNT-162b2 疫苗以及加強劑 mRNA-1273 後，複合動脈血栓事件（AMI、缺血性中風和其他動脈栓塞）的發生率與接種相應疫苗之前或未接種相應疫苗之前的隨訪相比相似或更低（圖 1，補充表 8 - 25）。接種第二劑和加強劑疫苗後，複合動脈血栓形成發生率的降低幅度大於第一次接種疫苗後。例如，首次接種疫苗後 13-24 週，動脈血栓事件的 aHR 在 ChAdOx1 後為 0.99（95% CI 0.97-1.02），在 BNT-162b2 後為 0.90（0.88-0.93）。第二劑後的對應 aHR 分別為 0.73（0.70–0.76）和 0.80（0.77–0.83）。 ChAdOx1 初級療程後 mRNA 加強疫苗接種的 aHR 分別為 BNT-162b2 後 13-24 週 0.71（0.66-0.76）及 mRNA-1273 後 5-24 週 0.67（0.62-0.72）。在完成 BNT-162b2 的基礎療程後，加強接種後 13-24 週的 aHR 分別為 BNT-162b2 和 mRNA-1273 的 0.73（0.69-0.77）和 1.21（0.38-3.86）。對於所有疫苗品牌和劑量，前幾週的 aHR 都低於後幾週。對於所有疫苗品牌和劑量，AMI 和缺血性中風的 aHR 特徵與複合動脈血栓形成相似。與動脈事件類似，與接種相應疫苗之前或未接種相應疫苗的追蹤相比，接種第一劑、第二劑和加強劑疫苗後複合靜脈血栓事件（PE、DVT、ICVT 和 PVT）的發生率通常較低（圖 2，補充表 8 - 25）。接種第二劑和加強劑疫苗後，複合靜脈血栓事件發生率的降低幅度大於第一次接種疫苗後。例如，首次接種疫苗後 13-24 週，ChAdOx1 的 aHR 為 0.94（95%CI 0.90-0.98），BNT-162b2 的 aHR 為 0.85（0.81-0.88）。第二劑後的對應 aHR 分別為 0.68（0.63–0.73）和 0.77（0.72–0.83）。 ChAdOx1 初級療程後 mRNA 加強疫苗接種的 aHR 在 BNT-162b2 後 13-24 週為 0.63（0.54-0.74），在 mRNA-1273 後 5-24 週為 0.55（0.47-0.65）。在完成 BNT-162b2 初級療程後，接種 BNT-162b2 後 13 - 24 週加強疫苗的 aHR 為 0.56（0.49 - 0.63），接種 mRNA-1273 後 5 - 24 週加強疫苗的 aHR 為 0.58（0.45 - 0.45）。對於所有疫苗品牌和劑量，常見靜脈事件 PE 和 DVT 的 aHR 特徵與複合靜脈血栓形成的 aHR 特徵相似。相較之下，首次接種 ChAdOx1 後立即出現已知罕見併發症 ICVT 的發生率較高，接種疫苗後 2 週的 aHR 最大（5.92；95% CI 4.07–8.63）。接種第二劑 ChAdOx1（補充表8）或任何其他品牌疫苗後，ICVT 發生率均未增加。與未接種疫苗的人相比，首次接種 ChAdOx1 後血小板減少症的發生率較高（圖 3，補充表 8），接種疫苗後 2 週 aHR 最大（2.07；95% CI 1.67–2.58），但第二次接種 ChAdOx1 後、第一次或第二次接種 BNT-16235 治療後，在初級後，發病率沒有增加（補充表9、11和12）。在 ChAdOx1 初級療程後，注射 BNT-162b2 加強劑量後 13-24 週，血小板減少症的發生率較高（aHR 2.16；95% CI 1.26-3.69）（圖 3，補充表 15）。接種所有劑量和品牌的疫苗後，SAH 和腸系膜血栓的發生率與接種前或未接種相應劑量相比相似或更低（補充表 8 - 25）。接種第二劑 ChAdOx1 或 BNT-162b2 疫苗後 4 週內，腸系膜血栓和 SAH 的發生率顯著降低。例如，第二次給藥後 13-24 週，腸繫膜血栓的 aHR 為 ChAdOx1 0.64（95% CI 0.49-0.83），BNT-162b2 0.64（0.49-0.83）。第二次給藥後 13-24 週 SAH 的相應 aHR 分別為 ChAdOx1 0.64（0.56-0.74）和 BNT-162b2 0.84（0.73-0.98）。接種第一劑 BNT-162b2 疫苗後心肌炎發生率較高，接種後 1 週 aHR 最高（2.05；95% CI 1.28–3.29）（圖 3；補充表 9），接種第二劑 BNT-162b2 一週後發生率（aHR 3.14 ；加強疫苗後發生率較高（例如，在接種 ChAdOx1、BNT-162b2 或 mRNA-1273 中的任一種初級療程後，接種加強BNT -162b2 疫苗 1 週後aHR為 1.65；95% CI 1.07–2.57）（補充表219、25 ）。接種疫苗後心肌炎的發生率與接種疫苗前或未接種疫苗時相似或較低。首次接種 ChAdOx1 後心包膜炎發生率較高，接種後 2 週的 aHR 最高（1.74；95% CI 1.04–2.91），首次接種 BNT-162b2 後（例如，接種後 13-24 週的 aHR 為 1.50；95 % CI 1.17–1921.17–1921950 ； BNT-162b2 後（接種後 3-4 週的 aHR 2.42；95% CI 1.62–3.62）（補充表 12），以及基於 mRNA 的加強疫苗接種後（例如，在任何疫苗品牌的基礎療程後接種 BNT-162b2 疫苗加強劑量後 2 週的 aHR 1.73； 1.05–2.83）（補充表 22和25）。另外，接種疫苗後心包膜炎的發生率與接種疫苗前或未接種疫苗時相似或較低，接種第二劑 ChAdOx1 後 4 週發生率降低一半（例如，13-24 週後的 aHR 為 0.32；95% CI 0.19-0.51）（補充表 11）。當在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於2021年5月17日發布關於心肌炎和心包炎的公告時對後續情況進行審查時，接種第一劑和第二劑ChAdOx1和BNT-162b2後心肌炎和心包炎的發病率與接種前或未接種此類疫苗的發病率相似。一個例外是，首次接種 BNT-162b2 疫苗後 5-24 週，心包膜炎發生率較高（aHR 1.89；95% CI 1.13-3.16）（補充圖 8；補充表 30）。請注意，此敏感度分析中的事件數量較少，這意味著 aHR 的估計值不如主要分析中的準確。 COVID-19 疫苗接種與人群亞群中的血栓事件對複合動脈和複合靜脈結果按年齡組、種族、COVID-19 既往史、關注事件史和性別進行了亞組分析（補充圖 2 – 7；補充表 26 – 29）。疫苗接種和血栓事件之間的關聯在各個亞組中總體相似，但有以下例外。對於首次服用 ChAdOx1 或 BNT-162b2 後的複合動脈事件，種族未知的人的 aHR 高於已知種族的人（補充圖 2和4；補充表 26和27）。整體而言，第一次和第二次服用 ChAdOx1 或 BNT- 162b2後，男性複合動脈和複合靜脈事件的 aHR 高於女性（補充圖 2-5）。討論這項研究使用了來自英格蘭 4570 多萬成年人的全人口縱向健康記錄，以量化英國疫苗推出後的前兩年中使用的 COVID-19 疫苗品牌的第一劑、第二劑和加強劑與動脈和靜脈血栓形成、血小板減少症和心肌炎發病率之間的關聯。估計的風險比已針對多種潛在混雜因素進行了調整。接種每種品牌的疫苗後，血栓和心血管併發症的發生率普遍較低。與藥物監管機構承認的先前發現一致的例外情況包括 ChAdOx1 疫苗（由於疫苗誘發的免疫性血小板減少症和血栓形成引起的 ICVT 和血小板減少症）和 mRNA 疫苗（心肌炎和心包膜炎）的罕見併發症。根據人口統計學和臨床特徵定義的亞組之間幾乎沒有差異。這些發現，加上與 COVID-19 相關的嚴重心血管和其他併發症的長期較高風險，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支持 COVID 疫苗接種對心血管的淨益處。本研究的優點在於具有全人群數據的代表性，概述了接種疫苗後的血栓事件，以及對普通人群中不同疫苗劑量和品牌組合的全面分析。因此，研究結果也適用於具有可比較人口結構和醫療保健體系的國家。非常大的樣本量有助於估計接種疫苗後一段時間內以及人口亞群內與罕見結果的關聯。對健康記錄的廣泛縱向覆蓋還可以檢查第一次、第二次和加強疫苗接種後的事件。我們透過調整初級和二級醫療記錄中可用的各種人口統計因素和先前診斷來解決潛在的混雜因素，這些診斷使用可透過我們的 GitHub 儲存庫存取的臨床醫生驗證的程式碼清單進行定義（網址為https://github.com/BHFDSC/CCU002_06）。我們的分析遵循預先指定的協議，但有一個偏差：我們在接種疫苗 26 週後審查了所有分析，以避免後續疫苗接種的干擾9。這項研究有幾個限制。首先，儘管對可用的協變量進行了廣泛的調整，但殘留混雜因素（包括與高風險族群延遲接種疫苗相關的因素）仍可能持續存在。我們能夠識別一些但不是全部臨床上易受感染的人（因此可能有資格提前接種疫苗）：例如，無法可靠地識別長期居住環境中的年輕人。其次，我們沒有調整可能影響疫苗接種和感興趣結果的隨時間變化的基線後因素的潛在混雜因素：例如，出現呼吸道症狀或入院導致延遲接種疫苗。這種混淆因素可能可以解釋接種疫苗後不久估計的風險比較低10。第三，某些結果的確定可能受到監管機構公開聲明的影響，例如歐洲藥品管理局藥物警戒風險評估委員會公告11或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關於心肌炎的公告12,13。在對心肌炎和心包炎進行敏感性分析時解決了這個問題，在公開宣布疫苗接種的這些不良影響時對後續行動進行了審查，儘管在限制性分析中，較短的隨訪時間和相應的較少的事件數量意味著估計 aHR 的精確度降低。第四，由於診斷困難，結果可能被低估，特別是對於療養院的居民或患有嚴重疾病的人群而言；此外，常規電子健康記錄並非用於研究，可能無法確定不太嚴重的非住院事件。不過，對於住院血栓事件而言，這兩種形式的潛在漏報預計並不常見14。第五，我們將追蹤限制在接種疫苗後的 26 週內，以防止後續接種疫苗對估計的關聯產生影響，並限制延遲接種疫苗對我們研究結果的影響。 Horne等人對於近期確診感染 COVID-19 或健康狀況不佳的人群，因推遲下一劑疫苗接種而導致的非 COVID-19 死亡的估計 HR 存在選擇偏差9。第六，我們沒有解決疫苗接種的長期安全性或後續加強劑量的影響。接種 COVID-19 疫苗後動脈和靜脈血栓事件的發生率普遍低於接種前或未接種疫苗時。已充分證實 COVID-19 後心血管事件發生率較高14、15、16、17，接種疫苗後這些事件減少的一個合理解釋是，接種疫苗可以預防 COVID-19，尤其是嚴重的 COVID-19 18、19 、 20 、21、 22 2 3 5 2 2 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然而，量化 COVID-19 在疫苗接種的心臟保護作用中的中介作用超出了本文的範圍。我們研究的隊列設計可以估計發病率（見表 2），從而有助於了解疫苗接種對常見和罕見心血管事件的人口層面影響。然而，如上文所討論的，我們的研究結果可能會因未測量的混雜因素而產生偏差。自身對照病例係列 (SCCS) 方法旨在避免控制時間不變的混雜因素，但需要做出諸如事件無關的觀察期和醫學知情風險期定義等假設，特別適合短期結果。因此，我們的結果可以與先前使用 SCCS 方法研究 COVID-19 疫苗接種對心血管影響的出版物進行補充，並進行三角測量25、27、28 。這項在英格蘭範圍內進行的研究讓人們對 COVID-19 疫苗的心血管安全性感到放心，其常見心血管事件的發生率較低，超過了已知的罕見心血管併發症的發生率較高。我們沒有發現新的心血管併發症或與後續劑量的新關聯。我們的研究結果支持未來廣泛實施 COVID-19 疫苗接種計劃。我們希望這些證據能解決公眾的擔憂，支持公眾繼續信任和參與疫苗接種計劃並遵守公共衛生準則。方法此分析是根據 GitHub 上發布的預先指定的分析計劃以及定義變數和分析程式碼的程式碼清單進行的：https://github.com/BHFDSC/CCU002_06。研究人群我們分析了去識別化的數據，這些數據提供給 BHF 數據科學中心的 CVD-COVID-UK/COVID-IMPACT 聯盟，該聯盟位於 NHS 英格蘭安全數據環境7、29內，

轉載》敬致各位先進、好友、鄉親：拙文「習近平，何不找曹興誠聊聊」日前在風傳媒發表，為了方便轉傳，原文如後，您如認同，請廣傳，不勝感謝！我的主張是「一國兩治」，意即「一個中國，包括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和1949年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岸平等相待。任何一方皆不可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強加於對方。其形態類似邦聯。中華民國自1912年以來始終存在，是歷史，也是現實。我的主張：堅持台灣不獨，但也絕不屈辱，台灣是中華民國管轄之地，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我不揣淺陋，著手撰寫「我的兩岸論述」，分期發表，就教於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若有利於兩岸和平，吾人甚感欣慰。吳思鍾 2022 年9月25日習近平，何不找曹興誠聊聊 --寫給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執筆者：吳思鍾（西陵電子創辦人，曾任台灣電電公會、工商建研會、青創會理事長）曹興誠和我，都是最有資格駡大陸的台灣人。我們在大陸投資，都曾碰到「地痞流氓」。他駡得淋漓盡緻，我認為應該。可以想見，一個企業家，心中得有多少怨恨，才能駡得如此開懷，並且還捐了錢，想打「共匪」。曹興誠，是我舊友，有想法，講義氣，是我佩服的企業家。但是，就我所知，他不是台獨。他曾主張，大陸想統一，開出條件，讓台灣人民公投。我的受害故事，不輸曹興誠，台灣知識份子都不陌生，可以視之為「中國之耻」。 1992年，我擔任工商建研會理事長，海基、海協兩會香港會談之後，國台辦尋求兩岸經貿的破冰，邀請我率團到北京訪問。李登輝當年並不反中，否則我北京不會成行。我行前拜訪過行政院長、央行總裁、財經部會首長；到大陸除李鵬總理接見，也拜會了吳學謙副總理，人民銀行行長、國家計委和財經首長，並與大陸經濟學者吳敬璉等舉行座談。此行，我提出請大陸制定勞動法令，讓投資台商有所依循；制定台商投資保䕶法，確保台商投資安全，因為台商擔心，其大陸資產被「共產」，國有化了；允許台資銀行在大陸成立分行，以服務台商等建議。李鵬總理當場親筆一一記下。可以看得出，改革開放初期，百廢待舉的中國，領導人對經濟發展的殷殷期切。除此，李鵬總理要我帶回幾句話，他很委婉但很堅定的說:「兩岸的統一，没有時間表，但是，台灣絕對不能獨立，否則大陸領導人，將難以面對歷史的批判」。其言下之意，只要台灣不獨立，就不會有面對戰爭的風險。但是，如果台灣獨立，不論大陸領導人是誰，都不得不動武。這是大陸領導人在兩岸交流之後，第一次明確傳達了大陸對台的基本態度。我在接見之後，清楚的轉達給兩岸媒體，連續兩日，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以及台灣媒體，都上頭條。可是，我沒想到，李鵬在結束會談時，竟公開邀請我在北京做一「台商的示範投資」。我很意外，回答：「北京沒熟人，我不敢。」當時大陸法不完備，很多事，都是地方領導說了算，投資存在風險。李鵬看出我的疑慮，轉身向陪同接見的北京市委書記説：「你幫吳理事長找個案子，有問題，我負責！」他同時回應，我所提議的「台商投資保護法」等法案，大陸會儘快制定。至此，我明白，他的邀請是認真的。會後，建研會理監事認為，既是總理公開的邀請，卻之可謂不恭，要我力所能及，盡力促成。當年，建研會是台灣最大的工商團體，不能不給總理面子。我因此與北京地儀廠合資，接收其600員工，解決其發薪之困難，地礦部並批准由我公司開發其12萬平方米土地。當時，北京東三環，入夜後，仍是漆黑一片。 1998 年，當我公司投入鉅資，完成規劃之後，起造前，合資公司土地，卻為時任國土資源部長的周永康強奪，再以賤價轉移給特定人開發，圖利其貪腐團夥。我概稱這些人為周永康貪腐團夥，有人稱之為「江派」。因為訴訟金額龐大，我依國台辦指示，將其中部份，申請商務仲裁。 1999年，我商務仲裁贏了，本應於40日內執行的，但是因周永康團夥權勢日大，指使最高法院，阻撓執行法院執行，再指使被執行人地儀廠盜取合資公司圖章，做假賬，謊稱已履行裁決。我從此打了20 年的官司，可以說是步步血淚。北京市中院，在最高法院壓力下，睜眼說瞎話，做枉法裁決，誣指我已收到執行款，又自己用掉了。 2013年，北京市高院的審判長孫衛民，認真的開了三次庭，查明那幾年我人在台灣，沒收到款，也未在任何財務傳票上簽過字。我知他承受壓力，但是，終審裁定，商務仲裁應執行。結果他受到最高法院「關切」。如果他受到打壓，我請習近平為他平反。中國的司法改革，需要有良知的司法官。更可懼者，終審裁定之後，最高法院竟然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一紙函件，通知執行法院「本案不必執行，逕行結案」。其惡行無法無天，駭人聽聞。我的律師親眼看見函件，海基會要我影印，執行法院不准。這就是中國的司法，禍源就在主管政法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以及他所掌控的最高法院。之後，周永康雖然入獄了，但其貪腐團夥勢力，依然盤根錯結，阻撓法院執行。我和1650股東，迄今分毫皆未取回。我和曹興誠同樣是受害者，有人問我，為何不駡？我不駡，並非懦弱。我曾駡過，可是，駡有何用？中國政治的水太深，2012 年，習近平上台以後，我認為應雨過天青了，我寫了一封求助函，我相信習近平看了我的信，一定會立即處理。可是每每臨門一腳，總有人將信擋下。我只能相信，周永康貪腐團夥勢力，仍無所不在。反貪腐必需除惡務盡，否則連國台辦也不敢為受害台商伸張正義。要層級低的國台辦，去找政治局常委為台商討公道，本來就不務實。且不說政治局常委，即便是有權勢的地方勢力或涉入貪腐的紅二代，只要是背靠江派，國台辦也無能為力。日久，台商民怨四起，台灣人民不再相信大陸的行政與司法。我的1650個股東，有很多是台灣企業界的菁英，更多的是退休的軍公教人員，以其退休金投資的。這些人都年已老邁，心中有怨，在台灣民間不斷傳播，國台辦就是辦一萬場兩岸交流，提供再多的惠台措施，恐也抵不過本案對兩岸關係所造成的傷害。本案拖累許多台灣企業家，我無意揭露。但有一人我必需提，我的好友溫世仁，在1990年代，在甘肅的窮困偏鄉黃羊川，他捐助許多電腦和網路設備，讓貧窮的孩子看到外面的世界。他主導的「千鄉萬才」計劃，幫助西部貧窮的孩子們走出荒漠大山。可以看得出，早年台灣企業家，對大陸弱勢族群民胞物與的關懷。溫世仁不幸英年早逝，我愧疚迄今未能償還。我的案子，不是經濟糾紛，它是赤夥夥的政治迫害，周永康團夥的貪腐，強逼台灣人民買單。貪腐者可以無視台商投資保護法，以及日後兩岸簽定的投資保障協定，影響所及，造成台灣知識份子離心，兩岸失去互信。未來即便是兩岸進行政治談判，所簽定的協定，大陸是否能履行？台灣人民都會懷疑？曹興誠說他對中國印象惡劣，和「和艦投資案」無關。但是我不相信，他如果對大陸本無好感，不可能兩度到大陸投資，他應有難言之隱。而我隱忍多年，完成大陸司法程序，見證了周團夥挾持司法的不公不義。我為了和周永康貪腐團夥打官司，曾隻身長居大陸13年，看盡了中國貪腐者的猖狂嘴臉。我也驚覺到周團夥佈局極深，先掌握石油、礦產、國土資源，以上下其手。再位居政治局常委，主管政法，手握司法、武警、公安，以保障其貪腐所得。其惡行，可謂「貪腐者竊國」。我身為受害者，曾經悲觀的認為「中國危矣」！我的案子恐也將成寃案。可當我更深層的接觸，瞭解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有欺壓台商的地痞流氓貪官污吏，也有一群有使命感的知識份子，踽踽前行，為文革之後苦難的中國，尋找出路。在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發展了，如果領導人要跟貪腐者妥協，甚至同流合污，很容易，而且可以累積個人大量財富。但是他們選擇了無愧於知識份子正義與良知的道路。以我對中國長期的觀察：鄧小平拼了老命，讓文革之後千瘡百孔的中國，改革開放。江澤民對部屬的貪腐沒有節制，以致上行下效，中國貪腐成風。胡錦濤有心改革，無奈手無軍權，無力面對周永康貪腐團夥的橫行。而他加持了習近平，讓習能救亡圖存，進行改革。總之，天佑中國。 2002 年，江澤民在胡錦濤接任總書記時，不交接軍委主席，在「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國，即便是胡錦濤有心改革，也難有作為。胡錦濤主政後，中國曾有不少正義之士，認為我的案子，對台灣人民不公不義，想幫我解決，包含副總理鐵娘子吳儀、國台辦主任陳雲林、張志軍以及海協會陳德銘等人，可惜都徒勞無功。貪腐團夥權勢當道，正義和法治都是空談，胡錦濤必然點滴在心。江在胡錦濤臨卸任前才交軍權，而胡不眷戀權位，轉手交接給習近平，使習有底氣，在中共十八大宣示「反貪腐，依法治國」。此扭轉了中國的命運。 2012年，當我看到習近平提出「反貪腐，依法治國」的宣示，坦白說，嚇了一跳！這兩點都是中國之病，且病入膏肓。此時中國已經貪腐成風，不僅中央，在地方辦事，沒錢，寸步難行。想改，絕非易事。「反貪腐」，會得罪很多已經貪腐的紅二代和新權貴，擋了他們的財路，他們會集結反撲。香港反送中之亂、川普選美國總統，都有他們的影子。香港之亂時，我曾數度進出香港，所見皆怵目驚心，暴力份子襲警、阻街，丟汽油彈，佔領地鐵站，暴打意見不同的港人。這是暴動，已經不是台灣人所認知的示威遊行。暴力抗爭者，每天可以領4000港元（約17000元台幣）豐厚的「走路工」，資金主要來自中國貪腐團夥的捐輸，小部份來自台獨支持者。許多暴力抗爭者假學生之名。而原本單純的學生，收了錢，就不單純。幕後操控的中國貪腐團夥，為了保護貪腐所得，即便是結合外國勢力，以對抗中國，也在所不惜，他們惟恐中國不亂，因為，亂了，就沒人敢管他們。當黃之鋒、黎智英在國際媒體要求美、英干預，抗爭者公開訴求港獨，此已嚴重觸及中國紅線，大陸出手，我不意外。我曾在香港電視呼籲學生見好就收，接受談判建議，否則後果難料。然而，戶頭裏有數億港幣捐款的學運領袖，豈肯輕易收手。香港之亂，沒有贏家，中國輸掉國際形象，香港人輸掉本該擁有的一國兩制。曹興誠看到的是中國以暴制亂，破壞了鄧小平「一國兩制，50 年不變」的承諾。我則洞悉貪腐團夥背後的陰謀，此得益於我服役時擔任輔導長（即大陸軍中的政委），接受過嚴格的政戰訓練，對民運的觀察格外敏鋭。我建議習近平，香港之亂既已平息，中國應避免對香港過度干預，還給香港人一片天。可以明白告示，今後只要不涉港獨和外國不當勢力介入，鄧小平的承諾，中國不會打折，香港仍然「舞照跳，馬照跑，一國兩制，50 年不變」。甚至，習近平也可以承諾，「50 年之後，香港的發展，只要能利國利民，一國兩制，可以永遠不變。」此不僅可以展現中國的自信與大度，又可以安撫香港民心，同時杜國際悠悠之口。習近平的「依法治國」，要在中國落實，同樣是難比登天。中國不「依法治國」，是毛澤東遺留的沈疴。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中國從不「依法治國」，一切都是毛澤東説了算，權力不受節制，所以才會有「文化大革命」的無法無天。未經司法審判，就能讓紅衛兵鬥死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前國防部長彭德懷，被公審、鬥爭、羞辱折磨致死的還有數百萬無辜的知識份子。 1966 至1976年，十年文革，反傳統，破壞倫理文化，青年勞改下放，老師怕被鬥爭，學校不敢開課，造成中國一代人的教育斷層。文革浩劫慘狀，台灣人民難以想像。所幸，1949年，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實施憲政、法治，兩蔣父子記取大陸失敗教訓，在台灣勵精圖治，全力發展經濟，台灣成亞洲四小龍之首。 1975年，蔣中正去逝。我肯定他在動亂的年代，抗拒了毛澤東的「解放」，穩住台灣；反之，在大陸文革時期，他在台灣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加強歷史文化教育。即便是「禮義廉耻，四維八德」，這些民進黨人不認同的中國傳統文化，它培養了我們這一代人知書達禮，勤勞誠懇，脚踏實地的為台灣經濟紮下了根基，卻是不爭之事實。之後，蔣經國清廉自持，杜絕貪腐，勤儉治國，任用賢能；孫運璿、李國鼎等人披荊斬蕀，在荒煙漫草中，建構了新竹科學園區；創立了台積電，才有40年後，台灣半導體的護國神山。同一個年代，同一個民族，兩岸的分治，其結果有如宵壤，此值得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深思與反省。這也是我在「我的兩岸論述」中，提出「一國兩治」主張的依據。此容後再述。 1976年，毛澤東去逝，文革時被打入牛棚，曾三落三起的鄧小平，結合葉劍英等人，粉粹了四人幫，在兩岸知識份子的引頸企盼中，步步驚心的結束了文革。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政策。而文革之後，多難的中國，依舊是舉步惟艱。明知「改革開放」是中國的惟一出路，卻仍然面對陳雲等保守勢力的反撲，在驚濤駭浪中，艱苦前行，直到1992年，鄧小平二度南巡，才塵埃落定。這也是我決定率團到大陸參訪的原因。中國的命運多舛，多數台灣人並不清楚。而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改革開放以前，不行「法治」。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歷經幾代領導人的努力，經濟是發展了，但是，依舊是法治不行，貪腐橫行。有識之士，皆憂心忡忡！讀歷史，知經濟的發展，並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清「康乾盛世」之後，國力迅速耗竭，乾隆的寵臣和珅，抄家後，其貪腐家產總值白銀8億兩，是清廷10年歲入總和，大清豈能不衰！以史為鑑，知習近平的「反貪腐，依法治國」，是救中國於危亡，此絕非危言聳聽。但這是一條充滿荊蕀之路，險阻重重。我佩服習近平在大爭之世，能沈穩以對，不與有權勢的貪腐者妥協，不同流合污，引領中國走向「依法治國」的正確道路。所以，我從此不再駡大陸，我駡周永康。我選擇支持中國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去對抗周永康貪腐團夥的邪惡勢力。十年了，可以看到習近平依法治國的成績。但是，我寫給習近求的「求助函」，卻仍然轉不到他的手上，此代表周永康貪腐團夥勢力，依然盤根錯結，有能力中途攔截，或令主事者心生畏懼，而不敢上報。如果說「改革開放」傷了老權貴的特權，鄧小平用了14年才定調。「反貪腐，依法治國」則是傷了新權貴的荷包，習近平恐需20年，才能徹底清除貪腐團夥的邪惡勢力。我樂見習近平在中共20大之後延任，此可讓中國穩步前行，避免周永康貪腐團夥的反撲。如果中國不幸由貪腐者執政，一個貪腐橫行動盪不安的中國，絕不利於兩岸和平。由我公司受害的例子可知，貪腐者既然可以坑殺台商，他們只會關心個人的財富，不會在意台灣人民的死活，也不會去壓制鷹派的武統攻台的主張。台灣的政客和名嘴不懂中國，要管好自己的嘴，不要再對習的延任，說三道四。曹興誠看中國是地痞流氓，無可救藥。我則把中國的前途，寄託在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和地痞流氓的鬥爭。這是我和曹興誠看法不同之處。之所以有差別，可能是我在大陸住了13年，親身歷經了許多故事。我看到曹興誠穿著防彈衣上電視，表明放棄新加坡國籍，決心與台灣共存亡，誓死捍衛中華民國。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他不説空話，而且捍衛的是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比起那些主張台獨，激化兩岸，要求別人家的孩子延長役期以抗中保台，自己卻逃避兵役，或已老邁，拿不動槍，只能拿掃把，以嘴炮滅共，以為駡中國，就是愛台灣；駡倒習近平，就能保台灣平安的政客與名嘴，曹興誠要有格調得多。憂的是，我怕會誤導台灣人民，以為台灣真的可以一戰。曹興誠説他可以為台灣戰死，但我絕不希望護國群山優秀的企業家戰死。而那些掀起戰火的人，卻逃之夭夭。不戰，才是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追求的最高原則。眼前台灣最大的危機，是執政的民進黨和在野的國民黨，都拿不出能解決台海危機，又能讓台灣人民信服的兩岸論述。民進黨有台獨黨綱，卻不敢獨。由於排斥中國，民進黨沒有兩岸論述。民進黨人篡改歷史課綱，不讀中國歷史，少有人去過大陸，對中國現狀也不瞭解，不能知己知彼，只憑美日片面資訊，極易造成誤判，歷史上很多戰爭，都是因誤判而發生的。蔡英文是民進黨內最瞭解大陸的人，但是沒有熟知兩岸的幕僚，任由對大陸淺薄無知倚美謀獨的名嘴與政客在政論節目帶風向，政府半推半就的配合，台灣存在高度風險。國民黨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是活在歷史。意即兩岸各説各話，都説自己代表中國，台灣説：「中華民國主權涵蓋大陸」，説時自己都覺心虛。可當大陸説：「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既是各自表述，國民黨不認同，卻難以反制。「一中各表」，兩岸仍是互爭中國的正統，有我無敵，充滿矛盾，大陸也不接受。國、民兩黨的兩岸主張，都是在欺騙台灣人民，非常不務實。我曾不只一次撰文提醒蔡英文，2020年大選，投給她的817萬票，遠超過民進黨的支持者，其中多數是中間選民，有不少是科技業者。他們多數堅持中華民國的存在，不接受大陸統治台灣，但也絕不希望台灣因獨立而捲入戰爭，且很少有人願意為台獨而戰。這就是台灣的主流民意，也是知識份子的主張。蔡英文理應尊重其選民，不能被「倚美謀獨」的政客與名嘴綁架。我雖是兩岸交流的受害者，但我絕不支持台獨，因我曾經反覆論證，確認台獨只會導致中華民國的滅亡。而大戰之後，血流成河，大陸取得的是知識份子含恨含怨的台灣，此將是民族百年之悲劇。我不反對曹興誠對捍衛台灣的一切努力。但我努力的方向是「避戰」，堅持台灣不獨，但絕不屈辱，台灣是中華民國管轄之地，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我的主張：一個中國，包括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和1949年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誰都不必消失。兩岸平等相待，其型態類似邦聯。兩岸各自擁有自己的政治制度，任何一方，皆不可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強加於對方。此即所謂「一國兩治」。我看1992年8月28日鄧小平交待其未竟之志的「遺囑」，對台灣問題的三個重點：一是不到萬不得己絕不動武，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二是經濟上要急起直追，你一直窮下去就永無希望。三是在政體上大概一國兩制還不夠，一種可能的方式是聯邦制憲之路。我敬佩鄧小平的高瞻遠矚。香港是租借地，期滿歸還中國乃天經地義，港式「一國兩制」，中國有權為其定「制」，台灣人民不接受。 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始終存在，是歷史，也是現實。中華民國的存在，是台灣人民的堅持，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也是大陸人民的堅持，誰都不願消失，這也是我主張「一國兩治」的原因。我長期觀察習近平，確信他是可以信任的談判對象，蔡英文和未來的台灣領導人都不應錯過。如果台灣現在不談，任由「倚美謀獨」的政客與民嘴瘋狂叫駡，或引領政治風向，一旦擦槍走火，中共兵臨城下，想談，也悔之晚矣。我總結我自文革以來對中國的觀察，以及20年與周永康貪腐團夥的抗爭經驗，已陸續發表「我的兩岸論述」，提供執政的民進黨和在野的國民黨做為日後談判的參考，甚盼有利於兩岸和平。兩岸的談判將是一條漫長而艱困的路，但是，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對此責無旁貸。擱筆之際，我給習近平做如下兩點建議： 1. 無論蔡英文立場如何？兩岸政府溝通不能中斷 2016年以來，兩岸政府不溝通，我認為是大陸的失策。蔡英文從未口說台獨，兩岸卻漸行漸遠。蔡英文不認同92共識，她的想法是什麼？大陸應該知道。即使大陸認為蔡英文主張台獨，也得讓她親口說出，讓台灣人民選擇支持，準備打戰，或者，選擇對她放棄。古時兩軍對陣，敵前都不忘遣使溝通，能不戰則不戰。今天台海兵兇戰危，怎能不談？兩岸不能這樣迷迷糊糊的升高對峙，甚至開火。 2. 傾聽曹興誠和台灣企業家的心聲曹興誠之怒，是知識份子之怒。對知識份子，本應理性溝通。20大之後，我建議習近平找曹興誠，找我，以及台灣科技界人士聊聊。找我，可以瞭解我和1650個股東20年來所面對大陸的不公不義，藉以調整大陸對台的政策缺失。找張忠謀、曹興誠、施振榮、郭台銘、許勝雄、謝金河等人，可以瞭解左右台灣經濟前途的科技業者對兩岸前途的看法。這些企業家都熟知兩岸，其中謝金河是兩岸的財經專家。也許一天的閉門會議，可以解決兩岸沈疴。我相信兩岸的知識份子，一定有能力為兩岸的和平找到出路。我深深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