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抗日軍的八百壯士之後,謝晉元夫人為了幫助丈夫舊部生存下去的一段無雨無晴的故事。

1946年3月,在抗日戰爭勝利後幾個月,一個廣東蕉嶺鄉下的中年農婦,賣掉部分田產,打包好行李,帶着四個孩子來到汕頭。

希望能從這裏坐船去上海,看看丈夫的墳墓,因為她的軍人丈夫於1941年犧牲在上海。

而她,原本也是位土生土長的上海名門閨秀,10年前因為不想讓丈夫分心,帶着孩子回到了丈夫的廣東老家。

經過打聽,婦人才知道手裏的錢不夠買五張船票。作為一個母親,她有些自責和為難,但不想讓孩子們失望。她只好找到輪船公司,有些難為情地説明情況,並報出了丈夫名字。

她丈夫,那是一個讓所有廣東人驕傲的抗日英雄,於是答應免除這一家人的船票和食宿。不久他們一家終於來到上海,她也時隔十年,終於回到了物是人非的故鄉。

祭拜完丈夫後,她聽説丈夫的舊部好多都還在上海,加上她也想見一見故人,瞭解一些丈夫最後幾年的情況。

於是找到記者,在報紙上刊發了一則消息:“抗日將領謝晉元遺孀昨日抵滬,下榻新新旅社。”

是的,這個從廣東來的農婦,就是名震上海,指揮800壯士死守四行倉庫的英雄團長謝晉元的妻子。她的名字,叫凌維誠。

報紙上刊發的消息像是一則召集令。

這是團長夫人在召集丈夫的孤軍舊部。

第二天孤軍營幾個老兵就來到旅社報到,短短几天,散落在上海各個角落的數十位謝晉元舊部,陸續前來報到。

凌維誠這才知道,這些丈夫的舊部過得都很悽慘。在謝晉元遇難後,他們繼續在租界被囚,後來在日軍戰俘營當苦力,九死一生終於盼到戰爭勝利,卻沒人管他們死活,大部分都流落街頭生活無依

看似柔弱的凌維誠,作出了一個決定,她對老兵們説:
“你們的團長犧牲了,但我是團長夫人,責無旁貸,他留下的擔子我會挑起來的。”

可能凌維誠當時都沒想到,就是這麼一個決定,會讓她餘生都跟這些丈夫的舊部綁定在一起。

在向國民政府求助無門後,她想盡一切辦法,四處託人給有技能的老兵找工作,帶領丈夫舊部積極自救,組織起四行孤軍工業服務社。為了生存,她甚至帶人從青幫手裏搶過碼頭,從三青團手裏搶日本人留下的房產。

“死者易,生者難”,謝晉元犧牲後,被追授陸軍少將,當時全國人民都在紀念他,特別是上海,還專門設立了晉元路,晉元中學。但誰能想到,謝晉元的遺孀和舊部,在解放前的上海竟然生活無依無靠,只能靠自己。

沒幾天就來了數十名孤軍老兵,看着很多人流落街頭,凌維誠非常憤慨和難受,作為團長夫人,她覺得有義務讓丈夫的舊部活得有尊嚴一些。

當聽聞吳淞路466號有棟日本人留下的三層樓房空着時,她和幾個孤軍軍官商議後,馬上讓曾經在謝晉元手下做排長的李春林,帶着幾十號人強佔下來。

抗戰勝利後,各方大員爭相接收敵產,誰先搶到就算誰的,這幢樓原本被三青團看中,已經搬進了部分傢俱,但八百壯士在上海的名頭太響,數十人出動,還有團長夫人“坐鎮”,三青團一看惹不起,只好撤了。於是,凌維誠一家和孤軍老兵在上海總算有了個安身之所。

大家決定將二樓讓給團長夫人和孩子住,三樓隔成多個小隔間,給沒落腳地的老兵住,一樓則當做鋪面出租。雖然住處有了,但生活還是沒着落。這時,凌維誠想起了老蔣之前説的“勝利後國家定會照顧你們”,於是在1946年6月,帶着兩個兒子,帶着孤軍舊部的期望,前往南京求見蔣。

然而“抗戰勝利後”的許諾再一次落空。

凌維誠在南京甚至連蔣都沒見到,只得到宋美齡一句:
“你先回去吧,會安排上海市政府關照你們的,而上海市政府,則將他們推給社會局,各方之間互相踢皮球。

湯恩伯聽聞後,曾提議讓孤軍老兵加入他的部隊,全部比原來官升一級,隨軍開赴內戰戰場。在這個提議被孤軍將士拒絕後,再沒人會管他們的死活了。
凌維誠算是徹底看清了國民黨的嘴臉,只有自救,才是唯一的出路。

凌維誠開始四處託關係求人,將有文化、有手藝的老兵一個個安排出去工作。上海鐵路局局長王兆槐,是謝晉元的老同學,一次就安排了八個老兵去做鐵路警察。會開車的,去給人當司機,會寫字的,去航運公司上班。

雖然前前後後安排出了二十多個老兵去工作,但依然還是有很多孤軍老兵沒有生活來源。

凌維誠開始回憶起以前父親的“生意經”,把從小耳濡目染的東西活學活用。在環境的逼迫下,幾個月前還在廣東勤勤懇懇種地的農婦,又變成了滿眼都是生意和點子的強勢女掌櫃。

凌維誠帶着老兵們組成四行孤軍工業服務社,為上百名丈夫舊部積極尋找出路。

她帶着孤軍戰士嘗試過開設一條從原孤軍營到外白渡橋的公共汽車線路,車都找好了,但第一天就被警察堵着不讓開。

她還派人接管日軍留下的大達碼頭,為此還與青幫大打出手,30多名孤軍戰士被抓進警察局,最終為了讓老兵出來,她只能答應退出碼頭。
後來,服務社生產經營“孤軍牌”毛巾、襪子、肥皂等日常用品。

這次他們似乎找對了生意方向,上海人民對八百壯士有很深的感情,對孤軍牌的日用品很買賬,服務社的生意逐漸有了起色。

可惜好景不長,不到一年的時間,經手錢款的孤軍老兵捲款跑了。
這讓凌維誠再次陷入絕境,而老兵中也開始人心渙散,加上戰事吃緊,上海通貨膨脹嚴重,物價一天一個價,小本生意似乎已經行不通了。

讓凌維誠遺憾的是,朱勝忠、石洪模等四名孤軍老兵,因為物價飛漲,無錢吃飯,只能鋌而走險多次殺人搶劫。

在出事之前,朱勝忠來找過凌維誠,他説:
“謝夫人,我們四個陝西的,準備離開大家了。
凌維誠問:“你們打算去幹什麼呢?
”“還不知道,走一步算一步吧,在四行倉庫和戰俘營都沒死,我想我們命硬着呢!

這件大衣是回上海的時候,別人送的,你拿去當了給孩子買點吃的吧。”

朱勝忠接着又説了些別人聽不太懂的話,表示愧對團長的栽培,一會又説別人介紹了個生意,興許能發財,到時候會來報答大家。
當時凌維誠並沒有意識到朱勝忠話的意思,等事發後才反應過來為時已晚。最終,四名孤軍戰士被判處死刑。

凌維誠組織幾名老兵,含淚將四人屍體掩埋。

1948年,凌維誠組織老兵將丈夫墓地及原孤軍營附近的六十多畝地圍起來,租給外地逃到上海躲避戰爭的人搭棚,收取少量租金。這筆錢除了一小部分供幾個孩子上學外,其餘都分給了生活無依的老兵。

最多的時候,一個月有110多人來領取生活補貼。解放後,上海的房產都在登記造冊,重新分配,凌維誠抱着試一試的態度,給陳老總寫了封信,説明了吳淞路466號三層樓房和謝晉元墓地周圍空地的歷史,以及孤軍營老兵的現狀。

陳市長看完後馬上批示:
謝晉元參加抗日,為國捐軀,其遺屬應予照顧。

吳淞路466號房屋及墓地一段歸謝晉元遺屬使用,一切費用減免。

在人民政府的關照下,凌維誠和孩子終於有了一個安穩的生活環境。孩子們能安心上學,凌維誠也在附近託兒所擔任副所長兼保育員,後來調到服裝廠直到1973年退休

孤軍老兵沒能在上海安家的,大部分在50年代初陸續返回原籍,很多人離開時都會來向團長夫人告別,凌維誠總是給他們一筆路費。

幾位老兵臨走前,跪在謝晉元的墓前哭道:
“我們對不起謝團長,你為國捐軀,我們無能,還來叨擾你的家人。”

在困難時期,住在寶山的孤軍士兵郭興發家裏揭不開鍋,找到凌維誠,本身自己也很困難的她,還是將自家口糧分了一半給郭興發。

凌維誠依然還與很多孤軍老兵保持着通信,她記得那100多個老兵的名字。

此後的幾十年間,每當一個老兵離世的消息傳來,她都會在筆記本上劃掉對應的名字。

1991年1月6日,84歲的凌維誠在上海病逝。

在臨終之前,她將泛黃的筆記本交給子女,並對他們説:“上邊的名字,都是你們見過的那些叔叔。他們與你父親曾經在四行倉庫一起寫下遺書,立志同生共死,這些人遭的罪,遠比你們父親的多。這麼多年來,我一直盡力幫他們,你們也要這樣,否則你們的父親在天之靈也會不安的。”


團長帶兵打仗,團長夫人帶兵“生活”。謝家與四行孤軍的牽絆,在經過70多年的接力後,隨着八百壯士最後一位戰士楊德餘2010年去世,劃上了句號。

2005年,楊德餘到謝晉元墓前祭奠

從此,世間再無八百壯士。留下的,只是他們的傳説。世人都在悼念團長謝晉元,其實團長夫人凌維誠,也應該是這段傳奇中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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