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1樓，有人罵我，我聽到了很生氣！我站在10樓，有人罵我，我聽不清，還以為他在和我打招呼！我站在100樓，有人罵我，我根本聽不見，也看不見！一個人之所以痛苦，是因為他沒有高度，高度不夠⋯⋯

信心的見證人倪柝聲吳友琦弟兄的見證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屬靈的長輩，我來自中國上海。我姓吳，名友琦。今年（二〇〇三年）六十八歲。我本來是中學教師，一九六〇年因為反對“三面紅旗”，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關押在遠東最大的監獄—上海市的提籃橋監獄。倪弟兄是在一九五二年被捕，被捕以後就好像這個人從地球上消失了，沒有人知道他的事情。感謝、讚美主，主憐憫我這個卑賤的人，祂愛我，留下了我，讓我有機會把倪柝聲弟兄在監獄中，凡我所知道的事情，可以告訴大家。我和倪柝聲弟兄相處前後一共九年（1963～1972年），其間曾分開過兩年左右。感謝讚美主，最終又把我們帶領在一起，直到他被主接走前三天，我們才分開。這麼多年，有許多見證。倪伯伯也是個人，今天我要見證的是他屬人方面的事。一九六三年，因監房調動，把我和倪伯伯調在同一個樓層，同一個小組，並睡在同一個房間裡。從此，我和倪伯伯結下不解之緣。提籃橋監獄相當大，一共有十幢樓房，每幢樓房（即每個監房）有五個樓層，每個樓層有九十個房間。如果平均計算，每個房間關三個人，一幢樓就可以關一千多個人。這麼大的監獄裡，在幾萬個人當中，要遇到一個人並不是容易的。我和倪伯伯就在第三號監房裡相遇，這是主的安排。在我們這個牢房裡，有倪伯伯、我，還有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小夥子，是個弱智，他講話講不清楚，一直哦哦哦，頭不斷地搖，右手總是在胸前放不下來，他也是一個反革命分子。弟兄姐妹！我告訴你們：當我進入這個牢房時，我對倪伯伯是非常不友好，我對他很反感，我對他非常敵視，我看不起他，我不願意和他講話。為什麼？因為他當時是小組長。在監獄裡，犯人有小組長。在我的眼裡小組長都是拍政府馬屁的，都是政府的走狗，都在犯人的頭上撈稻草，踏在人家的頭上往上爬，好讓自己減刑、別人加刑。另外，我為什麼被捕，我又不偷、不搶、不殺人、不放火，我就是講幾句話，你們就抓住我不放，所以我怕，我懼怕他，我不敢和他講話。牢房裡三個人，一個弱智不會講話的，一個就是他，一個我自己。他每天在寫東西，他不彙報我，彙報誰呀？我敢和他講話嗎？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時沒有和他講一句話。他坐在門口寫東西，為什麼坐在門口？我們被關的牢房寬一米五、六左右，我伸開手可以碰到兩邊的牆；長有兩公尺左右；三面是牆，沒有窗，前面是鐵門。鐵門口有一點亮光，倪伯伯要寫東西就坐在鐵門口。發給犯人的飯、水，都是放在鐵門口，門不用開，我們手伸出去，就可以拿進來。他坐在門口，東西都由他拿進來的，我的飯、熱水、冷水都是他拿進來的。我不願意和他講話，從來不感謝他，是他自己願意做的，我們兩人關係很不好。後來有一件事情發生，這是主的安排。我只有一個親人，就是我的妻子。她是上海水產大學畢業，在上海景崗中學教化學，我們有一個孩子是個女兒。犯人家屬每個月可以探監一次，送來一點東西。我的妻子很愛我，她每個月都會來看我，我以為她在外面還一直在教書，其實她也發生了事情。一天，學校校長叫她去問：“周老師，聽說你丈夫是個反革命，現在關在提籃橋監獄？”她回答：“是。”“你必須和他離婚。”我妻子說：“為什麼？ ”他說：“政府有規定，反革命家屬是不能做人民教師的。你丈夫是反革命，思想反動，你和他接觸在一起，你怎麼能教好同學呢？所以你一定要和他離婚。”我妻子就說：“我和他結婚的時候，吳友琦不是反革命，他是上海市的拳擊運動員，可以代表上海市出國比賽的。結婚以後才是反革命。如果我現在和他離婚，再嫁別人，這個很難保證，那人以後又是反革命，我又要和他離婚，再嫁別人？而且我們現在已經有個女孩，我還年輕，再嫁會另外有孩子，對現在的孩子成長很不利。再說，吳友琦被判七年徒刑，我可以等他，他出來以後照樣可以建設社會主義，我們還可以做夫妻。”她這些話講得非常有道理，校長和教導主任都講不過她。可能就此甘休嗎？不可能。過不多久，校長又叫她去問：“那個問題你考慮好了嗎？” 她回答：“不考慮。”校長說：“那我們也不考慮，這是政策規定的，你把工作證交出來，你不離婚就離開學校。”當時大陸的情況和現在完全不同，離開學校就沒有工作，不能自己做任何事。我妻子離開學校以後，一路哭著回家，頭腦一片空白，今後怎麼辦？生活怎麼辦？女兒怎麼辦？回到家裡抱著女兒痛哭，沒有人安慰她。過了不久，到了探監的日子，她來看我，她把她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講給我聽。我聽了以後，非常氣憤，天下哪有這種道理？我無緣無故被你們打成反革命，你們還不肯放過我的妻子、不肯放過我的女兒！我的妻子說：“我今天是賣掉手上的手錶，才來看你的，以後我不知道怎麼辦。”弟兄姐妹，我沒有殺人、我沒有放火、沒有偷、沒有搶、沒有爆炸，我不是國民黨、不是特務，我不是地主，我什麼壞事都沒有做，我叫什麼反革命？我沒有貼一張反動標語、也沒有發一張反動傳單。我“反”在哪裡？我想不通。但是有什麼辦法？當時我的妻子哭得很厲害，我沒有流一滴眼淚。我從小在紅旗下長大，共產黨教育我，在敵人面前是不能流眼淚的，今天我就不能流一滴眼淚給你們看。我本來不是你們的敵人；我是擁護你們的，解放的時候我才十二歲，我還給解放軍帶大紅花。是你們把我推向敵人一邊，我這個敵人是你們製造出來的。五分鐘的探監時間很快就過去了，我的妻子抱著小孩離開了；我站在那個地方看著我的妻子，我不曉得以後怎麼辦，我不曉得她會不會和我離婚。突然我妻子回過頭來，大聲叫：“你身體當心啊！”這叫聲現在還留在我的耳朵裡，是撕心裂肺啊！我沒有任何辦法，我不能沖出去，我不能竄出去，我沒有機關槍，我不能和他們搏鬥，我只能任他們宰割。在獄警的推送之下，我回到牢房，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淚。牢房裡沒有桌子、沒有椅子、沒有床，我靠著牆哭了起來。不久我發現我的一隻手被人抓住。牢房裡一共三個人，我知道一定是那個討厭的倪伯伯抓我，我當時很氣憤，他是我最瞧不起的人，他抓我的手做什麼。我連話都不和他講，我不要他同情，心裡想把他的手甩開。我是個拳擊運動員，當時我很年輕，他是個年紀大的人，又有心臟病，只要我一甩，他整個人一定被我甩到鐵門上去。但是，弟兄姐妹！真的很奇怪，這是一件奇跡，當時我的手竟然舉不起來，倪伯伯並沒有多大力氣，我至少舉了三次，就是舉不起來。這時我聽到倪伯伯在我的耳邊講：“友琦阿，哭出來，哭出來好一點，舒服一點。”他的這句話很打動我。因為在監獄裡有監規，規定不能大聲哭。為什麼不能大聲哭？因為犯人都很傷心，你一哭他也哭，在監獄裡大家哭起來就不得了，這叫監瀟，對改造不利。我想，倪伯伯應該要對我說，你不能哭啊，你哭是犯錯誤的啊，要好好改造啊，總該這樣講才對。他是小組長，要站在政府一邊。我萬萬沒有想到他說，你哭出來，哭出來舒服一點。通過這句話我對他的看法有所改變。這時我放聲大哭，我哭的非常響，我什麼都不管了。就是監警過來，罵我、打我、槍斃我，死了算了，家裡已經到了這個地步，死了也無所謂了。奇怪那天監警也沒有來管我，後來我哭得沒有力氣了，倪伯伯拿毛巾給我擦臉，還倒水給我喝。我們兩個人就坐在地上，從這個時候起，我開始和他講話。我把自己的遭遇講給他聽，想不到倪伯伯非常爽直，他把自己的遭遇也講給我聽，把他家裡的事情也講給我聽。從這天開始，我們的話越來越多。他告訴我他非常忙，他是基督徒。還告訴我，他的妻子非常愛他，他的妻子高血壓非常嚴重，低壓一百四、一百五，高壓二百、二百以上，隨時都有死亡的可能，都是主的扶持，主的憐憫。他希望他的刑期能夠早一點滿了，能夠早一點出去，還能夠和妻子見面，如果他的刑期長一點，他的妻子走得快一點，今世就永遠不能見到他的妻子了。他的妻子像我的妻子一樣非常愛丈夫。他還告訴我很多事情，我們兩人的講話越來越投機。他還說一個基督徒是不會反對國家領袖的，因為國家領袖是主讓他做的，他向我傳起福音來了。聽了他的話，我心裡想，我很清楚我自己是被冤枉的，這樣看來他也是被冤枉的，他沒有反對政府，基督徒不好反對領袖，你把他打成反革命，這不是冤枉的嗎？所以，我就問他，你現在還信不信主？他回答說：“你們不信，我信；你們沒有看見，我看見。”這是他的原話。很簡單的話，我一直記住。二十四年以前，有一個弟兄來找我，我把這一件奇跡講給他聽。我說，我想不通，當時我的手為什麼舉不起來，我這麼大的力氣，他握著我，我甩都甩不掉。弟兄講得很有道理，他說，你這只手是舉不起來的，主耶穌是不會讓你舉起來的。我一聽就通了，是阿，我是一個卑賤的人，主找到了我，主揀選了我，我的手是舉不起來的。我們兩個人關係好一點了，談話投機了；旁邊還有一個人，小弱智，他也高興，在旁邊一直笑。他講話也多了，但是他講的話我聽不懂，最多百分之五十。倪伯伯全部懂，他做我的翻譯，我們三個人就這樣在一起苦苦地過日子。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有一天，監警把倪伯伯叫出去，過了很長的時間，中飯都來了，他還沒有回來。現在我和他的關係好了，我就把他的中飯用棉被包起來。以前我是不會管他的，扔掉就扔掉，關我什麼事。他回來後，我看他有點不高興，坐在地上，我就問他：“叫你去做什麼？”他說：“他們要我放棄信仰。”我說：“你答應了嗎？”他說：“我沒有答應。”他還說：“他們要我放棄信仰，如果我答應了，他們就讓我回家。”我說：“你不同意啊？”他說：“我不同意。和我一起去的還有兩個人，一個姓藍的名叫藍錫章，另一個姓張的。這個姓藍的是上海一個很大的醫院的院長；姓張的是上海一個縣的縣長。他們兩個在天主教中都是比較有名望的。”我就問倪伯伯，他們兩個怎麼樣？他說：“他們兩個都放棄了，一會兒你就知道。”過了一會兒監房的廣播喇叭就響了。監長講話說：現在有兩個犯人，通過政府的教育改造，思想轉變了。表現很好，願意公開放棄他們過去的信仰，放棄反動立場。現在他們兩個人自己講話。藍錫章和張某就一個個講話，他們先把自己臭駡一頓，又把天主教臭駡一頓，說天主教是帝國主義利用的特務組織，是反革命。他們是上當受騙，通過政府的教育，公開放棄這個迷信，脫離這個反動組織，徹底悔改。他們痛哭流涕。他們講完了以後，監長就宣佈，現在經過獄長的批准（監長是監房的頭頭，獄長是整個監獄十個監房的最大的頭頭），他們兩個人提前釋放，今天就回家。弟兄姐妹，當時聽到這些話，整個監獄的犯人都震驚了，我也很震驚！倪伯伯就在我面前，我兩隻眼睛盯著他看，你前幾天還向我講，你的妻子對你那樣好，你們是那麼恩愛；你的妻子身體是那麼不好，那麼危險，你那麼想念你的妻子。今天人民政府讓你回去，你只要講一句話，說你放棄好了，只要開一個口就好了，就回去了，你都不願意！一句話你都不肯講，你這個人是怎樣的人？你相信主，相信到這樣的地步！你這個人我真是讀不懂。弟兄姐妹，我從小就讀過這樣一首詩，匈牙利詩人裴多菲寫的，他寫道：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這說明自由是多麼可貴呀！今天人民政府給你倪伯伯自由，你倪伯伯不要。倪伯伯為了主，生命不要了，愛情不要了，連自由也不要了。倪伯伯是三者皆可拋！他這麼愛主，這麼信主，我實在是受感動！共產黨這個辦法實在是觸靈魂，對倪伯伯是很厲害的。你不放棄，放走兩個人給你看。倪伯伯無動於衷，觸不到他的靈魂。但是我的靈魂倒是被觸到了，我知道倪伯伯這個人不是傻瓜、不是弱智，他這樣相信耶穌是有道理的，相信耶穌一定是很好的好事情；我也要相信耶穌，我也要跟著倪伯伯相信耶穌。從這個時候開始我覺得一定要信主，人人都要相信主，要脫重擔要相信主，要得平安要相信主。有弟兄姐妹問我，你是讀了倪伯伯那一本書、那一篇文章才相信主，我說我不是讀他的文章相信主的，我認識他的時候還不相信主，沒有讀過他的文章；我是讀他的人才相信主的。中國有一句話，言教不如身教，我是看到他的實際行動，這感染了我，我才相信了主。倪伯伯是個人，我就是對他這個人的感性方面的認識才相信主。他的這件事對我的影響是非常非常深的。我就是這樣通過倪伯伯在監牢裡得救的。倪伯伯在監牢裡，他並沒有站在一個很高的地方，把手一舉：朋友們！你們都要相信主阿，於是幾萬個人都相信主啦。倪伯伯也沒有在監牢裡和共產黨作鬥爭、鬥到底，是英雄、是好漢；不是這樣，這是謊言，沒有這個事，他只是堅持不放棄信仰。我們說話要實事求是，我在基督裡說真話，並不謊言，有我良心被聖靈感動，給我作見證。我們第二次相遇是在安徽省的白茅嶺勞改農場，在那裡我們又在一起呆了五年。相遇時我們倆都很感動，我寫了一首詩：彼此依依相見晚，主有安排難預感;本是同袍同澤人，皖地重逢敘忠悲。那時他的身體已經很差，年紀又大，步履艱難。我們住的地方，離開食堂大概有六、七十米遠。我們是住在低處，食堂是建在上面靠近公路的邊上。到食堂去打飯，要爬過兩個陡坡，過馬路。這對倪伯伯來講，根本辦不到。所以每天三頓飯，都是我幫他打，帶回來吃。忽然有一天，獄警把我找到辦公室。他問我為什麼天天幫倪儆夫打飯。我說：“他年紀大了，身體不好，兩個坡他是爬不過去的，我幫他打飯，照顧他，是應該的。”想不到這個獄警把臉一沉，對我說：“胡說，他是裝病，讓他自己去打飯，以後不要你幫他打。”這很清楚，他們是在故意刁難倪伯伯，當然我不去理會他們的警告。過了幾天，有一次我又到食堂打飯，伙房裡的工作人員對我說：獄警已經通知，誰都不能幫倪儆夫打飯，他要自己來吃。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只得回到宿舍裡，一五一十地把情況告訴倪伯伯。我知道倪伯伯是一個知識淵博的人，我叫他趕緊想辦法。我就坐在他旁邊，等他拿主意。等了很久，他終於開口，他說：“我願凡事順其自然。”我聽了他的話，大吃一驚，聽其自然，一切順從主的安排。我真是又氣又急，沒有想到他怎麼講這樣一句話。 “你不想吃飯啊？”我不想去頂撞他，只好把自己的飯分一點給他吃。就在分飯的時候，感謝、讚美主，主給我這個笨頭笨腦的人一個好主意：我本來中午是吃五兩飯，現在我可以對食堂伙夫說，今天我勞動累了，我要多買一兩。食堂不會懷疑我。我就打六兩飯，回來後，我把二兩飯給倪伯伯吃。他年紀很大，二兩飯就夠了；我吃四兩，雖然少一點，但還可以過得去。就這樣，我們兩個人每天分而食之，難關也終於渡過去了。一九七一年，有一天獄警允許我把一封倪伯伯的家信帶給他。原來信上寫著，倪伯伯的妻子倪伯母從椅子上摔下來，斷了兩根肋骨，正在醫院搶救。我一邊勸倪伯伯不要著急，一邊叫他趕緊打報告，要求回上海探親，我可以陪他一同回去。照理，當時我和倪伯伯早已刑滿，不是罪犯了。但是一九六六年，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到期的犯人一個都不釋放；按照規定，我們每年可以回去探親一次，為期半個月。我想，現在家裡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總可以讓我們回去一次罷！一開始獄警對倪伯伯說，讓我們考慮考慮。後來又說，你心臟病這麼厲害，路都走不了，怎麼回上海？倪伯伯對他們說，我可以陪他回去。獄警說，再考慮考慮，這樣一拖就拖了半個月。當我們再去問獄警時，這個監警乾脆把臉一板說：“你回去幹什麼？你又不是醫生。況且你老婆的病情現在已經好轉，我們瞭解過了。我們研究過你要求探親的報告，我們不批准。”倪伯伯一句話都沒有同他們爭辯；也不讓我和他們講道理，就和我一起回到宿舍，他默默地禱告。有人看到倪伯伯嘴唇在動，就問我：“老倪是不是在作禱告？”我說：“沒有，他是在作氣功。”後來獄警也來問我，我也照樣回答他。但是我知道，倪伯伯一天也沒有停止過禱告。終於有一天中午，我收工回來，看到倪伯伯淚流滿面，原來倪伯母去世了。倪伯伯很悲傷。我一面勸倪伯伯不要悲傷；一面鼓勵倪伯伯再打報告，要求回上海奔喪。我想這一次總該批准罷。想不到左等右等，還是不批准。獄警說：“人已經死了，你回去有什麼用？”弟兄姊妹，有誰受過比這個更痛苦的折磨麼？倪伯伯心痛阿！他要主，堅決相信主，他忍受下來了。當時他寫了一首詩：哭千聲，喚千聲，卿聲我慣聽，緣何卿不應？我看到這首詩，就在下面和道：橫報告，豎要求，奔喪人長情，奈何不批准？倪伯伯一生愛主，遭受了很大的痛苦。過了幾天倪伯伯就從悲傷中脫離出來，他的生活恢復正常，每天堅持禱告。九個月以後，他被調到白雲山，那是一個皖東的僻野。一個連路都走不動的心臟病人，一個人坐在拖拉機上巔簸著和我們分別了。三天以後，傳來了倪伯伯耗訊。倪伯伯除了在身體上遭到折磨外，他在精神上更是忍受了難以忍受的摧殘。他一生受了很多的苦，什麼也沒有得著，但是他得著了主。他讓我們透過他看到了主！他是瓦器，但是在他這瓦器裡有寶貝！

一直想花時間好好聊聊柯Ｐ，現在總算有點時間了。很多人說柯Ｐ變了，他的行為和言論已跟他第一任任期時不同，不過，在我的認識裡，柯Ｐ始終是那個樣子的。為免有人要起底，我就先自爆了。一直以來我都不是認真的學生，也不是典型的好學生，我當年就是靠幸運上了台大醫學系。進去之後，能翹的課我絕對翹，不能翹的課我也想辦法翹，以至於我大四之前的出席率，大概兩成不到，成績很爛，差點被退學，當然也經歷過休學。畢業那年，我母親得了重病，爾後過世，讓我重新思考，醫生是不是我這輩子追求的目標？所以最後我拿到台大的畢業證書後，決定不從醫，也別害人，畢竟，以前某老師說過，沒醫術等於沒醫德。在2014年以前畢業的台大醫學系學生，一定有被柯Ｐ教過，我當然也不例外。比起許多人，我對柯Ｐ的認識可能沒那麼深，不過既然曾在台大醫院實習過，那就或多或少會聽過柯Ｐ的事蹟，也會有『交手』過的情形。一些小的事情我就不提，聽聞來的軼聞也不說，我只提一件我親眼目睹的事情。當時我在外科加護病房實習。加護病房，是個管制嚴格的單位，通常每天探病時間只會開放兩到三個時段，每次約一到兩個小時，每個病床只會配置兩件隔離衣，也就是，如果同時有三個人要來探視同一個病人，很抱歉，你們得輪流進去，同時也會要求所有探視者要戴口罩與使用乾洗手，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感控（感染控制）。那天早上，我在護理站打著藥單，在剛開放探視的時間，突然衝進來十幾個人，未依規定穿隔離衣，在我們還搞不清楚怎麼回事時，他們拿起了手機和相機在拍照。當下所有人都很錯愕，包括同時來探視的家屬，我們護理長理所當然的跳出來制止，大罵，將他們全數趕了出去。別說感染控制出現漏洞了，還拍照，病人隱私要不要顧？別忘了加護病房很多病人身上只有一件輕薄的手術衣。以為這事就這樣落幕了，結果下午時，柯Ｐ獨自來到我們單位，對著護理長破口大罵，把人都罵哭了，理由是「妳不給我面子」。原來那群人是中國來的參訪團，說是學者，但這麼不重感控，不重隱私，真的是學者嗎？柯Ｐ是否有認真確認每個人的身份，就讓助理帶他們進來？更糟糕的是，這麼重視SOP的柯Ｐ，未申報，也未事前知會我們單位，憑什麼要我們放行？然後，加護病房的管制出了這麼大漏洞，你生氣的點竟然是，「不給你面子」？這事情後來當然傳到了我們單位的長官耳裡。台大每個外科加護病房單位，會配置兩位主治醫師輪班，而這兩位就是我們的長官。當時值班的女老師，是一位台大很嚴厲（學生私下稱為『太后』，我後來申請台藝研究所的推薦信，正是找她，和婦產科的施景中醫師，一位精神科主任），教學認真，但同時人很好的女醫師（我們每個人都被電得不要不要的，但老師常常會在休息室幫我和值班的學長準備宵夜和早餐）。自己的護理長被罵，而且還是對方無理，老師當然無法接受，便直接找柯Ｐ理論去了。為什麼我之前從沒在臉書提過這事？我承認我之前也對柯Ｐ有所期待的，所以不願去戳破。回來聊柯Ｐ。眾所皆知，他是台大醫學系第一名（國考第一）畢業的『外科』醫師，而外科醫師的主戰場是哪？絕對是在開刀房。在柯Ｐ那個年代，沒有健保，前幾名的醫學生志願都在外科（跟現在皮膚科，眼科當道不同），尤其，心外，胸外這種開『大刀』的，更是搶破頭（當時還沒有內視鏡手術。以前林靜芸醫師就跟我們分享，她跟丈夫，前台大醫院院長林芳郁醫師畢業後，兩人都走外科，可是她在住院醫師期間懷孕了，加上醫院的重男輕女，她就被『下放』到整形外科，孰不知風水輪流轉，現在整外成了最夯的外科）。而第一名畢業的柯Ｐ，可以優先選擇，他自然選了外科。那麼為何一位外科醫師，後來沒在主戰場開刀房發光發熱？或許是柯Ｐ也自認為，自己的技術不夠好，不要開刀害人（就像我也決定不從醫一樣）。必須說，柯Ｐ這個決定是良善的，我們以前也跟過一些名醫大Ｐ們的刀，技術真的點點點，只因為他資歷夠久了，加上會社交，跟病人關係好，就一路升上去。不過大家也別太害怕，這樣的人滿少的，大部分我在臺大接觸的老師們真的都很厲害（我爸爸大腸癌也是在臺大開的）。如果說開刀房是外科醫師的主戰場，那加護病房就是麻醉科的領地。然而一位外科出身的醫師，被放在滿是麻醉科醫師為主的外科加護病房裡，自然是滿滿的不得意。外科思維和麻醉科是非常不同的。對外科來說，就是一和零，我要開刀，就是要把你問題徹底解決，而你往後的生活品質，才是我次要考慮的。但麻醉科，主要是做支持性的治療，控制你的疼痛，以你的生活品質為優先。我曾經遇過一個病人，在開完某大Ｐ的刀後，短短三天，輸了13袋血，台大該血型的血庫因為他而沒有庫存，當時值班的麻醉科主治，跟我們說，「他應該撐不過去」，畢竟看他懨懨一息的樣子，任何人都不覺得有希望。然而幾天後他的主刀外科醫師來，對他在床邊精神喊話，病人的眼神中散發著我從未看過的光芒，他整個人『活』過來了，甚至說服他開第二次刀，只可惜依舊沒能找到出血點，不過至少在一週後我離開該單位，病人都還繼續撐著。在某個程度上，一位外科醫師被放在加護病房，而非刀房主戰場，那就猶如是在邊疆了，即使你是將軍，但你手下的麻醉科醫師，就彷彿是跟你不同宗不同族的人，某些時候彼此觀點是很難在同一頻率，所以2014年才有傳聞說，柯Ｐ在臺大被排擠。然而在臺大不得志的柯Ｐ，在媒體這裡得到了另一種光環。頂著台大創傷醫學部主任的名號，外界自然將柯Ｐ捧得高高的，柯Ｐ在醫院的不如意，此時得到了釋放，因為媒體「很喜歡聽他說」。大概是自從2006年邵曉鈴車禍後，柯Ｐ和他的葉克膜團隊一夕之間變得全台知名了。確實以邵曉鈴當時的狀況，是很難救了，然而柯Ｐ推廣的葉克膜卻讓她撐了過來，即便後來留下嚴重後遺症，讓她智力退化，是否值得？見仁見智，但不可否認，她確實活過來了。大概也是從那時候開始，柯Ｐ成了全台神醫，加上媒體對他的提問，他幾乎有問必答，爾後不管是哪個名人明星住院，你去問柯Ｐ，他都會透露，然後，媒體就更愛問他，柯Ｐ就更被民眾認識，享受這份光環。不過台大醫院當然有自己的公關體系和發言人，然而在那之後，柯Ｐ儼然就是台大的發言人了，也確實讓台大感到有些困擾，畢竟，這牽涉到病人隱私。然後，就是連勝文的槍擊案。在2014年連與柯對擂時，很多人罵連，說柯救了他，他卻恩將仇報。這事情對也不對，柯Ｐ是創傷醫學部主任，連勝文的醫療小組，自然跟他有關，但，連勝文跟邵曉鈴當時狀況不同，連的槍傷並未危及生命，而且，更重要的，柯Ｐ不是當時主刀醫師。連勝文後來的開刀與治療，當然是整個醫療團隊的功勞，可是我想，最關鍵的還是當時主刀的醫師吧？然而，2014年市長選舉，當媒體把『連勝文救命恩人』這球做給你柯Ｐ時，你竟然就這麼吃了下來，不去提及整個醫療團隊，甚至不去提及連勝文主刀醫師是誰（連我現在去查wiki都查不到）？不說出實情，跟說謊當然不同，前者並沒有任何錯或犯法，只是給人觀感不佳。我當時當然也很不以為然，但我也沒在臉書評論過這件事，原因是，我也實在很不喜歡連勝文擠下丁丁，選市長。可是我們這些鄉民不去戳破這件事，不代表柯Ｐ你不用去解釋，倘若你那時大器的將功勞歸給團隊，歸給主刀醫師，對你反而是加分的，可是你沒有那麼做。 2014年選舉，我剛好有些朋友分別在柯和連的競選團隊，都是年輕人，但你可以感覺他們的態度不同。幫連勝文的人，多半也對連勝文無感，只是國民黨給的經費和資源多，很多人也不看好連，所以就當來打一份薪水不差的工，「我們只是來工作，但他上不上就與我們無關」。而柯這邊的人很不同，很多人不去計較薪資，而是真心希望柯Ｐ上，常常是一人當兩人用，也可以發現，柯Ｐ2014年的競選團隊，多半是充滿熱情的年輕人。可是你也會注意到，這些人在柯競選第二任時，幾乎不在了，包括當時為他操盤網路宣傳，為他安排各投開票所監票的小尖兵，現在都紛紛跳出來喊不支持柯Ｐ（以柯現在的標準，這些人也是收了錢的網軍，可是別忘了，他們曾經是為你立下戰績的人）。在草創時期永遠是最辛苦的，跟著你打天下的這群人，等於在一個未知的未來上下賭注，這些人也是最衷心希望你能闖出頭，而不計較個人利益的（畢竟，要貪利益，去找線上最有資源的政黨即可，何必幫你『個人』，還不確定你未來能不能成功）。然而，在幫助你上位後，卻在四年期間，這些人紛紛走人，這是否意味著你的領導出了問題？而當你已飛黃騰達時才來蹭的人，不能說全部，但多多少少是有些要貪圖你能施予的利益的。我前面說了，某種程度上，柯Ｐ在醫界當時確實是有些不得志的（要說排擠也可以啦），但不得不說，當他2014決定參選時，醫界還是非常欣喜的，也期待他帶來些改革，希冀他是政壇清流。這情形一直到2018他競選連任時都沒變，我身邊許多醫師友人，老師，捐款給他，我相信他的捐款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醫界。可是為何2019年之後，這些人幾乎都不支持他了？包括我最敬重的施景中老師。只要曾經在台大待過，或多或少會聽老師們聊起柯Ｐ的一些事，有些好笑的，也有些荒謬的，然而，我只能說，醫界的老師們還是滿仁慈的，或者說，他們仍對柯Ｐ有些期待，所以在柯Ｐ進入政壇，甚至讓大家失望後，依然沒有人跳出來翻出柯Ｐ的過往。而我自己本身對柯Ｐ進入政壇的兩個期待，是希望他對酒駕和健保制度發聲。大家應該有印象，2013年柯Ｐ的愛徒女醫生遭酒駕撞死的事吧？當時柯Ｐ積極奔走，成立酒駕防治協會。然而在2014年，柯當上市長後，有了更大的話語權，卻幾乎不再為此事發聲了？就連去年過年孝子被酒駕撞死，行政院長，總統都發聲了，也不見柯的粉專有任何動靜（我只觀察頭一兩天，後續沒追蹤）。或許有人說，酒駕又非首都市長管的，但，外交議題，兩岸議題又豈是台北市長範疇，柯不也頻頻發表意見？在柯的第一任任期，柯Ｐ享受著全台的焦點，幾乎從未有任何政治人物這樣受『所有』媒體，不分藍綠的愛戴，那時候你柯Ｐ要講話，誰不會拿麥克風給你？可是你卻沒趁著這份光環尚在，去為酒駕的事情多做點什麼而另一個議題，健保，更是沒看到柯Ｐ有去想改變環境。只要在醫界待過，不可能不知道健保制度的問題，健保對全台人民絕對是個最好的福利政策，但不代表它不需要改革。在我在台大實習的時候，應某位老師要求，去試算了健保比例，也才發覺這套制度存有很大的問題。當時某一個華僑，十幾年來沒回台灣，更沒繳健保費（傳聞他在泰國因吸毒後恍神，引發火災），導致全身80%燒燙傷。他回台灣後，只補繳了幾個月保費，就恢復了健保身份（每年乖乖繳保費，一年又只看一兩次醫生的我們，顯得很蠢）。住在台大醫院一個多月，每天早上要兩到三位醫護人員幫他換藥一個多小時（其他病人約一位實習醫師，十幾分鐘即可換完），期間進開刀房手術三次，住院期間總共花費五十萬台幣，而因為健保，他竟然只需要負擔不到五千元出院費用，也就是不到1%！住在台北市蛋黃區，一間雅房租金也不只五千了，什麼時候我們的醫療服務比最廉價的旅館都不如？當然，他是病人，他不是自願生病，可是這比例也絕對不合理。我相信柯Ｐ對健保制度一定比我更熟，但，他也從未把握他的光芒，去做些什麼改變和聲援。 2018年我也曾跟我爸大吵過（我爸偏綠，我媽那邊家族則是以軍公教為主的鐵藍），他認為柯Ｐ反過來咬民進黨，是背骨，而我認為民進黨這三年做不好，一直抓著柯打很煩。我也曾經為器捐的事，跟一位堅信柯Ｐ有到中國賣器官的護理師吵過。即使我知道柯Ｐ一些事，他稱不上好人，但也絕對不是壞人。那麼為什麼柯給人感覺立場跟四年前不同？等我最後來解釋，先來說說柯給自己貼上的標籤，也是最為人所知道的，他的特質，『台大醫科』和『亞斯伯格』。說真的，台大是個很大的包袱，又是醫學系（當然，享受的資源也很多。資源？受人關注本身就是資源啊，以柯Ｐ為例，他如果不是台大醫院主任，參選時受到的注意會這麼多嗎？）。例如在朋友聚會自介時，當你說你是清大，成大，大家會「哇」，但你說台大時，得到的反應會更大（我沒有要戰學校，清大成大各大學校都很好，可是也不可否認，各類組第一志願都剛好在台大）。明明只是在講自己學校，但你講「我們成大」，和「我們台大」，後者聽起來就是格外刺耳，彷彿你在『強調』什麼。以至於我連在家，提學校的事，都是用「我們學校」取代「我們台大」，因為連我爸都在吵架時嗆過「你台大了不起？」（自己兒子讀台大，卻被拿來當攻擊點是滿怪的）。然而柯Ｐ本人倒是完全不避諱，而且一直強調。如果是一個毫無知名度的素人，或新人，需要點話題，可能需要強調自己學歷，但，全台灣有誰不知道柯Ｐ是台大的？而他往往在說話時，很愛去強調「我們醫界都balabala」，台灣政壇，曾經是醫生的並不在少數，可是只有柯Ｐ會在說錯話時，拿整個醫界來幫擋箭牌。一再的強調自己的學歷，也是在樹立高旗，「我跟你們思維不一樣，我比較聰明」，也就可以感覺得出，他言語中流露的傲慢和自戀，跟他不願採納別人意見的特質（可以對照後面形容的亞斯伯格）。柯Ｐ的另一個大標籤，就是亞斯伯格症。這彷彿是他的免死金牌，每當他說錯話時，他和他的支持者就會用這個病症去為他開脫。要說亞斯伯格，我絕對能來好好說明，因為在我最親的家人中，就有兩位，其中甚至有我打從出生就接觸的人。當然，不是每個亞斯伯格症狀都一樣，就像憂鬱症一樣有個體差異，然而它能被歸類在同一病症，絕對是有某些共同性，所以從我家人身上，也能看到與柯Ｐ類似的狀況。為了個人隱私，我不說明是誰，也很抱歉，為了讓大家了解，我必須舉例說明。亞斯伯格的人，很常關注在一些小事情上，然後就『黏』住了。上個月才發生一件事，當時我們一家人，開著七人座的廂型車，要去祭拜我媽。小亞斯（我某位亞斯格症的家人），在出發前，我們答應他，會繞去消防局看消防車（他『黏』住的事物，就是各式車子）。然而開車的人忘了，過了紅綠燈，沒右轉，直接往目的地開去。小亞斯提醒了我們跟他的『約定』。一般的孩子，你這時候繞個路，繞去消防局就沒事，可是他無法接受，「車子開回B2，車子開回B2」，他不斷叫嚷著，他沒辦法接受路線不是照他原本的『預期』，所以他要求車子回到原點，也就是開回我們住家大樓的B2停車場，重新出發。就這樣，我們照他的『期待』做了，多花了二十分鐘，開回B2停車場，然後右轉去看消防車。如果你不照做呢？那就是一整個早上的不安寧，因為他『黏』住了。像柯Ｐ這樣的人，不是不會說謊，而是他們說謊很容易被拆穿，他們難以隱藏情緒，所以當你感覺他在說謊，別懷疑，他十之八九真的在說謊。因此當柯Ｐ『失言』講出那些話時，別懷疑，他是真心這麼想（包括她所有歧視言論也是）。亞斯伯格的人，常會因『黏』在小事情上，而失去耐性，甚至忘了看整個大局（如我上面的例子）。當他在憤怒的情緒時，很抱歉，不管周遭的人在做什麼，都必須停下來，『處理』好他的情緒，在他們的觀點裡，天塌下來的事，都沒有他現在這個情緒重要。說真的，那也不是他們願意的，都說是『症』了啊，你也不會叫一個憂鬱症的人，不要憂鬱吧？某方面來說，亞斯伯格的人自己也很痛苦，那也不是他們願意的，但他們就是很容易『黏』在這些雞毛蒜皮的事，然後情緒也『黏』在這，走不開。例如，我上面說的那個小亞斯，除了車子外，他還愛星星和數字『8』。買滿天星的餅乾給他，其他的樣式你可以吃，但如果星星樣式的你拿走了，他會崩潰一個小時。某次他兩歲的妹妹『誤拿』了星星的吃，他崩潰了，明知道不可能，但他要求妹妹吐還那顆餅乾給他，即使我們拿出其他十幾顆星星樣式的補給他，他也不接受，他只要被妹妹吞下肚的那一顆。這樣的人，可能很聰明，很有智慧，但絕對不適合當領導人，因為，所有的決策都必須以他的情緒為第一優先考量。而亞斯伯格看事情的『標準』，也不見得與一般人一樣，例如，他可能很討厭煙味，所以覺得抽菸該判刑（我講得比較誇張），但他又覺得偷竊沒什麼，只因為在他的『標準』裡，抽菸是比偷竊更嚴重的罪。不過，我還是自次強調，不管任何病症，都無法完全解釋每個患有此病症的病人的狀況，其中還是有很大的個體差異。而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我為何說柯Ｐ自始至終都沒變呢？你從他2014年參政以來就可發現，他的某項『標準』從來沒變過。「說我柯Ｐ壞話的，就是壞人」，這就是柯Ｐ最高的標準，也可以說是民眾黨的圭臬。2014年，國民黨打他打得兇，然後民進黨禮遇他，不提名候選人，所以他覺得你國民黨好壞，民進黨是我友邦，我還幫你立委助選。然後，2018年，民進黨開始打柯，國民黨樂見你鷸蚌相爭，所以柯Ｐ改變了態度，說我壞話的民進黨才是壞人。中共從沒批評過我，所以中共在我眼中也不是壞人了，這就是柯Ｐ的『標準』。這標準是不是很符合我最前面提的，「你不給我面子」的加護病房事件？因此，也不用期待，將來民眾黨內會有持跟柯Ｐ不一樣的聲音，會有持跟黨主席柯Ｐ不一樣意見的人，不然你就是我柯Ｐ眼中的壞人。很幼稚嗎？對，在跟亞斯伯格相處的經驗，我覺得他們很容易理解，很容易掌握，也相對容易操控，只要你抓對他的『標準』，和讓他『黏』住的是什麼。還有，別再1450，網軍網軍的叫，我還真沒收到任何政黨的錢和指示。如果不認同你，你就要認為他是收了錢幫敵方陣營做事，我只能說，你會少聽見很多聲音。你可以試試拿錢給我，我一定收，但不會幫你說話，謝謝。最後補充一點，很多人覺得柯Ｐ第一任市政不錯，為何現在變這樣？就如我說的，他前後兩任身邊走了很多人。當初圍繞在他身邊的人夠強，也真的是衷心為他打拚。而這也是柯Ｐ人格特質最要小心的一點，他的所有政策，會被周遭的人左右（如我前述，說我好話我就覺得你是好人，所以我就採納你的意見）。所以柯Ｐ將來還是有機會成為好市長的，只要圍繞著他的人，心態夠良善，但，他的高度也差不多到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