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1980年代出生——台灣七年級首批，出生在戒嚴末期，成長在解嚴後的混亂，從小看世界高速變動，卻沒有一次真正站在風口上。你小時候是「台灣錢淹腳目」的尾聲，初進入職場就碰上金融海嘯；你學會了Wi⋯⋯

好文共享！【書摘】胡乃元：老爸爸的星空圖引言：　二○○八年十一月初冬的夜晚，小提琴家胡乃元在台南市一級百年古蹟億載金城，站在臨時搭的舞台上，用他優美的琴音拉開了第五屆Taiwan Connection Music Festival 序幕。　燈火照耀紅磚古牆，海風搖曳老樹新月，經歷戰火的百年古蹟，像沉默的老人，寬大包容兒孫尋歡享樂。但現場演奏的可是莫札特小夜曲、舒伯特迴旋曲、克萊斯勒、德佛乍克的經典曲目。遠處的炮台邊、城垛上站滿人影，琴音迴盪在青草地，一家挨擠著一家。海很近，風很冷，但人心很暖。　身為Taiwan Connection「TC弦樂團」音樂總監的胡乃元，把細緻的室內樂帶進校園、老社區及演奏廳，五年來，他們的足跡走過台東利嘉國小操場的青草地，花蓮老人日托站，他們演奏給原住民的孩子，沒聽過古典樂的老阿公阿嬤，對胡乃元來說，這是音樂家的社會運動。　台南，是胡乃元的故鄉，他十一歲出國學琴後，還會思念故鄉的鱔魚麵。說來諷刺，胡乃元異國的音樂之路，竟和他父親胡鑫麟經歷的白色恐怖有關。　一九五○年五月十三日，情治人員進入台大醫學院，把涉及左翼讀書會的第三內科主任許強、眼科主任胡鑫麟，以及胡寶珍、蘇友鵬兩位醫師通通帶走。第一內科主任翁廷俊（旅日台裔明星翁倩玉之父），因不在校園而逃過一劫。　被捕後二天凌晨，天未亮，台北軍法處（今台北來來大飯店現址），胡鑫麟和其他難友每人五花大綁，兩人兩人銬在一起，被推上了貨運火車送到基隆，用坦克登陸艦轉送火燒島。　胡鑫麟在此度過了十年歲月，十年刑期出獄後，家人重聚，生了最小也是唯一的兒子胡乃元。然而政治監控仍陰魂不散，當小小的胡乃元開始展露音樂天分時，為免受政治牽連，胡父把胡乃元送到美國深造。　一九八五年，他在國際知名的「比利時伊莉莎白皇后大賽」拿下首獎，自此名揚國際，但他始終沒有忘掉台灣。二○○四年底，胡乃元和亞都麗緻飯店總裁嚴長壽一起發起TAIWAN CONNECTION(台灣連結)音樂節巡迴演出計劃。　他年年回來演出，卻年年看著台灣分裂，他憂心台灣前途，談到了民主的真義，談到了他心中的父親遺留給他的「星空」。＊＊＊＊ 1. 火燒島上一位拉大提琴的台大醫生　我父親已不在世了，談到他，只能表達從我這一代看父親那一代的觀察與感想。我父親曾是個追求馬克斯共產主義和毛澤東革命的左派知識份子。　就像侯孝賢電影《悲情城市》中，小鎮醫生的朋友看到醫生書架上有馬克思的書，會說：「喔，足進步喔！」我父親在台北帝國大學（現今台大）受日本教育，左傾後一心嚮往革命的祖國。　但在那個時代，看這些書追求馬克斯共產主義、崇拜毛澤東周恩來是會惹來麻煩的。五○年代他和其他台大醫生遭到逮捕，被送到火燒島。政治犯的家人是很孤單的，爸爸被捕之後那些年，很多親戚朋友都不敢往來，我的兩位姊姊在學校裡還會被同學斜眼看待，忍受別人的排斥。家裡靠媽媽和她娘家的協助下，度過那段幽暗歲月。　我在父親出獄後才出生，我的白髮遺傳自我父親，喜好音樂也得自於他的影響。日據時代的醫生都有文化教養，很多人都愛好音樂，我父母親結婚時，最要好朋友送的禮物是厚厚一疊、成套的原版古典音樂老唱片，這在那年代是很珍貴的禮物。我父親年輕時也拉大提琴，並和朋友合組一個小小的業餘室內樂團。我出生時，家裡就有一把大提琴。　坐過政治牢，我父親在台大自然待不下了，他回到故鄉台南開業。底下一樓是看診間，二樓上來就是我們住家。有時中午看完診休息，我父親臉色鐵青，不發一語地走上樓，我們就知道是特務又來監視他，找他麻煩了。　回想我們家小時候吃飯，若是我爸看到新聞，有感而發，要批評政府或是蔣（中正）總統，一提到政治，他和我媽媽談話聲音就會自然放低，不曉得牆的另一邊是不是貼著一隻耳朵。　因為白色恐怖後續這些麻煩事，我父親不希望連累到兒子，一九七二年，我十一歲時，他就送我出國。當初原本要去歐洲，但先去美國找大姊，準備辦手續轉機到歐洲時，在耶魯大學遇到了我的老師鄂爾（Broadus Erle），他建議我留在美國。沒想到，後來我就在美國學音樂了。　三年多以後，爸爸也離開台灣，原本出國理由只是探親，但後來他風聞有可能會有另一波的逮捕行動，於是到美國看小孩子之後就轉到日本定居。我們全家分散在海外，他跟母親在東京，我和兩個姊姊在美國。　從小到大，我有時候好奇地問他綠島的事，他都不願講，因為要講就得回想，他總是回答：「要回憶太痛苦了。」他在國外待了二十多年，直到九十年代李登輝執政時，他才回來台灣，我還陪伴他和母親一起去總統府拜會李總統，他們都曾是受過日本教育影響，追求理想的年輕人，一見面就很開心地講日語。我想父親已一位曾為政治思想被逮捕的人居然能有一天走進總統府，心裡一定有說不出的滋味。　政治原來是他的理想，但理想受挫之後，他把熱情轉移到語言研究，從我小時候家裡都是各國語言的書，除了日文、中文、英文外，他還廣泛涉獵了德語、法語、義大利語，甚至有點難度的俄文、希臘文、土耳其文等。他住在東京時，看病之餘，還花了十幾年，投入台語研究。我曾看到他費盡心力一張字卡、一張字卡編寫整理厚達三冊的台語字典，後由自立報系出版。他對語言興趣實在濃厚，台語之外，他還鑽研的具有打破國際語言障礙、具有進步文化意涵的「世界語」（Esperanto），還曾和世界語組織的人通信、連絡。學世界語，可以說是他現實上無法實現的左派理想在語言上的轉化、延伸。　我父親是醫生，又拉大提琴，看起來不像是會拿鋤頭、斧頭，更不會是帶槍的人。他之所以信仰左派是認為左派的理想，像是人對人的平等、無產階級的勞動，才是人類最終極的理想。他看不到對岸，總覺得共產革命一定比在台灣所看到的高壓獨裁統治者是好的，聽到毛澤東要跟著平民百姓吃苦，內心對毛澤東簡直是一種全然的崇拜。　那一輩的青年對政治太敏感，對理想又太純粹，結果幻滅也最大。他晚年很高興終於踏上心目中祖國的土地，深入了解現實後，不得不承認毛澤東有很多問題，文革傷害也很大，他確實覺得失望，內心衝擊非常、非常大。但要他去評判毛澤東是個壞蛋，他說不出來。　你想想，他為這個理想付上年輕的大好青春，甚至差點被槍決；從綠島坐了牢出來，朋友不敢靠近，他也沒有怨言，但中國革命一旦失敗了、落空了之後，對他有多大的打擊。而更大的痛苦就是……那麼明顯的失望卻不能說出來，內心更是苦。　這種失落的感傷，一直到他七十九歲時過世才停止。他過世前，跟我談過一次，他一定看到了祖國並沒有理想中的那麼理想，而且毛澤東也沒有那麼偉大……他沒有直接講他的失落，但你從他的話裡，很明顯會感覺到他的悲傷。 2. 退後一步，不要陷溺在仇恨的漩渦裡　受我父親白色恐怖的影響，我對歷史非常有興趣，八○年代，我在紐約看了很多二二八相關電影，有些導演處理這些題材，被悲情壓到快不行，當事者也常常扛著受難的包衭，重得不得了。　後來讀史學家黃仁宇的書，我對於父親的遭遇，對於我們家的受害意識，比較會用更大歷史視野的理解，我必須這樣子，我沒辦法….像黃仁宇說的，歷史很無情。你要是跳到仇恨裡頭，凡事以受害者眼光看，永遠無法從仇恨的漩渦逃脫。　諷刺的是，我爸爸後來參加綠島難友下一代的婚禮，朋友見面，都很客氣跟他打招呼，但沒有人要坐在他旁邊。他覺得很奇怪，事後他才聽說，大家看他都想到我的舅舅、建國黨的李鎮源。這些老左派都不願和台獨坐在一起。我爸爸坐過牢，還稍微世故一點，舅舅李鎮源完全學者出身，他非常天真，不懂得玩弄政治權力。當時他成立建國黨，很多人會覺得Does he know what he's getting himself into？　雖然我父親跟舅舅的政治理念是不一樣，但他們兩個還是會彼此互相關懷。他們常一起去國家音樂廳聽我的音樂會，以前大家都需要唱國歌起立，而他們就會堅決坐著，因為國歌對他們來講根本只是國民黨黨歌。我回來參加中華民國建國八十週年音樂會時剛好碰上了「廢除刑法一百條」（即政治犯唯一死刑法律）活動，我去靜坐現場拉小提琴。聽說後來有總統府高層說，「你真正係憨膽啊」。對於舅舅發起廢除刑法一百條運動，我只想為教授學生打氣、鼓勵大家為追求民主的奮鬥。 3. 民主不是妥協，而是尋找彼此交集　過去我每年回台，都遇到選舉，台灣常是自己人在鬥爭，當然個人有個人的理想，但理想沒有辦法凝聚更多的人。　我前幾天搭計程車，司機年紀比我稍大，我從他聽的收音機，從他的評論裡，我知道他的立場和我不同。但奇妙的是，最後我們對話。說來有趣，我都到了目的地，錢也都付了，開了門準備要走了。沒想到卻開始說起話來，我們討論最近的時事，最後竟相談甚歡，告別時還互相握手，他禮貌客氣地問：「先生貴姓？」　這個經驗讓我想到，如果找們可以在談話中，聽到彼此的聲音，最後找到共識是多好的事。我覺得，人性出發點差別不大，但人生的經歷就可能非常不一樣。像我有白色恐怖成長背景，這位司機也有他的成長和不同看法。　黃仁宇說：「歷史是無情的」。台灣經歷了這麼多年的民主選舉，阿扁也執政八年了，可惜我們在民主化之後，卻對民主的了解深度不夠。民主碰到一個主要的問題：你怎麼和不同立場的人協調，能找到「共識」？　共識，我用英文來說叫「compromise」，這個字在中文裡往往被翻成「妥協」。　「妥協」聽來不好，好像你把你的原則都推出去，排除了。但「compromise」在英文中我們講的是：你我立場不同，好吧，我們劃兩個圈圈，一個代表你，一個代表我，我們再看哪裡是兩個圈圈的「交集」。　要談共識，好，這個交集我們先認同它，把焦點放在這交集，然後看我必須要犧牲什麼達到共識，你必須要犧牲什麼達到共識。　這次我上飛機前，歐巴馬聲勢如日中天，他的當選，代表美國沉寂已久的樂觀之情出現了，而且是年輕的下一代，用他們渴望改變的理想熱情，重新回頭去感染他們父母的那一代。　我喜歡聽爵士樂，除了像阿姆斯壯，我特別印象深刻的是比莉．哈樂黛（Billie Holiday）的那一首〈奇怪水果〉（strange fruit），現場錄音的，「喔，樹上怎麼會有奇怪的水果啊…」（Southern trees bear strange fruit. Blood on the leaves and blood at the root……）。她唱這首歌時，人生已經經歷過各種苦悶，又抽菸喝酒，噪子很沙啞，破壞了，但有獨特的唱腔，我一剛開始聽，想到，天啊，怎麼有人用這種噪子來唱歌啊，後來看了歌詞更深的了解之後才知道，這首歌觸碰一段美國黑暗的歷史。四○年代美國南方白人對黑人動用私刑，把黑人活活鞭打、截肢、吊在樹上等死。　那「strange fruit」指的就是吊死黑人的屍體，啊，我覺得很震撼。　從比莉．哈樂黛到今天的歐巴馬，美國歷史裡，混雜了多元種族多重利益，美國的建國即是從這個概念發展起來。我們先從相同的區塊，建立對話的基礎，再看能不能盡量往圈圈外延伸。　國內兩黨的政治，剛好相反，都是先從我們哪裡不同開始，為了選舉爭票，再努力把差異放大，你要想，我們台灣都那麼小了，再分裂下去，還會有什麼將來可言嗎？ 4. 台灣的「星空圖」在哪裡？　台灣的政治內鬥毀掉台灣將來，我每年回台推廣「Taiwan Connection」音樂演出。每次都遇到國內的選舉或是爭議，而且看來內鬥沒有改善的跡象。　我常在想，像現在人心不安的時候，音樂或藝術到底對一般人的意義是什麼？音樂家能對社會產生什麼真正的影響？有時後心中真的有點沮喪。　二○○五年，胡德夫出了三十年第一張專輯《匆匆》，在西門町紅樓開演唱會，我和很多朋友都去聽，我發現當天很多八○年代社運界的人士也都出席了，但昔日的同志，現在卻變成了敵人，放眼看去，大概分別有「藍桌」的朋友、「綠桌」的朋友，甚至還有「紅桌」的！　可是很有趣的是，演唱到後來，胡德夫的音樂好像讓大家回到了年輕的時光，他唱到〈美麗島〉，當時，全場氣氛完全變了，所有人自動自發站起，很令人感動、震撼，唱到最後竟然變成全場的大合唱，可能有人還掉了淚。在那短短的時刻，音樂把大家分裂的情感都找回來了，難道我們不應該這樣子嗎？　想到台灣未來，我希望台灣人能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這是多少台灣人經過這幾十年的犧牲才這麼堅苦的一路走來。但我害怕民主這兩個字常被政治家隨便拿來當口號，而我們會不會忽略民主是需要每個人為它付出行動與力氣？我們不用心維護它，我們會不會又把它丟失了？　九○年代的樂觀已經沒了，台灣最大的問題不在對岸，而在我們自己。在台灣談政治很容易「打歹感情」，有時候，很無奈的，想把話講清楚都不容易。但我衷心期望大家能互相理解溝通，在「妥協」中找到共識，在彼此傾聽裡找到最好的交集。　十年前，我父親因癌症病逝，他曾在我很小的時候，送給我一張「星座圖」，是他在綠島時自己親筆繪製的，那時候我年紀太小，很好奇父親怎麼可以把它做得那麼細密。　星座圖現在留在美國，我把它珍藏起來。記得，他送我當時半開玩笑的說，做這個星座圖是為了萬一能划船逃離綠島的話，至少不會在太平洋裡迷失。有星空圖，就能找到台灣的方向。　在民主是我們大家應有的共同出發點之下，我當然希望台灣的「交集」（compromise）能愈來愈大，但是現在看來滿悲觀的。如果做不到，而連民主也不被珍惜，那會是台灣最大的悲哀，台灣的「星空圖」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