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寫信給他們關於我的退休事宜，現在我正在等待他們批准我的退休信，這樣我就可以去接我的女兒並返回台灣

我是交大畢業的，身邊朋友不是進了竹科，就是去了矽谷，少數去了歐洲。十年過去，我們在不同的科技重鎮落腳，過著表面上都很「成功」的生活。但這幾年，我越來越發現一件事：同樣是科技業，活法差太多了。不是誰對誰錯，而是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代價和取捨。亞利桑那的台積電眷屬先說說最近很紅的話題—美國的「台積電媽媽」。我有個學姐，老公被台積電派去亞利桑那設廠。她原本在台北做財務主管，年薪也有150萬，但為了配合老公外派，辭職跟去美國。她說出發前其實掙扎很久，但老公外派薪水會加倍，還有豐厚的搬遷津貼和海外津貼。「而且公司說這是career development的好機會，對他升遷很重要。我想...那就去吧。」結果到了才發現，跟想像中完全不一樣。亞利桑那不是舊金山、不是紐約，那邊華人工作機會很少。她想找工作，但語言不夠流利、學歷認證麻煩、又沒有當地人脈。投了幾十封履歷都石沉大海。最後只能待在家，每天的生活就是開車送小孩上學、去Costco採購、等老公下班。她在視訊裡跟我說：「我在台北是主管，每天做決策、帶團隊。現在我每天最大的成就是在Target找到打折的衛生紙。我知道這聽起來很可笑，但這就是我的生活。」她說最難的是文化孤立。亞利桑那當地華人不多，台積電眷屬就自己抱團，形成了「眷屬村」。她們建了line群組，團購台灣食材、交換育兒資訊、互相抱怨老公。「我們都是高學歷、有工作經驗的女性，但來到這裡，身份就只剩下『誰誰誰的太太』。」我問她：「那為什麼不回台灣？」她苦笑：「合約還沒到啊，而且這對他的career真的很重要。公司承諾外派回來後會升職，我們咬牙再撐兩年吧。只是...我不知道兩年後的我，還能不能回到職場。」矽谷的兩難再說矽谷本地的科技業。我大學室友在某社群媒體巨頭工作，年薪全包大概40萬美金（約台幣1200萬）。這個數字確實驚人，但她說：「這錢不是白拿的。」矽谷的工作文化是「永遠在線」。雖然表面上彈性上班，但Slack、email、會議，24小時轟炸。而且公司給的股票有四年的vesting period（分年發放），如果提早離職，就拿不到全部。「這就是金手銬。我很想離職，但一想到還有100萬美金的股票沒領，我就走不了。」但她也承認，這份工作有它的價值。「薪水確實高，而且我做的project很有挑戰性。說實話，在台灣很難有這種機會，可以接觸到這麼大規模的系統、這麼前沿的技術。從career development的角度，這份工作對我很有幫助。」矽谷的生活成本也是天價。她跟老公兩人年薪加起來80萬美金，但在Palo Alto買個普通的房子，也要200萬美金起跳。每個月光房貸就1萬美金。「我們賺很多，但存不到什麼錢。而且這邊大家都在比—誰家小孩上更好的私校、誰換了更大的房子。你會陷入一種焦慮，覺得賺再多都不夠。」她說矽谷有很多power couple（雙薪科技夫妻），兩個人都在大型科技公司工作，年薪百萬美金。「但我們常常開玩笑說，我們是用錢買時間。請菲律賓保母、請清潔工、叫外送，因為我們沒時間自己做這些事。」我問她會不會後悔來矽谷？她想了想說：「不會。但我也說不上快樂。這是一種...trade-off吧。我用生活品質換career和財富累積。也許幾年後我存夠了，可以回台灣過比較輕鬆的生活？我也不知道。」台灣竹科的無解習題回到台灣。我有個朋友在竹科某半導體大廠當工程師，他最理解為什麼大家離不開這個系統。「我知道我工作時間很長，平均每天12小時。我也知道這樣對家庭不好。」他說，「但你要理解，在台灣，科技業是少數能讓工程師『翻身』的機會。我家不是有錢人，靠這份工作，我在新竹買了房、養了兩個小孩、爸媽生病我也有能力幫忙。如果我離開，去哪裡找這樣的薪水？」他說的是實話。在台灣，除了科技業，工程師的薪水天花板很低。「而且我在這裡工作10年，累積的股票、年資、人脈，都在這裡。如果離職，這些都歸零。我也想過要不要轉到外商，但外商在台灣的職缺不多，而且不見得比較輕鬆。」更難的是他太太的處境。太太原本也是工程師，生完小孩後想回職場，但發現根本不可能兩個人都全職工作。「新竹的幼兒園6點就要接小孩，但她要上班到7點。我要8點、9點才下班。誰去接？我們沒有長輩在新竹，請保母一個月要3萬，兩個小孩就6萬。算一算，她的薪水扣掉保母費和通勤成本，剩不了多少。」最後太太辭職了。「我知道她很不快樂。她以前是做AI研究的，現在每天的對話對象是2歲小孩。但我們真的沒有更好的選擇。」他頓了頓說，「有時候我也很愧疚，覺得是我的工作毀了她的career。但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問他：「你有想過減少工時嗎？」他苦笑：「在台灣科技業減少工時？那就是自願被邊緣化。升遷沒你的份、重要專案不會找你、年終獎金也少。我不敢冒這個險，因為我是家裡的經濟支柱。」德國朋友的另一種取捨最大的對比是我另一個朋友，在德國慕尼黑一家半導體公司工作。他年薪大概9萬歐元（約台幣300萬），比竹科少很多。他每天5點下班，一年有30天年假。他太太也在工作，德國的托育系統很完善，費用也便宜。「我們家是雙薪家庭，兩個人都有收入、都有事業。我太太不需要為了我的工作犧牲她的career。」聽起來很美好對吧？但他也跟我說了德國工作的限制。「首先，語言是個大問題。我德文不夠好，所以很多管理職我根本碰不到。在公司裡，我就是一個『外國工程師』，升遷天花板很明顯。」他說，「而且歐洲的薪資成長很慢，不像台灣或美國有股票分紅。我現在年薪9萬歐，五年後可能也就10萬出頭。想靠工作致富？不可能。」更實際的是，他回台灣的機會成本。「我在德國待久了，跟台灣的連結越來越弱。朋友、人脈、工作機會，都慢慢斷了。如果哪天想回台灣，我也不知道能做什麼。而且我小孩在這邊長大，中文不太好，回台灣適應也是問題。」他說他不後悔，但也不覺得這是「正確答案」。「這只是一種選擇。我用career的高度和賺大錢的機會，換來生活品質和家庭時間。有些人覺得值得，有些人覺得不值得。沒有標準答案。」每個地方都在用不同的東西交換這些年觀察下來，我發現每個地方的科技人都在做交換，只是交換的內容不一樣。矽谷是用生活品質換職涯高度和財富累積。你可以接觸最前沿的技術、最大的平台、最高的薪水，但代價是永遠在線、高壓競爭、高昂生活成本。很多人的策略是「拼十年存一筆錢，然後回台灣或去生活成本低的地方retire」。台灣竹科是用家庭時間換經濟保障。科技業是台灣少數能讓中產階級真正「翻身」的機會。很多工程師家裡不是有錢人，靠這份工作買房、養小孩、照顧父母。工時長、壓力大，但這是他們能抓住的最好機會。歐洲是用財富天花板換生活品質。你不會賺大錢，career發展也有限制，但你有完整的個人生活、有時間陪家人、不會過勞。適合那些不追求「大富大貴」，只想穩定過日子的人。沒有哪個比較好或比較壞，只是不同的價值排序。真正的問題：我們能不能誠實面對代價？我覺得最大的問題不是「科技業很操」，而是「沒有人告訴你代價是什麼」。社會賣給我們的是「科技新貴」的夢想—高薪、股票、改變世界。但沒有人說，這背後要付出什麼。沒有人說，配偶可能要放棄career。沒有人說，你會錯過小孩的成長。沒有人說，你的健康可能會出問題。沒有人說，你可能會在40歲時突然問自己「這一切到底有什麼意義」。如果一開始就說清楚，讓每個人知道這份工作的真實代價，然後讓人自己選擇，我覺得這樣比較公平。問題是，很多人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做選擇。等到發現代價的時候，已經騎虎難下—房貸要繳、小孩要養、履歷已經空白好幾年。這時候你不是在「選擇」，你是被困住了。我們這代人的困境我們這代人（六年級、七年級）是很特別的一代。我們成長在台灣經濟起飛的尾聲，考進好大學、進入科技業，看起來是「人生勝利組」。但我們也是第一代大規模面對這些問題的人：全球化讓我們可以去矽谷、去歐洲，但也讓我們面臨「要不要離開家鄉」的痛苦選擇。高薪讓我們可以買房、養小孩，但也讓我們變成工作的奴隸。雙薪家庭讓經濟更穩定，但也讓育兒變成無解的習題。而社會還沒準備好。台灣的托育系統跟不上雙薪家庭的需求。企業文化還停留在「男主外女主內」的時代。整個社會都在說「女性要有自己的事業」，但當女性真的想工作，卻發現沒有任何支持系統。所以最後，個別家庭只能自己想辦法。而通常，想辦法的結果就是：媽媽辭職。算一筆真實的帳讓我們實際算算，一個竹科家庭的「真實成本」。表面上看，工程師年薪300萬（含股票），聽起來很不錯。但仔細算下去，隱藏成本其實很驚人。首先是配偶放棄職涯，這個損失最容易被忽略。如果配偶原本年薪80萬，辭職後未來20年的收入損失就是1600萬。如果她原本有升遷潛力，薪水會逐年成長，那損失可能超過2000萬。再加上配偶因為中斷工作而損失的退休金，大概又是500萬。然後是工程師本人的健康成本。長期每天工作12小時，週末也常常要on call，這種生活方式對身體的傷害是累積性的。我朋友裡已經有人30多歲就有高血壓、糖尿病前期、椎間盤突出。這些慢性病的醫療費用和生活品質下降，很難用金錢衡量，但絕對是真實的代價。家庭關係的成本更難算。父親長期缺席，小孩跟爸爸不親。夫妻因為一個過勞、一個困在家裡而疏離，婚姻關係緊繃。這些問題不會立刻爆發，但會慢慢累積，等到發現的時候，可能已經無法修復了。還有配偶的心理健康成本。從一個有專業、有成就感的職場人，突然變成全職媽媽，這種身份轉換帶來的失落、焦慮、憂鬱，是很多竹科家庭的隱形傷痛。我認識的竹科媽媽裡，至少有三分之一都有在吃抗憂鬱或抗焦慮的藥。把這些全部加起來，一個年薪300萬的工作，家庭付出的真實成本可能是2500萬以上。而且這還沒算機會成本。如果這對夫妻當初選擇薪水較低但工時正常的工作，雖然單薪只有150萬，但配偶也能工作賺80萬，加起來年薪230萬。看起來比300萬少，但因為兩個人都有事業發展，長期來看薪資成長空間更大。更重要的是，家庭生活品質會好很多，心理和身體健康也不會出這麼大的問題。當然，這些都是「如果」。現實是，很多人根本沒有這麼多選項可以比較。為什麼離不開？我問過很多朋友：「如果這麼痛苦，為什麼不離開？」得到的答案都很實際：「我家在中南部，爸媽都是勞工。我靠這份工作買房、養家、還幫爸媽付醫藥費。如果我離開，去哪裡找這樣的薪水？」「我太太辭職五年了，履歷空白。如果我現在離職或降薪，我們家就沒收入了。我不敢冒這個險。」「我40歲了，在這間公司工作15年。如果離開，我能去哪裡？重新開始？我已經沒有那個本錢了。」「我知道這樣對小孩不好，但我也在賺錢讓他們上更好的學校、學才藝。這也是為了他們的未來啊。」這些理由都很真實。不是每個人都有「離開」的本錢。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說「我要追求work-life balance」就真的能追求。階級差異被掩蓋了還有一個很少人談的：科技業內部也有巨大的階級差異。那些真正的「新貴」—手上握有上千萬股票的senior engineer、主管、早期員工—他們有選擇權。他們可以選擇減少工時、可以選擇離開、可以選擇搬去生活品質更好的地方。因為他們已經財務自由了。但大部分的工程師不是。大部分人是「小富」，不是「大貴」。年薪300萬聽起來很多，但在新竹買房、養小孩、存退休金，其實沒剩多少。他們沒有離開的本錢，只能繼續待在系統裡。所以當有人說「你如果不喜歡就離開啊」、「你可以選擇啊」，這其實是一種階級盲點。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選擇權。我看到的未來最近這幾年，我開始看到一些改變的跡象。有些年輕工程師開始拒絕「責任制」，準時下班、該休假就休假。有些新創公司開始提供更彈性的工作安排、更好的育嬰假政策。有些夫妻開始認真討論「我們要不要都工作part-time」。但這些都還是少數。大部分的企業文化、社會期待、經濟壓力，都還沒改變。我也看到越來越多科技業的人開始公開談論這些問題。竹科媽媽的議題上了新聞、美國的台積電配偶開始組織起來、工程師開始在網路上討論過勞和心理健康。這是好事。至少，問題被看見了。沒有標準答案寫到這裡，我必須承認：我沒有答案。我不能告訴你「你應該離開科技業」，因為對很多人來說，這根本不是選項。我也不能告訴你「你應該去歐洲」，因為那需要語言、簽證、文化適應的能力，不是每個人都有。我更不能告訴你「你應該接受現狀」，因為那太殘忍了。我只能說：至少，要誠實面對這個選擇的代價。如果你選擇留在高薪但高壓的工作，至少要知道你在犧牲什麼。如果你的配偶為了你辭職，至少要感激和理解那個犧牲有多大。如果你的小孩抱怨你都不在家，至少要承認這是你的選擇造成的結果。不要用「我沒辦法」、「我也是被逼的」來逃避責任。你確實有壓力、有限制，但最終，這還是你的選擇。承認這一點，你才能為這個選擇負責。前陣子的一次對話前陣子我們幾個大學同學視訊聚會，在竹科的、在矽谷的、在德國的都在。聊著聊著，話題轉到「如果能重來，你還會選擇現在這條路嗎？」竹科的朋友沉默了很久，說：「我不知道。如果我不選這條路，我可能買不起房子、養不起小孩、也沒辦法幫家裡。但選了這條路，我好像也失去了很多。我不知道哪個比較好。」矽谷的朋友說：「我覺得...這十年我賺了很多錢，也學到很多東西。但我也錯過了很多—朋友的婚禮、爸媽的生日、可能還有一段感情。值得嗎？我也不確定。」德國的朋友說：「我不後悔，但我也不覺得我的選擇比你們高明。我只是比較幸運，剛好我的個性適合這種生活。如果我是那種很有野心、想要賺大錢的人，我在德國可能會很痛苦。」那一刻，視訊畫面裡的我們都沉默了。我們都是所謂的「人生勝利組」，但我們都不確定自己贏了什麼。最後想說的科技新貴的神話該調整了。不是說它不存在，而是說，我們需要更誠實地談論它的全貌—不只是光鮮亮麗的那一面，也包括痛苦、犧牲、代價的那一面。高薪的背後，是超長工時。職涯發展的背後，是家庭時間的犧牲。經濟保障的背後，是配偶的career中斷。股票分紅的背後，是健康和心理的代價。這些都是真實的。不是危言聳聽，是正在發生的事。如果你正在考慮進入科技業，或者已經在裡面開始感到痛苦，我想跟你說：你不孤單。很多人跟你一樣，在這個系統裡掙扎。但也請記得：每個人的處境不同、價值觀不同、資源不同。有些人需要這份高薪來改善家裡的經濟、有些人願意用時間換金錢、有些人已經被系統困住走不出來。這些都是真實的困境，不是誰「不夠努力」或「選擇錯誤」。我們能做的，也許只是更誠實地面對和討論這些問題。不要假裝一切都很好，也不要輕易評判別人的選擇。因為說到底，我們都只是在這個複雜的世界裡，努力做出對自己和家人最好的選擇而已。（本文為個人觀察與朋友經驗分享，不代表對任何公司或組織的指控。即使是在科技業，每個人的經驗和感受都不同）

【海納百川》二二八的誤解與真相】邵玉銘先生任職行政院新聞局局長期間，我在新聞局駐國外的單位工作，見面的機會不多，他對我的印象應該不深。我退休後，移住國外，與他更少交往。2023年，他閱讀到我寫的一篇有關228事件的文章，即透過過去新聞局的同事，囑我回台灣時與他聯絡。前年我回台灣，他邀我到他家見面，主要是談論有關228事件。他是研究歷史的學者，認為這事件對台灣造成的影響，至今仍存，因此極為重視。他帶我看他書房中成排的書架上，擺有許多有關228的書籍資料，鼓勵我深度研討此一事件。 2025年初，我寫了〈228的誤解與真相〉一文，將初稿用Line傳請他指正。他回復說：「你說的各種死亡人數沒附上註解，應加上，以昭公信。弟認為你應予以發表，可投稿中硏院近史所期刊。」我受他的鼓勵，除將文章加上遺漏的註解外，也想試投中研院期刊，但發現投稿的要求甚嚴，除文章須有一定格式外，還要附上限定字數的中、英文摘要。這非我在短期間所能完成的，於是擱置一旁，迄今未動。邵先生不幸於今年2月7日故世。從上述他與我的往來中，可看出他的一些個人特質，包括：對歷史的熱愛、對台灣政治的關切、做事的認真、對人的親和、以及對部屬的平易等。謹以這篇〈228的誤解與真相〉悼念我的長官邵玉銘先生。本文人往往會因生長環境與所受教育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價值標準。他們又容易依自己的價值標準，對周遭資訊，做選擇性的接受，捨棄不符合自己成見的事項。偏頗的結果，往往成了瞎子摸象，以偏概全而不自知。我們研究歷史，應對這種易犯的錯誤，加以警惕。然而，以偏概全的「偏」，也未必全然子虛烏有，我們也應將其納入思考。這樣才能對事物有較為客觀而全面的觀察，也才能得知真相。 1947年發生的228事件，因為主場在台灣，又具高度政治性，所以很容易讓後人依自己的成見來探討此事，其結論也就難以客觀。本文試圖澄清一些常被誤解的228相關事宜，再指出事件發生的關鍵因素，希望讀者對真相能有正確的了解。我們無意要以現在的價值觀，追究前人的功過是非，加以褒貶。而是希望能夠以古鑒今，汲取教訓，增進族群融洽，共同為台灣的發展而努力。一、228事件有上萬人死亡嗎？許多人對228事件的最大誤解，是事件中的死亡人數及所屬族群。坊間有衆多文字或視聽資料指稱有上萬，甚至2至3萬台灣同胞在事件中遭政府屠殺。事實上，事件的死亡人數，包括本省及外省族群在內，應不超過兩千人。李登輝總統在1995年10月成立了「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自1995年12月起至2022年1月止，接受受難者家屬賠償申請。每一死亡或失蹤者的家屬，可獲得新台幣1200萬元的賠償金（最初定為600萬元，後又追加1倍）。在長達26年的申報期間，獲得賠償的死亡案件計687人，失蹤者計181人，兩者共計868人。在這些人中，外省籍者只有一位。因為當時外省籍受難者的家屬，在事件後，多返回了大陸，不敢再來台灣，又因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2條中規定賠償對象限於「遭受公務員或公權力侵害者」，當時遭暴民傷害的外省籍受難者就都被排除在外了。據當時的政府數據，外省籍被暴民殺害者有432人，失蹤85人，共計517人。由此可知，228事件的死亡及失蹤者，本省籍加上外省籍，總共為1384人。如從寬加上可能有的漏計者，總共死亡人數也不應超過兩千人。 1947年4月7日國防部長白崇禧呈給中央的〈二二八事件報告〉中提及事件中有114名軍警人員喪生。由此可見，暴亂者中有許多人持有武器，並與軍警發生過激烈衝突。說明228事件中的死亡人數，並非意味在受難者中，沒有人受到寃屈或悲慘境遇。只是指出坊間傳言死亡人數上萬之不可信。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是個腐敗顢頇的機構嗎？ 228的起因，除緝警人員因取締私煙誤殺路人的導火線外，一般人更歸罪於陳儀領導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貪腐無能，施政不當，人民生活困苦，故起而抗暴，以致「造反有理」。二戰結束，台灣回歸中國時是一個遭到飛機嚴重轟炸，滿目瘡痍的島嶼。高雄港的倉庫有百分之九十受損。全港16台起重機，只有兩台可用。港內更有16艘沉船。基隆港倉庫全部受損，周邊有5艘沉船。日月潭第一及第二變電所設備全毀。全省農產值只有1937年的49％，工業產值還不到33％。更有甚者，1945年8月15日以前，台灣鈔票的發行額為14億，待8月15日之後，日本政府將台灣的鈔票發行額，急增至23億美元，通貨膨脹嚴重。「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這個惡劣的環境下，接收了台灣。並在行政長官陳儀要求「行政不中斷、工廠不停工、學校不停課」的三原則下，於1945年11月開始作業。現在讓我們回顧一下，長官公署接收台灣後，除全力修建因遭轟炸而受損的公共設施及工廠外，還有許多重大成就，茲舉數例如下：台灣光復4個月內，長官公署即有效率地將30多萬日本軍隊，以及40多萬日僑，順利地遣返日本。陳儀信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想將台灣建設成三民主義的模範省。由於台灣被日本統治了半個世紀，居民熟悉漢文者不多，更幾乎沒有人會說在大陸通用的國語。於是長官公署從教育與文化工作著手，推行民族主義，包括：普及國語教學、增設中、小學校、建立師範學院培養師資、同時又創設台灣省編譯館，將一些國際及中國傳統名著介紹到台灣。長官公署的年歲總支出，有四分之一是花費在教育及文化事務上。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學齡兒童的就學率，就由日據時代的71％增加到了82％以上。在民權方面，陳儀推行民主，開放言論自由，不干涉媒體內容，甚至對惡意汙衊他的言論，也一律容忍。他並在1946年舉辦了在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省縣市及鄉鎮民意代表選舉。他甚至允諾台灣於3年後舉行省市縣長民選。陳儀為了實踐民生主義「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的原則，他毅然施行企業公營、貿易統制、煙酒專賣店等政策。由於當時台灣的政府支出，中央無力補助，需要自給自足。1947年台灣的公營事業收入佔總額的42.7％，專賣佔24.3％，稅收僅佔20％。當時如果沒有實行公營或專賣等政策，勢必要大幅提升税收以應開支，這不是戰後生活已經極為艱苦的台灣人民所能負擔。陳儀更為了減低台灣受大陸金融波動的負面影響，發行了獨立於大陸體制之外的「台幣」，自行運作。228事件發生前夕，台北市躉售物價指數較10年前日治時期漲了290倍，但同一時期上海的物價指數，更較10年前漲了1萬3936倍兩者相差甚遠，這就是陳儀堅持台灣在金融上與大陸切隔，自成體系的成果。為了解除佃農受地主剝削的苦難，長官公署依民生主義中「耕者有其田」的精神，於228事件發生的前一個月，公布了「台灣省公有土地放租辦法」，將公有土地配給有耕種能力的農民耕種，政府收租率一律以正產物全年收穫總量之25％為準，尚不到私人地主收租率的一半，且租期至少5年，佃農得到保障。依此辦法，政府放租了超過10萬公頃的地，承租農戶達13萬戶，佔全省農戶的22％。這個政策為後來施行的三七五減租措施，奠定了良好基礎。難怪後來推行「三七五減租」及「公地放領」政策的台灣省主席陳誠對人說：台灣的土地改革政策是陳儀主政時策畫設計的，他只是「執行而已」。台灣自1945年12月至1946年3月米價飛漲，增加了6倍，主要是因為米商大戶的囤積與走私。陳儀特別成立了「糧食調濟委員會」，採用一系列的措施，逼迫囤積及走私者現形，米價終趨平穩。長官公署為了能迅速培養大量台籍青年進入政府工作，於是成立了「省訓團」、「勞動訓練營」及「警察訓練所」三個培訓機構，使結業者能夠迴避一些需普遍遵循的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以便從速服務桑梓。 1946年4月台灣發生霍亂，導致2210人死亡。長官公署採取多種措施，歷時半年將此疫情滅跡。以上所述，當然只是長官公署的部分政績而已，其他不勝枚舉。這些作為，並非如現今台灣總統任職8年始完成的，而是僅花了不到一年半的時間。由此可見長官公署非但不是個顢頇無能的機構，反之，是一個有大作為的政府。但這並不是說長官公署的施政沒有改進的空間，而只是顯示當今許多有關228的言論，在提到長官公署的作為時，多是片面的指責，扭曲了事實真相。這或許是不夠了解這機構的貢獻，或許是刻意避談，同時也不能排除造謠汙衊的可能。三、228發生後，陳儀是有計畫的展開屠殺嗎？台灣回歸中國之初，中央派有兩個「軍」，約兩萬人駐防台灣，但部隊費用要由地方政府支出，這對長官公署而言，是一筆沉重負擔。此時國共在大陸戰爭方殷，政府需要軍隊，想自台灣調兵，詢問陳儀意見。陳儀的一些親信，因「擔心台灣同胞長期受日本教化，恐其仇視祖國，可能結聚作亂。」故勸阻陳儀同意。但陳儀卻說：「我以至誠愛護台人，台人絕不會仇我，萬一有意外，我願做吳鳳。」駐台軍隊遂銳減至僅約5000人。 228是台灣回歸中國後的首次動亂，事發後陳儀自然希望能夠大事化小，這對各方而言，損失都低。如以武力鎮壓，除可能治絲益棼外，對陳儀早先同意將軍隊調返大陸，也會證明為誤。他自然不會自打嘴巴地希望再由大陸派兵來台鎮壓。陳向中央呈報：「武力不能解決今日之局面，徒然引起大屠殺、大流血，惹起國際干涉，貽患無窮，故余忍辱負重，擇定和平解決之方式。」據當時駐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的回憶，當事變已進入第5天，他還接到陳儀「制止採取軍事行動」的命令，指示他「應循政治方法解決」，命他「限電到即撤兵回營。」但彭見高雄事態嚴重，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為由，違令出兵。陳儀處理228事件的基調是「和平方式」。他在事件發生的第2天，即同意台北市一些參議員的建議，由地方仕紳組成「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並派公署高級官員參加。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的幕僚，在一份向他呈報的「台民暴動經過及其原因之分析」中寫道：「陳長官對此事極端容忍，凡因此案被捕民衆，一律無條件釋放，死者發給恤金，傷者發給醫療費，並絕不追究發生本案之民間負責人。」當時陳儀雖是台灣的最高政軍首長，但另有許多其他單位，尤其是情治及黨部，亦能直通中央。他們多不贊同陳儀的和平手段。例如，駐台灣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3月5日在給首都憲兵司令部轉呈蔣中正的報告，就埋怨陳儀：「似尚未深悉事態之嚴重，猶粉飾太平。」情治單位「中統局」局長葉秀峰3月10日呈蔣中正的報告也稱：「暴徒武力日強，陳長官似尚在粉飾求全。」由此可知當時陳儀的處境極為困難，一方面試圖以和平方式平息動亂，另方面還要頂住許多迫他使用武力的強大壓力。陳儀試以和平方式應對228事件，結果反而給了𦘦事者恣意發展的空間，全省失控。「二二八處理委員會」非但沒能平息動亂，反向陳儀提出：解除政府武裝、撤銷警備總部及長官公署、政府政策需洽處理委員會同意等所謂之「四十二條處理原則」，要求陳儀全盤接受。遭陳斷然拒絕。時任陳儀機要秘書的鄭士鎔對陳儀以和平方式平息事件的努力功虧一簣，至感遺憾。他回憶說:「原先在長官（陳儀）順應民情，力謀和解的處置下，數度呈現可息事寧人的樂觀氣氛，可惜野心分子的脫軌行為太離譜，招致大軍壓境，更使特務機構有了濫捕濫殺的藉口，瞞著長官先斬後奏地造成不少冤案。」這也引起陳儀的憤怒「直斥特務人員無法無天。」 228動亂之初，陳儀於3月2日曾拍電報向中央請兵一旅來台。有些人士即緊握這點，罔顧陳儀諸多試圖和平解決的努力，指稱他玩弄「兩手策略」。其實，陳儀雖希望事件能獲和平解決，但也不可不未雨綢繆，請兵一旅，以防萬一。這是一個負責任的地方長官，應有的的周全行為，兩者並不矛盾。即如一個國家增強國防，並不表示希望戰爭一樣，不能簡化的稱之為兩手策略。更何況後來事件的發展，的確比當初預料的要嚴峻得多。四、陳儀是個貪汙腐敗的官僚嗎？陳儀，1883年生，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及日本陸軍大學，熟知日本事務。他出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前，曾任浙江省主席、國防部政務次長、福建省主席以及行政院秘書長等要職。由他在台灣約一年半的時間內所完成的諸多工作，可以看出他有堅定的政治理想及不畏艱難的實踐魄力。他生活簡樸，從早到晚除忙於工作外，幾無閒暇娛樂，常以「工作是道德，忙碌是幸福，閒空是墮落，懶惰是罪惡。」勉勵同仁勤懇任事。他任職行政長官時寫信告訴女兒：「余固忙甚，自晨六時頃起床，直至夜十一、二時就寢，埋頭於公事之中，蓋深感責任之重，遂亦自忘其疲勞耳。」陳儀極為清亷，非分之財，－介不取，兩袖清風，位居政府要職數十年，但從未置產，連一棟私人宅舍都沒有。他到台灣後，不住日治時期總督官邸（現在總統府旁的台北賓館），而住在台灣電力公司的宿舍。近鄰常見他的日籍夫人𢹂菜籃出沒於和平東路菜市場中。當時無論敵友，幾乎無人對他的清廉有所質疑。陳儀還有一個顯著的人格特質，那就是有強烈的愛國心。1940年6月21日陳儀在自己的筆記中寫道：「矢勤矢勇，一心一德，發揮民族固有的德性，砥礪獻身殉國的精神，念念為救國而犧牲，時時作衛國的準備。」1939年4月，他寫信給妻子，鼓勵女婿從事軍醫工作。他認為女婿應該「不計地位，不論報酬，不問待遇，以極大的忍耐力，為國家民族去服務。這是中國國民，尤其是知識分子千載一時的機會。」他對親人選擇工作的看法，不像一般人著眼於是否對個人或家庭有利，而在是否對國家社會有益。愛國是一個抽象的詞彙，具體的表現就是愛護這個國家的人民。陳儀的愛國也反映在他不是忠於某個國家領導人，而是愛護人民。這導致他後來想與中共談和，「使人民恢復安定的生活」，「江南千百萬百姓免受災難」，結果被政府處死。不過這是後話。綜上所述，可知陳儀非但不是一個貪汙腐敗的官僚，反之，是位廉潔自律、勤奮工作，又充滿了愛國愛民情操的理想主義者。五、人民對政府的不滿是空穴來風嗎？一個社會會發生大規模的動盪，必然表示社會中有相當數量的人，對現狀十分不滿。上文陳述了陳儀操守良好、工作認真，在他領導下的「台灣省長官公署」也是一個效率高，績效佳的機構。但這並不表示人民就都滿於現況。就軍紀不佳而言，當時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就𠄘認：「國軍士兵，因多不受教育，十人之中，識字的不到一人，故素質不好，無可諱言。」即使陳儀本人也坦言：「日本軍人知道軍人需要人民的愛護，所以對人民極有禮貌…在台灣的日軍軍紀也良好，在這種環境下，我們的軍隊到達台灣，雖然我們自己已經認為軍紀比較不算差，但在台灣同胞的心目中，還是覺得不行。」就貪腐情況而言，雖然一些高層官員，如貿易局長于百溪及專賣局長任維鈞，被指控貪汙，經調查後，都還了他們清白，但中國的吏治普遍不佳，無法與日本相比，也是事實。台灣同胞在光復後感到政府官員的表現今不如昔，並不令人意外。在任用台籍人士從事公務方面，長官公署了解此事重要，曾多方設法增加任用，也獲得一定成效。台籍公務人員在日治時代末期，佔總督府所有工作人員的55％。到了228事件發生時，台籍人士佔長官公署人員的比率，已增至74％其中尤以中高層的薦任和簡任數量，更是以10倍，甚至百倍的比例成長。但仍有許多台籍青年，尤其是知識分子，服務桑梓心切，卻因語文、資歴及名額等因素而未得如願。在民生經濟方面，長官公署的許多努力，要加以時日才見功效。一些惠民措施，也未必即時都能被人民了解。反之，由於台灣受大陸經濟波動的影響，雖使用不同幣制及貿易管制政策，仍難完全置之於外。228事件發生前夕，台灣物價上漲情況，雖比大陸要好很多，但台灣民眾感覺到的是生活艱困，心有不滿，也是自然。從以上討論，我們可以了解，台灣光復後長官公署的工作成效與一些民眾的不滿情緒，是可以同時存在的。這些不滿情緒雖然會助長228事件的發生，但非關鍵因素。六、發生228事件的關鍵因素。二戰結束前，中國土地約有一半都被日本佔領。戰爭結束，中國設立了包括台灣在內的15個受降區，由日本手中取回失地。這些地區回歸中國後也經驗了政府軍紀不良、官員貪腐、通貨膨脹、民生艱困等情事，以致有「五子登科」等貶抑詞彙出現，其嚴重性，可能更勝於台灣。但在這些地區，並未發生類似228的大規模動亂。由此可知，台灣發生228事件，必有其特殊的因素，那就是台灣在回歸中國前，被日本統治了長達51年之久。這是中國其他被日本佔領地區所沒有的特殊背景，也是發生228的關鍵因素。台灣歸還中國時，凡是51歲以下的台灣同胞，都出生在日本統治時期。凡60歲以下者，對中國之了解，多相當有限。他們之中，如果有人在國籍認同上，視自己為日本人，乃自然之事。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次年日本政府在台灣首次招募「陸軍特別志願兵」。當時台灣適役男子估計約200萬人。而報名參加志願兵者達42萬5921人。最後400取1，只錄取了1020名。1943年日本再次在台灣招募志願兵1030名，報名者更多達60萬1147人。由此亦反映出當時台灣青年，已普遍視日本為「祖國」，甚至不惜生命要為天皇而戰。自1937年至1945年，台灣有超過20萬名青年曾在日本軍中服役（包括正式日籍軍人以及在軍隊中從事勞務的「軍屬」，其中有3萬多人陣亡）。這些青年，在國家認同上如傾向日本，而非祖先居住的中國，當非意外。二戰後，他們自出生起就效忠的日本政府，驟然離開台灣，取而代之的是「敵國」派來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他們對這個「外來政權」既不了解、又無感情，加上言語及某些生活習慣上的差異，自難產生認同感與效忠心。在此同時，全台十餘家報紙，為吸引讀者，「幾無日不有批評政府，誹謗政府，甚至不依事實，任情謾駡，惡意醜詆。長官公署以言論自由，均置之不理…此等攻擊政府之輿論為其（台胞）從來未所見，初則引為怪事，繼則信為正確，而漸啓輕視政府，不信任政府之心理矣。」在這種氛圍之下，一個緝查販賣私煙而誤傷路人的星星之火，隨即引爆為鉅大的社會動盪。事件發生後，暴徒們普遍毆打，甚至殺害，包括婦孺在內手無寸鐵的外省籍人士。由此可知，他們並非僅僅是對長官公署不滿，而是發洩一種濃烈的「仇中（國）」情緒。暴亂的人數雖然不少，發生的地點也散布全省，但參加者多半是退伍的台籍日本兵、年輕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以及無業人士，且集中在都市中。其他年齡較長以及廣大農村人口與工廠工人，則多未參加。待大陸軍隊於3月8日抵台展開鎮壓後，暴動迅速平息。政府隨即展開為期約兩個月的「清鄉活動」，收回步槍2748支，手槍約200支，手榴彈3萬7027顆，軍刀3578把。可見當時民間武器之氾濫以及軍民武裝衝突之不可避免。整個事件到了1947年5月就完全結束，陳儀也被解職離台。七）結語。台灣海峽兩岸間的關係，自明朝末年起直至今日，都是一個複雜而重要的問題，攸關台灣人民及其子孫的福祉。今後兩岸關係會如何發展，實難逆料。我們研討228事件，希望能從中得取教訓，增加處理兩岸關係的智慧與能力，使台灣有良好的發展環境，人民有安樂幸福的生活，則幸甚矣！（陳兆熙/作者為前新聞局國際處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