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0617葉宏燈與山西炎帝陵連載之五原創李津李津故事會 2020 11 21 《葉宏燈與山西炎帝陵》連載（五）原創李津李津故事會 2020-11-21 1949年撤退到臺灣的⋯⋯

轉載》敬致各位先進、好友、鄉親：拙文「習近平，何不找曹興誠聊聊」日前在風傳媒發表，為了方便轉傳，原文如後，您如認同，請廣傳，不勝感謝！我的主張是「一國兩治」，意即「一個中國，包括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和1949年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岸平等相待。任何一方皆不可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強加於對方。其形態類似邦聯。中華民國自1912年以來始終存在，是歷史，也是現實。我的主張：堅持台灣不獨，但也絕不屈辱，台灣是中華民國管轄之地，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我不揣淺陋，著手撰寫「我的兩岸論述」，分期發表，就教於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若有利於兩岸和平，吾人甚感欣慰。吳思鍾 2022 年9月25日習近平，何不找曹興誠聊聊 --寫給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執筆者：吳思鍾（西陵電子創辦人，曾任台灣電電公會、工商建研會、青創會理事長）曹興誠和我，都是最有資格駡大陸的台灣人。我們在大陸投資，都曾碰到「地痞流氓」。他駡得淋漓盡緻，我認為應該。可以想見，一個企業家，心中得有多少怨恨，才能駡得如此開懷，並且還捐了錢，想打「共匪」。曹興誠，是我舊友，有想法，講義氣，是我佩服的企業家。但是，就我所知，他不是台獨。他曾主張，大陸想統一，開出條件，讓台灣人民公投。我的受害故事，不輸曹興誠，台灣知識份子都不陌生，可以視之為「中國之耻」。 1992年，我擔任工商建研會理事長，海基、海協兩會香港會談之後，國台辦尋求兩岸經貿的破冰，邀請我率團到北京訪問。李登輝當年並不反中，否則我北京不會成行。我行前拜訪過行政院長、央行總裁、財經部會首長；到大陸除李鵬總理接見，也拜會了吳學謙副總理，人民銀行行長、國家計委和財經首長，並與大陸經濟學者吳敬璉等舉行座談。此行，我提出請大陸制定勞動法令，讓投資台商有所依循；制定台商投資保䕶法，確保台商投資安全，因為台商擔心，其大陸資產被「共產」，國有化了；允許台資銀行在大陸成立分行，以服務台商等建議。李鵬總理當場親筆一一記下。可以看得出，改革開放初期，百廢待舉的中國，領導人對經濟發展的殷殷期切。除此，李鵬總理要我帶回幾句話，他很委婉但很堅定的說:「兩岸的統一，没有時間表，但是，台灣絕對不能獨立，否則大陸領導人，將難以面對歷史的批判」。其言下之意，只要台灣不獨立，就不會有面對戰爭的風險。但是，如果台灣獨立，不論大陸領導人是誰，都不得不動武。這是大陸領導人在兩岸交流之後，第一次明確傳達了大陸對台的基本態度。我在接見之後，清楚的轉達給兩岸媒體，連續兩日，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以及台灣媒體，都上頭條。可是，我沒想到，李鵬在結束會談時，竟公開邀請我在北京做一「台商的示範投資」。我很意外，回答：「北京沒熟人，我不敢。」當時大陸法不完備，很多事，都是地方領導說了算，投資存在風險。李鵬看出我的疑慮，轉身向陪同接見的北京市委書記説：「你幫吳理事長找個案子，有問題，我負責！」他同時回應，我所提議的「台商投資保護法」等法案，大陸會儘快制定。至此，我明白，他的邀請是認真的。會後，建研會理監事認為，既是總理公開的邀請，卻之可謂不恭，要我力所能及，盡力促成。當年，建研會是台灣最大的工商團體，不能不給總理面子。我因此與北京地儀廠合資，接收其600員工，解決其發薪之困難，地礦部並批准由我公司開發其12萬平方米土地。當時，北京東三環，入夜後，仍是漆黑一片。 1998 年，當我公司投入鉅資，完成規劃之後，起造前，合資公司土地，卻為時任國土資源部長的周永康強奪，再以賤價轉移給特定人開發，圖利其貪腐團夥。我概稱這些人為周永康貪腐團夥，有人稱之為「江派」。因為訴訟金額龐大，我依國台辦指示，將其中部份，申請商務仲裁。 1999年，我商務仲裁贏了，本應於40日內執行的，但是因周永康團夥權勢日大，指使最高法院，阻撓執行法院執行，再指使被執行人地儀廠盜取合資公司圖章，做假賬，謊稱已履行裁決。我從此打了20 年的官司，可以說是步步血淚。北京市中院，在最高法院壓力下，睜眼說瞎話，做枉法裁決，誣指我已收到執行款，又自己用掉了。 2013年，北京市高院的審判長孫衛民，認真的開了三次庭，查明那幾年我人在台灣，沒收到款，也未在任何財務傳票上簽過字。我知他承受壓力，但是，終審裁定，商務仲裁應執行。結果他受到最高法院「關切」。如果他受到打壓，我請習近平為他平反。中國的司法改革，需要有良知的司法官。更可懼者，終審裁定之後，最高法院竟然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一紙函件，通知執行法院「本案不必執行，逕行結案」。其惡行無法無天，駭人聽聞。我的律師親眼看見函件，海基會要我影印，執行法院不准。這就是中國的司法，禍源就在主管政法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以及他所掌控的最高法院。之後，周永康雖然入獄了，但其貪腐團夥勢力，依然盤根錯結，阻撓法院執行。我和1650股東，迄今分毫皆未取回。我和曹興誠同樣是受害者，有人問我，為何不駡？我不駡，並非懦弱。我曾駡過，可是，駡有何用？中國政治的水太深，2012 年，習近平上台以後，我認為應雨過天青了，我寫了一封求助函，我相信習近平看了我的信，一定會立即處理。可是每每臨門一腳，總有人將信擋下。我只能相信，周永康貪腐團夥勢力，仍無所不在。反貪腐必需除惡務盡，否則連國台辦也不敢為受害台商伸張正義。要層級低的國台辦，去找政治局常委為台商討公道，本來就不務實。且不說政治局常委，即便是有權勢的地方勢力或涉入貪腐的紅二代，只要是背靠江派，國台辦也無能為力。日久，台商民怨四起，台灣人民不再相信大陸的行政與司法。我的1650個股東，有很多是台灣企業界的菁英，更多的是退休的軍公教人員，以其退休金投資的。這些人都年已老邁，心中有怨，在台灣民間不斷傳播，國台辦就是辦一萬場兩岸交流，提供再多的惠台措施，恐也抵不過本案對兩岸關係所造成的傷害。本案拖累許多台灣企業家，我無意揭露。但有一人我必需提，我的好友溫世仁，在1990年代，在甘肅的窮困偏鄉黃羊川，他捐助許多電腦和網路設備，讓貧窮的孩子看到外面的世界。他主導的「千鄉萬才」計劃，幫助西部貧窮的孩子們走出荒漠大山。可以看得出，早年台灣企業家，對大陸弱勢族群民胞物與的關懷。溫世仁不幸英年早逝，我愧疚迄今未能償還。我的案子，不是經濟糾紛，它是赤夥夥的政治迫害，周永康團夥的貪腐，強逼台灣人民買單。貪腐者可以無視台商投資保護法，以及日後兩岸簽定的投資保障協定，影響所及，造成台灣知識份子離心，兩岸失去互信。未來即便是兩岸進行政治談判，所簽定的協定，大陸是否能履行？台灣人民都會懷疑？曹興誠說他對中國印象惡劣，和「和艦投資案」無關。但是我不相信，他如果對大陸本無好感，不可能兩度到大陸投資，他應有難言之隱。而我隱忍多年，完成大陸司法程序，見證了周團夥挾持司法的不公不義。我為了和周永康貪腐團夥打官司，曾隻身長居大陸13年，看盡了中國貪腐者的猖狂嘴臉。我也驚覺到周團夥佈局極深，先掌握石油、礦產、國土資源，以上下其手。再位居政治局常委，主管政法，手握司法、武警、公安，以保障其貪腐所得。其惡行，可謂「貪腐者竊國」。我身為受害者，曾經悲觀的認為「中國危矣」！我的案子恐也將成寃案。可當我更深層的接觸，瞭解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有欺壓台商的地痞流氓貪官污吏，也有一群有使命感的知識份子，踽踽前行，為文革之後苦難的中國，尋找出路。在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發展了，如果領導人要跟貪腐者妥協，甚至同流合污，很容易，而且可以累積個人大量財富。但是他們選擇了無愧於知識份子正義與良知的道路。以我對中國長期的觀察：鄧小平拼了老命，讓文革之後千瘡百孔的中國，改革開放。江澤民對部屬的貪腐沒有節制，以致上行下效，中國貪腐成風。胡錦濤有心改革，無奈手無軍權，無力面對周永康貪腐團夥的橫行。而他加持了習近平，讓習能救亡圖存，進行改革。總之，天佑中國。 2002 年，江澤民在胡錦濤接任總書記時，不交接軍委主席，在「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國，即便是胡錦濤有心改革，也難有作為。胡錦濤主政後，中國曾有不少正義之士，認為我的案子，對台灣人民不公不義，想幫我解決，包含副總理鐵娘子吳儀、國台辦主任陳雲林、張志軍以及海協會陳德銘等人，可惜都徒勞無功。貪腐團夥權勢當道，正義和法治都是空談，胡錦濤必然點滴在心。江在胡錦濤臨卸任前才交軍權，而胡不眷戀權位，轉手交接給習近平，使習有底氣，在中共十八大宣示「反貪腐，依法治國」。此扭轉了中國的命運。 2012年，當我看到習近平提出「反貪腐，依法治國」的宣示，坦白說，嚇了一跳！這兩點都是中國之病，且病入膏肓。此時中國已經貪腐成風，不僅中央，在地方辦事，沒錢，寸步難行。想改，絕非易事。「反貪腐」，會得罪很多已經貪腐的紅二代和新權貴，擋了他們的財路，他們會集結反撲。香港反送中之亂、川普選美國總統，都有他們的影子。香港之亂時，我曾數度進出香港，所見皆怵目驚心，暴力份子襲警、阻街，丟汽油彈，佔領地鐵站，暴打意見不同的港人。這是暴動，已經不是台灣人所認知的示威遊行。暴力抗爭者，每天可以領4000港元（約17000元台幣）豐厚的「走路工」，資金主要來自中國貪腐團夥的捐輸，小部份來自台獨支持者。許多暴力抗爭者假學生之名。而原本單純的學生，收了錢，就不單純。幕後操控的中國貪腐團夥，為了保護貪腐所得，即便是結合外國勢力，以對抗中國，也在所不惜，他們惟恐中國不亂，因為，亂了，就沒人敢管他們。當黃之鋒、黎智英在國際媒體要求美、英干預，抗爭者公開訴求港獨，此已嚴重觸及中國紅線，大陸出手，我不意外。我曾在香港電視呼籲學生見好就收，接受談判建議，否則後果難料。然而，戶頭裏有數億港幣捐款的學運領袖，豈肯輕易收手。香港之亂，沒有贏家，中國輸掉國際形象，香港人輸掉本該擁有的一國兩制。曹興誠看到的是中國以暴制亂，破壞了鄧小平「一國兩制，50 年不變」的承諾。我則洞悉貪腐團夥背後的陰謀，此得益於我服役時擔任輔導長（即大陸軍中的政委），接受過嚴格的政戰訓練，對民運的觀察格外敏鋭。我建議習近平，香港之亂既已平息，中國應避免對香港過度干預，還給香港人一片天。可以明白告示，今後只要不涉港獨和外國不當勢力介入，鄧小平的承諾，中國不會打折，香港仍然「舞照跳，馬照跑，一國兩制，50 年不變」。甚至，習近平也可以承諾，「50 年之後，香港的發展，只要能利國利民，一國兩制，可以永遠不變。」此不僅可以展現中國的自信與大度，又可以安撫香港民心，同時杜國際悠悠之口。習近平的「依法治國」，要在中國落實，同樣是難比登天。中國不「依法治國」，是毛澤東遺留的沈疴。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中國從不「依法治國」，一切都是毛澤東説了算，權力不受節制，所以才會有「文化大革命」的無法無天。未經司法審判，就能讓紅衛兵鬥死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前國防部長彭德懷，被公審、鬥爭、羞辱折磨致死的還有數百萬無辜的知識份子。 1966 至1976年，十年文革，反傳統，破壞倫理文化，青年勞改下放，老師怕被鬥爭，學校不敢開課，造成中國一代人的教育斷層。文革浩劫慘狀，台灣人民難以想像。所幸，1949年，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實施憲政、法治，兩蔣父子記取大陸失敗教訓，在台灣勵精圖治，全力發展經濟，台灣成亞洲四小龍之首。 1975年，蔣中正去逝。我肯定他在動亂的年代，抗拒了毛澤東的「解放」，穩住台灣；反之，在大陸文革時期，他在台灣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加強歷史文化教育。即便是「禮義廉耻，四維八德」，這些民進黨人不認同的中國傳統文化，它培養了我們這一代人知書達禮，勤勞誠懇，脚踏實地的為台灣經濟紮下了根基，卻是不爭之事實。之後，蔣經國清廉自持，杜絕貪腐，勤儉治國，任用賢能；孫運璿、李國鼎等人披荊斬蕀，在荒煙漫草中，建構了新竹科學園區；創立了台積電，才有40年後，台灣半導體的護國神山。同一個年代，同一個民族，兩岸的分治，其結果有如宵壤，此值得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深思與反省。這也是我在「我的兩岸論述」中，提出「一國兩治」主張的依據。此容後再述。 1976年，毛澤東去逝，文革時被打入牛棚，曾三落三起的鄧小平，結合葉劍英等人，粉粹了四人幫，在兩岸知識份子的引頸企盼中，步步驚心的結束了文革。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政策。而文革之後，多難的中國，依舊是舉步惟艱。明知「改革開放」是中國的惟一出路，卻仍然面對陳雲等保守勢力的反撲，在驚濤駭浪中，艱苦前行，直到1992年，鄧小平二度南巡，才塵埃落定。這也是我決定率團到大陸參訪的原因。中國的命運多舛，多數台灣人並不清楚。而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改革開放以前，不行「法治」。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歷經幾代領導人的努力，經濟是發展了，但是，依舊是法治不行，貪腐橫行。有識之士，皆憂心忡忡！讀歷史，知經濟的發展，並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清「康乾盛世」之後，國力迅速耗竭，乾隆的寵臣和珅，抄家後，其貪腐家產總值白銀8億兩，是清廷10年歲入總和，大清豈能不衰！以史為鑑，知習近平的「反貪腐，依法治國」，是救中國於危亡，此絕非危言聳聽。但這是一條充滿荊蕀之路，險阻重重。我佩服習近平在大爭之世，能沈穩以對，不與有權勢的貪腐者妥協，不同流合污，引領中國走向「依法治國」的正確道路。所以，我從此不再駡大陸，我駡周永康。我選擇支持中國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去對抗周永康貪腐團夥的邪惡勢力。十年了，可以看到習近平依法治國的成績。但是，我寫給習近求的「求助函」，卻仍然轉不到他的手上，此代表周永康貪腐團夥勢力，依然盤根錯結，有能力中途攔截，或令主事者心生畏懼，而不敢上報。如果說「改革開放」傷了老權貴的特權，鄧小平用了14年才定調。「反貪腐，依法治國」則是傷了新權貴的荷包，習近平恐需20年，才能徹底清除貪腐團夥的邪惡勢力。我樂見習近平在中共20大之後延任，此可讓中國穩步前行，避免周永康貪腐團夥的反撲。如果中國不幸由貪腐者執政，一個貪腐橫行動盪不安的中國，絕不利於兩岸和平。由我公司受害的例子可知，貪腐者既然可以坑殺台商，他們只會關心個人的財富，不會在意台灣人民的死活，也不會去壓制鷹派的武統攻台的主張。台灣的政客和名嘴不懂中國，要管好自己的嘴，不要再對習的延任，說三道四。曹興誠看中國是地痞流氓，無可救藥。我則把中國的前途，寄託在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和地痞流氓的鬥爭。這是我和曹興誠看法不同之處。之所以有差別，可能是我在大陸住了13年，親身歷經了許多故事。我看到曹興誠穿著防彈衣上電視，表明放棄新加坡國籍，決心與台灣共存亡，誓死捍衛中華民國。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他不説空話，而且捍衛的是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比起那些主張台獨，激化兩岸，要求別人家的孩子延長役期以抗中保台，自己卻逃避兵役，或已老邁，拿不動槍，只能拿掃把，以嘴炮滅共，以為駡中國，就是愛台灣；駡倒習近平，就能保台灣平安的政客與名嘴，曹興誠要有格調得多。憂的是，我怕會誤導台灣人民，以為台灣真的可以一戰。曹興誠説他可以為台灣戰死，但我絕不希望護國群山優秀的企業家戰死。而那些掀起戰火的人，卻逃之夭夭。不戰，才是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追求的最高原則。眼前台灣最大的危機，是執政的民進黨和在野的國民黨，都拿不出能解決台海危機，又能讓台灣人民信服的兩岸論述。民進黨有台獨黨綱，卻不敢獨。由於排斥中國，民進黨沒有兩岸論述。民進黨人篡改歷史課綱，不讀中國歷史，少有人去過大陸，對中國現狀也不瞭解，不能知己知彼，只憑美日片面資訊，極易造成誤判，歷史上很多戰爭，都是因誤判而發生的。蔡英文是民進黨內最瞭解大陸的人，但是沒有熟知兩岸的幕僚，任由對大陸淺薄無知倚美謀獨的名嘴與政客在政論節目帶風向，政府半推半就的配合，台灣存在高度風險。國民黨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是活在歷史。意即兩岸各説各話，都説自己代表中國，台灣説：「中華民國主權涵蓋大陸」，説時自己都覺心虛。可當大陸説：「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既是各自表述，國民黨不認同，卻難以反制。「一中各表」，兩岸仍是互爭中國的正統，有我無敵，充滿矛盾，大陸也不接受。國、民兩黨的兩岸主張，都是在欺騙台灣人民，非常不務實。我曾不只一次撰文提醒蔡英文，2020年大選，投給她的817萬票，遠超過民進黨的支持者，其中多數是中間選民，有不少是科技業者。他們多數堅持中華民國的存在，不接受大陸統治台灣，但也絕不希望台灣因獨立而捲入戰爭，且很少有人願意為台獨而戰。這就是台灣的主流民意，也是知識份子的主張。蔡英文理應尊重其選民，不能被「倚美謀獨」的政客與名嘴綁架。我雖是兩岸交流的受害者，但我絕不支持台獨，因我曾經反覆論證，確認台獨只會導致中華民國的滅亡。而大戰之後，血流成河，大陸取得的是知識份子含恨含怨的台灣，此將是民族百年之悲劇。我不反對曹興誠對捍衛台灣的一切努力。但我努力的方向是「避戰」，堅持台灣不獨，但絕不屈辱，台灣是中華民國管轄之地，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我的主張：一個中國，包括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和1949年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誰都不必消失。兩岸平等相待，其型態類似邦聯。兩岸各自擁有自己的政治制度，任何一方，皆不可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強加於對方。此即所謂「一國兩治」。我看1992年8月28日鄧小平交待其未竟之志的「遺囑」，對台灣問題的三個重點：一是不到萬不得己絕不動武，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二是經濟上要急起直追，你一直窮下去就永無希望。三是在政體上大概一國兩制還不夠，一種可能的方式是聯邦制憲之路。我敬佩鄧小平的高瞻遠矚。香港是租借地，期滿歸還中國乃天經地義，港式「一國兩制」，中國有權為其定「制」，台灣人民不接受。 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始終存在，是歷史，也是現實。中華民國的存在，是台灣人民的堅持，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也是大陸人民的堅持，誰都不願消失，這也是我主張「一國兩治」的原因。我長期觀察習近平，確信他是可以信任的談判對象，蔡英文和未來的台灣領導人都不應錯過。如果台灣現在不談，任由「倚美謀獨」的政客與民嘴瘋狂叫駡，或引領政治風向，一旦擦槍走火，中共兵臨城下，想談，也悔之晚矣。我總結我自文革以來對中國的觀察，以及20年與周永康貪腐團夥的抗爭經驗，已陸續發表「我的兩岸論述」，提供執政的民進黨和在野的國民黨做為日後談判的參考，甚盼有利於兩岸和平。兩岸的談判將是一條漫長而艱困的路，但是，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對此責無旁貸。擱筆之際，我給習近平做如下兩點建議： 1. 無論蔡英文立場如何？兩岸政府溝通不能中斷 2016年以來，兩岸政府不溝通，我認為是大陸的失策。蔡英文從未口說台獨，兩岸卻漸行漸遠。蔡英文不認同92共識，她的想法是什麼？大陸應該知道。即使大陸認為蔡英文主張台獨，也得讓她親口說出，讓台灣人民選擇支持，準備打戰，或者，選擇對她放棄。古時兩軍對陣，敵前都不忘遣使溝通，能不戰則不戰。今天台海兵兇戰危，怎能不談？兩岸不能這樣迷迷糊糊的升高對峙，甚至開火。 2. 傾聽曹興誠和台灣企業家的心聲曹興誠之怒，是知識份子之怒。對知識份子，本應理性溝通。20大之後，我建議習近平找曹興誠，找我，以及台灣科技界人士聊聊。找我，可以瞭解我和1650個股東20年來所面對大陸的不公不義，藉以調整大陸對台的政策缺失。找張忠謀、曹興誠、施振榮、郭台銘、許勝雄、謝金河等人，可以瞭解左右台灣經濟前途的科技業者對兩岸前途的看法。這些企業家都熟知兩岸，其中謝金河是兩岸的財經專家。也許一天的閉門會議，可以解決兩岸沈疴。我相信兩岸的知識份子，一定有能力為兩岸的和平找到出路。我深深期盼。

“第一先賢”俞大维抗戰期間的俞大維國民黨國防部長俞大維摘要：唯一非黃埔系出身的國民黨防長，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俞大維，何許人也？當下的國人特別是年輕人知道其人其事的恐怕不多。俞大維先後就讀於復旦大學、聖約翰大學，21歲時到哈佛大學攻讀數理邏輯，拿到博士學位後又到德國大學攻讀數學及德國哲學。取得第二個博士學位後俞大維便留在德國進行兵器及戰略研究。後來，他婉言謝絕美、德等國的高薪聘用，毅然回國，要爲中華民族效力。俞大維是一位學貫中西的著名學者，又是一位深有造詣的兵器彈道專家。他于1933年任國民政府兵工署署長，1946年初任交通部長，1949年赴台，1954年在台灣出任“國防部長”。1993年7月8日因病於台北辭世，享年96歲。科研前輩，“第一先賢” 由於海峽兩岸的長期隔絕，信息阻斷，對大陸人來說，俞大維確實是一個陌生的名字。在介紹此公生平事迹之前，我想援引1999年9月18日下午，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研制“二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大會上代表受獎人員所致的答謝詞及感言中的一段話，相信讀者朋友看了錢學森對他的高度評價，就會對俞大維這位“第一先賢”有一個總體上的認識和了解。錢學森說：“今天受獎者大都是七十歲以上的第一代科學家，在座者有第二代梯隊及第三代梯隊，我們第一代梯隊對國防科技發展的成就交出了一張成績單，算是對國家的期望有了一點交代。在此我要特別告訴大家，有三位先賢前輩是我們這一代人永遠感恩與懷念的，由於他們三位的遠大眼光，以及培育人才的寬宏胸襟，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才有今日的開花結果，以豐碩的成就呈顯在國人面前。” “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聽到這裏，在座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均報之以熱烈的掌聲。這段顯示我國科學家尊重曆史、實事求是和嚴謹治學態度的講話，在台灣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無疑爲溝通海峽兩岸關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錢學森首先表示“感恩和懷念”的三位先賢前輩都是台灣學貫中西的著名科學家，他們是：俞大維先生、吳大猷先生和翁文灏先生。錢學森說：第一位先賢是俞大維先生，他是以學者（哈佛大學數理邏輯博士及德國柏林大學彈道學專家）身分受邀從政，於一九三三年初擔任國府時代軍政部兵工署署長，主管全國軍火武器之研發與生産制造。俞氏上任後，深感中日大戰，一觸即發，迫在眉睫，不可避免，即從德國、瑞典及捷克等國購買武器，彈藥、槍炮材料，引進有關科技，大力整頓金陵、漢陽，鞏縣及上海等各大兵工廠之生産方法，革除陋習，並有獨到的創見與建樹：第一點，他深知工業的發展，要在科技研究發展方向紮根，所以在“九一八”東北事件後、抗戰軍興之前，即成立許多研究發展機構，如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工具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航空兵器研究所及軍用車輛研究所等，並高薪聘請德國彈道學權威克朗茲（Cranz）博士來華教導並協助工作相當時日，同時在國內延攬理化方面專才隨克朗茲工作，他培育了許多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第二點，他深知軍品的品質，關系到整體的戰力，必須提升制造能力，建立軍品規格與檢驗制度，於是在各兵工廠設立工具、樣板工廠，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由各研究機構，會同兵工署技術幕僚，訂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機械産品的圖樣法規，並建立産品驗收制度，再由驗收零件成品，進而作配裝半成品檢驗，再進而建立整套品控制度。第三點，他深知工業管理經濟效率的重要性，而督導工業，掌握效率的重點在成本會計制度的建立，兵工署首先推行軍火彈藥生産的成本會計制度，全國各生産工廠及大企業多紛紛仿效，在當年重慶大後方蔚爲風氣，對我國工業水准的提升有深遠的影響和助力。當年留學歐、美及日本等國的理工學人專家，國內各大學出身之理工科人才以參加國防科技研發及武器彈藥生産工作爲報國之志，並引以爲榮！一九三七年中日大戰爆發，俞氏奉命將全國二十多個兵工廠遷移到大後方，抗戰八年期間，國軍作戰所需輕兵器和彈藥不曾短缺；而兵工廠也培育了大批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以及未受獎的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等人均曾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廠及相關的研究機構打下了堅實的兵器設計與制造本領。錢學森接著說：在我國導彈研發領域中，我錢學森不過是理論上及精神上領導者（Theory and Spirit Leader），而在硬體設計、工藝、實際生産制造（Hardware， Design， Technology， Practice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e）等方面都是任新民、徐蘭如及謝光選這一批出身兵工廠的人，所領導的一群技術工人們的集體傑作成果。俞大維主持兵工廠業務長達十四年之久，有“兵工之父”的美譽。他是我國近代國防科技發展史上第一位大力開拓、耕耘、播種，灌溉、施肥的始祖園丁，我們不能忘記他。錢學森的講話不僅告訴人們俞大維的生平事迹，而且告訴人們，中國大陸取得“二彈一星”的偉大成果，得益於後來到台灣的俞大維等先賢前輩們精心培育的人才。俞氏家族，聲名顯赫俞大維，祖籍浙江紹興鬥門，1897年生于湖南長沙，從小在湖南長大。祖父俞文葆，清代舉人；父親俞明頤，1905年總辦長沙開埠事宜，1906年補湖南辰永沅靖道，不久，他便補江西吉南贛甯道。民國後，俞明頤曾擔任過中國最大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的董事。母親曾廣珊，系曾國藩的孫女。俞大維曾任台灣國民黨當局“國防部長”多年。子俞揚和，娶蔣經國的女兒蔣孝章爲妻，有俞祖聲爲後。妹妹俞大彩是知名學者、國立台灣大學前校長傅斯年的妻子。俞大維與陳寅恪在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柏林大學連續同學七年。陳寅恪的母親是俞大維的姑母，陳寅恪的妹妹是俞大維的夫人，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祖父陳寶箴與俞大維的父輩、祖輩相交很深，所以，俞大維與陳寅恪是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同學。俞大維的長子俞揚和生於德國，是空軍軍官學校第16期畢業生。20歲時，在美國完成飛行訓練，回到中國，參加對日作戰。他參加空戰三十多次，最後壹次被敵機擊落，跳傘受傷，不能再服役，就離開了空軍，擔任民航駕駛員。清正廉潔一心爲國與國民黨政府的其他軍政要員相比，俞大維最可貴的是清廉。美國作家芭芭拉·塔克曼女士在他的《史迪威》傳中對國民黨政府諸多要員頗有微詞，但卻多次以各種例子來稱贊俞大維廉潔公正，知識廣博。二戰時期美國駐重慶記者西沃道克·懷特曾在其著作《霹雳中國》中多次批評國民黨政府官員腐敗，卻極力推崇俞大維的清正廉潔。俞大維在德國研修軍事期間，曾參與國民黨政府購買德國軍械事宜，十分認真，又十分清廉，被國民黨任命爲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後來多次督導采購外國的軍需物資，直至回國以後。按照國際慣例，收取工廠回扣（那時叫“傭金”）是天經地義的事，至於暗箱操作，更是數不勝數。爲了防止弊端，凡是大規模的訂貨，俞大維都親自參與。1930年他奉命采購歐洲有名的博福斯（Bofors）工廠生産的75型山炮，他親自到工廠所在地瑞典去洽談。當時國民黨政府每年都向該廠購買12門這種山炮，廠方也照例爲他准備了12門，並告訴他將有一筆不菲的回扣。當他知道這筆回扣正好購買3台同樣規格的山炮以後，立即平靜地說：“希望你們趕工，15門山炮一齊交貨。” 這話讓工廠的上層人士大吃一驚。他們只知道俞大維諳熟軍械，精通外語，舉止儒雅，辦事認真，卻不知國民黨政府中尚有如此廉潔的官員，感動得不知說什麽好。他們希望交下這個朋友，但又不敢貿然送禮，工廠向政府報告此事，並提出申請，最後由瑞典政府贈他一枚勳章。回國後俞大維對此事緘口不提，直到四十多年後人們才有所知曉。目光遠大培育人才 1945年11月，軍政部部長陳誠、次長兼兵工署長俞大維，邀請吳大猷（物理）、曾昭掄（化學）與華羅庚（數學）商談研究原子彈。專家意見是我國毫無基礎，只能由培育人才著手。陳、俞采納此議，聘吳大猷、曾昭掄及華羅庚三人率領王瑞駪、唐敖慶（化學）、孫本旺（數學）及李政道、朱光亞（物理）於1946年赴美學習。他還以兵工署的名義向國外派了不少研修生，後來，這些人才爲新中國國防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這些人才爲新中國的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化建設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正如錢學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研制“二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大會上代表受獎人員所致的答謝詞及感言中講的那樣： “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俞大維不僅重視培養人才，而且善於發現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寬宏大度珍惜人才，有人用訪、用、信、敬、宥五個字概括他的用人理念。訪，求才必先多方訪察，慧眼識珠，擇優而用；用，即推心置腹，充分信任，放手使用；敬，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禮賢下士，引爲知己；宥，即部下有過，盡量予以教育，曉以大義，促使其提高認識，吸取教訓，更好地工作。只要不是明知故犯，屢教不改，都盡量地予以原宥寬恕，給他們反思和改正的機會。他堅持善待人才，反對因瑕棄瑜，體現了他容才的胸懷和氣度。他曾對上司陳誠提及宥才的重要，對人才和部屬不必計較小過。淡泊名利恪盡職守 1928年，國民政府初步統一全國，開始注重軍隊現代化。兵工署署長陳儀去德國考察，請俞大維回國任職。1929年6月俞大維返國，任軍政部參事。1930年5月，俞大維第二次赴德，任商務專員，負責采購軍備，並專門學習軍事，包括兵器制造、戰役分析，尤其是彈道學。他用德文寫了四十多本筆記，說：“這兩年學到的比哈佛三年學的還多！” 1932年，俞大維回國。1933年，他擔任兵工署署長並兼任兵器教官，陸軍中將。兵工署負責軍火制造及維修等。俞大維就任後，首先籌建新廠，加強生産能力，積極在德國大量采購機器、材料等。其次，建立研究開發體系。成立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機械研究所、材料研究所、冶金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中央修械所、航空兵器研究處等，高薪聘請外國專家來華教導，同時在國內延攬人才隨專家工作，使武器研發在中國紮根。如“兩彈元勳”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和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謝光選等人均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機構學到了寶貴的知識，打下了堅實基礎。再次，建立標准化生産和檢驗制度。要求産品的零件能夠互換。俞大維兼技術司長，會同各研究機構，制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圖樣法規，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並建立零件、半成品檢驗，進而建立整套質控制度。選定從德國毛瑟槍改制的中正式步槍爲制式步槍，性能優越，堅固耐用，適合中國人體型。輕機槍則選定捷克式輕機槍，構造簡單，拆裝方便，故障甚少。重機槍選用德國馬克沁機槍，性能優良，水冷耐用，故障亦少。三種步機槍口徑均爲7.9毫米，彈藥通用，簡化生産與補給。當時日軍三八式步槍和機槍的射程與殺傷力均不如中國自己制造的武器精良。經過四年准備，國軍已有數十個步兵師更換了新的制式裝備，所制武器精確性不遜于列強，並且適合中國人體能。1937年，抗戰爆發。八年抗戰中，俞大維自豪的是軍火供應從不匮乏，無人抱怨“彈藥沒有了”，當然這是指輕武器的彈藥，中國當時不能生産重武器。俞大維壹生淡泊名利，始終把自己視作“老百姓”，他曾說：“我是個普通人，過著和一般人沒有兩樣的生活，所以老百姓相信的我都信。舉個例：我到北港媽祖廟去，看到一些善男信女抽簽、蔔卦、磕頭，我也跟著向媽祖磕頭，有人就笑我：‘你是學科學的，爲什麽也相信這一套呢？’我只簡單地告訴他：‘因爲老百姓磕頭，我也是老百姓。’” 書生領軍一幹十年 1950年3月，蔣介石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因耳病，未就職，改任駐美採購主管。1954年，再度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既不是黃埔出身、也不是國民黨員，當然談不上是蔣介石的親信、嫡系。但是蔣介石卻任命他擔任“國防部長”這樣的要職，實屬罕見。俞大維最忌將時間耗費在開會與應酬上，上任第一天，講了五分鍾的話，就搭乘軍艦，到金門、馬祖、大陳巡視。他在職期間去大陳、馬祖、金門各島130多次，平均每兩周去一次，人稱“國防部長”的辦公室在金門。他的信條是“我不能去的地方，怎能派我部下去呢？”有一次爲上高登島，他被吊車吊上懸崖峭壁。台灣軍人給他的名字改了一字——俞大膽。俞大維擔任“國防部長”，反對任人唯親，堅持任人唯賢；他說：“我用人就不問是否出身黃埔或行伍，只要忠誠能幹又肯幹者，我皆喜歡。譬如溫哈熊和我一樣，並非黃埔系統，且與孫立人在維吉尼亞軍校先後同學，又做過孫的部屬，曾有人二度征詢我意見，我都力薦他，若非我挺他，任其再努力想也難有出頭天。” 1993年初，俞大維皈依佛門，法號“淨維”。當年7月8日，俞大維駕鶴仙逝，終年96歲。去世前俞大維立遺囑，將藏書分爲兩類：軍事科學書籍全部捐贈“三軍”大學；文、史、哲及自然科學書籍全部捐贈台灣大學圖書館。據統計，僅捐贈台灣大學的書籍就有7000余冊。終生不忘“知遇之恩” 縱觀曆史，君臣上下之間肝膽相照、推心置腹、彼此信任、親密無間如唐太宗李世民與著名诤臣魏征那樣的典型極爲少見。進入民國時期，蔣介石與手下的文官武將勾心鬥角，明爭暗鬥者也不在少數。但是，蔣介石與俞大維的關系卻是個例外。俞大維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精讀古籍，博覽群書，更重要的是他以效法聖賢爲人生目標。他曾向母親詢問曾國藩的做人處世的准則，老夫人說：“文正公一生嚴明治軍，謹慎治事，勤儉治家，恪守民族傳統美德，不近人情的事不做。” 於是，“不近人情的事不做”這一條成爲俞大維一生遵循、恪守不渝的接物、待人、處事原則，他在《九十隨語》中說： “一生中影響我最深的，是母親經常對我轉述曾文正公的一句話——不近人情的事他不做。我也是如此，不近人情的事，我不做。母親是曾文正公的孫女，這句話由母親說來倍覺平易深遠，我因而終身奉行不辍。” 他一生淡名利、重倫理、講情義、盡職守、辨是非、有擔當的高貴品質受到上下左右普遍的尊重和感佩。俞大維與蔣介石並無淵源，他們的相識和交往是俞大維在德國留學和工作擔任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期間，由於蔣介石對德國的軍械裝備、軍隊訓練及有關業務都十分贊賞，而俞大維正是這方面的青年專家，自然被蔣認爲是可用之才。於是，俞大維爲了回來爲國家效力，不惜割舍了一段在異國的感情，帶著稚子獨自離開德國，回到祖國。俞大維從兵工署長、交通部長，一直做到“國防部長”，在常人眼裏，一定會認爲他與蔣介石必然過從甚密，但據俞大維自己說，他與蔣介石見面機會多，但談話次數極少。第一次與蔣介石正式談話是在漢口，蔣介石與俞大維談兵工署撤退的有關事宜。蔣介石看到俞大維把兵工署工作安排得有條不紊，又絕無政治野心，因此對他十分放心。此後，蔣介石便放手給他，所有兵工署的工作統統由俞大維全權處理，不予幹預，俞大維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設想和形勢的需要，把兵工署逐漸建成一個生産、研制、開發新武器的基地，培養了不少人才。俞大維是知恩圖報之人，他感到蔣介石如此信任、厚待自己，沒有在他身邊安排一個親信暗地監視他，或對他多方掣肘，自己沒有後顧之憂，在國外所學的專長有了充分施展的舞台，基於這些，俞大維深深感念蔣介石的知遇之恩。抗戰勝利之後。當時兵工署尚未回遷，俞大維正在重慶侍奉母病，聯軍要求蔣介石速派深曉軍械的俞大維到上海視察並接收日寇一座重要的軍械庫。這件事使事母至孝的俞大維陷入兩難境地——接受任務，則擔心母病；婉拒調派，則有負公務。此時，他忽然想起西晉時晉武帝征召李密，李密寫給晉武帝的那篇感人至深的《陳情表》，於是俞大維仿照李密也寫了一份“陳情表”給蔣介石，稱自己“報國之日長，報母之日短”，請求蔣介石另派他人。蔣介石不但沒有怪其“抗旨”，相反，派專機並配備了醫護人員將俞大維母子接到上海。蔣介石此舉不僅使俞大維能夠到上海履行公務，而且使俞母的病到上海得到及時和最好的診治，使俞大維得以忠孝兩全。這件事使俞大維對於蔣介石的恩德終生難忘，以至在蔣介石撤離大陸時俞大維毫不猶豫地隨行前往。臨走時，周恩來曾通過俞大維在大陸的近親極力挽留他，俞大維表示，對於蔣家王朝的前途他很清楚，但若不報蔣介石的知遇之恩，便是“不近人情之事”，而“不近人情之事”他是發誓終生不做的。俞大維的報恩主要是通過恪盡職守、做好工作來體現，並不是挂在嘴上，或者是時時跟隨左右。俞大維晚年曾對人披露，他的辦公室與蔣介石的辦公室有一道暗門相通，可以隨時見面，但是他們兩人誰也沒有用過這扇門，可見他們是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的。除了對俞大維外，蔣介石對任何下屬也沒有如此信任過，所以俞大維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要報“知遇之恩”，要“士爲知己所用”。蔣介石去世以後，每逢忌日或冥辰，俞大維必去慈湖陵園叩首謁陵，風雨無阻。晚年的俞大維行走不便，以輪椅代步，依然每年兩次謁陵叩首，常常感動得在場的謁陵群衆也隨之跪下。 1977年，俞大維身體大不如前，於1月20日立下遺囑，其中第一段是：余追隨故總統蔣公四十七年，曾任兵工署長、交通部長、國防部長。賴蔣公專純信任，得達成艱巨任務，知遇之感，永志難忘。最後一段是：余去世以後，遺體火化。不舉行任何吊祭或紀念儀式，亦不得收受親友赙贈，骨灰由長子揚和駕機撒於金門海面，先飛過故總統蔣公之陵寢及故副總統陳公之墓園，以致余最後之敬禮。由此可見俞對蔣的感念之情。但是，俞大維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俞大維退休後，曾有一位台灣要員拜訪他，要介紹他加入國民黨，他平靜地從容回答：“人都老了，何必再學吹鼓呢！” 晚年的俞大維一直生活在台灣，對兩岸關系十分關注。他曾對人表示，希望兩岸和平，不要再起幹戈。還說，凡是打過仗的人都不願意看到戰火重燃，因爲戰爭只能帶來災難，對誰都沒有好處。如果俞大維先生健在，看到海峽兩岸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致力於祖國統一大業，看到兩岸堅冰逐漸消融，看到兩岸人民的交往日趨頻繁，看到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前景，憑他對中華民族的滿腔熱忱和無比忠誠，他一定是倍感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