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稅局內部3/23發文字號11000700840號財政部賦稅署函釋下來發文給各個分局的國稅局主要內容就是糾正『預售屋不是以成交價3%來計算免稅額，而是以買方已付進履保內金額的款項3%來計算』⋯⋯

美國GDP，神奇資料背後，隱藏著對中國的焦慮。我去過美國47個州，訪問過的地方，可能比絕大多數美國人還多。關於美國，我心中一直有個謎團，那就是美國的GDP。 2021年，美國GDP為23萬億美元，中國為17.7萬億美元。美國、中國的人均GDP，分別是6.94萬美元、1.25萬美元。論總量，美國超過中國，論人均，美國幾乎是中國的6倍。如果說，美國依然比我們強大、富裕，我可以接受。而當身臨其境觀察美國，這6倍人均GDP的差距，別說大人理解不了，連小朋友都有類似的疑問。疫情前，我帶讀小學的兒子去紐約，涉世未深的他問了我三個問題：為什麼紐約人喜歡睡在大馬路上？為什麼紐約地鐵的空調不開？省錢嗎？為什麼紐約的公交車那麼吵？那麼臭？他從小在寧波長大，的確沒有見過homeless（流浪漢），他坐過的中國地鐵都是有空調的，但並不意味著美國的地鐵都有空調。中國普及了電動公交車，但美國的大巴，依然以柴油車為主，確實又吵又臭。最讓我震撼的，並不是這三個問題本身，而是一箇中國兒童，居然在美國最有錢的城市，問了家長這三個問題，他的人生經驗和同齡的美國人完全不同。不知不覺，中國成了例外，而外國成了常態。很多去過美國的人，都和我一樣，不禁會問，美國的錢，到底都花在哪兒了？！對一個地方的理解，從普通中國人的角度出發，無非就是「衣、食、住、行」。 01 | 住對我來說，美國最富裕的那一面，就是飛機降落前的那一段時間，機窗外的景觀。你可以俯視整個城市，無論是洛杉磯，還是舊金山、華盛頓DC、休士頓、邁阿密，獨門獨院的House延綿幾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草坪、游泳池、樹木，點綴其間，這可能是很多中國人夢寐以求，一輩子都無法擁有的「豪宅」。歐洲城市的郊區也有成片的House，但規模完全沒法和美國相比。並不是歐洲比美國窮，而是美國的自然條件好，人口密度低，House要消耗大量能源和土地，只有美國這樣的國家才能養得起。放眼全世界，也許只有加拿大、澳洲的自然條件，可以和美國媲美，其它國家望塵莫及。論價格，美國的House並不比中國的房子貴。根據美國最大房產中介Zillow的資料，2021年，美國房子的中位數價格是每套28萬美元，差不多200萬人民幣。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資料，2021年3月，中國平均房價為1.1萬/㎡。大部分美國house也就幾十萬美元一套。賣掉一套中國房子，完全可以去美國置換一個House。論實際造價，美國的House遠看像磚混結構，其實幾乎都是木結構，工廠裡流水線生產，像搭積木一樣造房子，成本低，速度快。相反，中國的高樓反而成本高，打地基就要花很多錢，鋼筋水泥一樣都少不了。大別墅、大草坪、游泳池，大部分中國人，小住幾天，嚐嚐鮮可以，時間一長，先不說「好山、好水、好寂寞」，打掃保養house就是一個巨大的體力負擔。雖然也可以請「老墨」代勞，但價格不菲，一般普通美國中產也承受不起。為啥很多美國男人都有一個工具房，是他們熱愛手工活嗎？想多了，大部分人都是為了省錢而已。如果有錢到可以在美國請傭人的程度，住House還是不錯的。美國人住得通透，散發著仙氣，中國人住得熱鬧，繚繞著煙火氣。生活就像圍城，城裡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進來。與其說是差距，不如說是差異。 02 | 食我去過美國最大的購物中心，Mall of America，翻譯過來就叫「美國購物中心」，位於明尼蘇達州。那裡有的東西，中國都有，但中國有的東西，美國卻不一定有，比如餐飲。中國購物中心的餐廳，可謂是種類繁多，推陳出新。有專門吃牛蛙的，吃龍蝦的，吃烤魚的，吃羊蠍子的，吃潮汕牛肉火鍋的……有美式快餐，英式茶點，日式料理，韓式烤肉，港式燒臘……只要你想得到，就能吃得到。而「美國購物中心」完全沒有那麼多選擇。一方面，美國人天生就不是吃貨，另一方面，個性餐廳價格高，普通美國人也做不到餐廳的消費自由。這兩方面原因導致了，美國的餐飲市場遠不如中國繁榮。美國人基本不存在夜生活，絕大多數人下班也就回家了，而中國別說一二線大城市，連山西大同這樣的城市，夜市也相當火爆。而在美國，咖啡就喝星巴克，吃飯就是，麥當勞、肯德基、Subway，Tacobell，wendy，Burger King……幾乎都是千篇一律，就算你想花錢吃點特別的，也沒得選。美國和他的祖宗英國一樣，都是食物充足，但美食極度貧乏的國度。 03 | 衣如果你去美國的大街上走走，你就會發現，除了極個別的大城市，美國人的穿著，說好聽一點，是隨意，說難聽一點，是邋遢。從外表看，你完全看不出，中美之間6倍的人均GDP差異。 04 | 行 20萬以下的汽車，中國便宜，20萬以上的車，美國便宜。就算便宜，美國大街上的所謂豪車，比例也遠不如我們。中國不僅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市場，也是最大的豪車市場。 2021年，世界汽車年銷量為8100萬輛，中國銷量2608萬輛，世界佔比在30%左右。美國1500萬輛，歐盟970萬輛，歐美相加，都不如中國一家銷量大。 2021年，BBA的全球銷量分別為，寶馬221萬輛，賓士205萬輛，奧迪168萬輛。而BBA在中國的銷量，寶馬84萬輛，賓士75萬輛，奧迪70萬輛。中國市場佔比分別為38%、37%、42%。中國豪車市場的規模，已經連續數年，穩居世界第一。另外，美國買車幾乎都是貸款，中國人買車，尤其是20萬以下的汽車，貸款比例不高。看著美國馬路上奔跑的汽車，我不禁要問，美國人的錢都花到哪裡去了？美國的公路，我只能勉強說「還可以」，但絕對配不上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的地位。最大的硬傷在於橋樑。我在美國經歷過的危橋，數不勝數，老態龍鍾，鏽跡斑斑，咯吱作響。美國公路和運輸建築商協會(ARTBA)表示，全美有接近5.6萬座橋樑存在結構性缺陷，這些橋每天會通過約1.85億車次。如果你說美國的公路，路況不如中國，就一定會有人跳出來教育你，不要得意忘形，我們只不過佔了後發優勢的便宜，美國公路建得早，當然不如我們。說這話的人應該沒有去過德國，世界上最古老的高速公路autobahn，就誕生在德國，路況堪稱世界第一，絕對可以碾壓美國。至於美國的公共交通，完全是第三世界標準，連印度新德里的地鐵，都比紐約地鐵好。美國的地鐵，連最基本的「乾淨、準時、安全」都做不到。同樣是百年地鐵，日本東京的銀座線，堪稱世界典範，美國紐約地鐵，簡直就是人類工業文明的恥辱。如果以泰國的經濟指標衡量，美國的公路並不差，但美國人均GDP世界第一，是泰國（0.7萬美元）的10倍，是中國（1.25萬美元）6倍，是德國人均（4.5萬美元）的1.33倍。基礎設施這一塊，美國的錢完全都是花在了刀背上。作為發展經濟和人民生活的最基礎的交通建設，為何美國如此落後？美國的錢都花到哪裡去了？疫情前的好幾年，中國都是全世界消費最高的遊客來源地。在歐洲的景點，看到中國人的概率遠高於美國人。美國城市出現中國遊客的概率，更是高於在中國看到美國遊客的概率。十幾年前，我第一次去美國的時候，飛機上華人美國人，差不多各佔一半。而在疫情前的幾年，無論中國航司，或者美國航司，80%以上的乘客都是中國人。我上次去阿拉斯加的育空營地，方圓幾十公里，人跡罕至，就在那個小屋裡，90%的人講普通話。裡面賣的主食就是中國麵條，配料是當地野生的三文魚。根據世界旅遊組織2018年的報告，中國遊客的消費總額是2580億美元，遠超過美國的1350億美元，幾乎是2~4名的總和。每次看到這樣的資料，我都會問，美國人的錢，都花到哪兒了？總之，如果你說美國是發達國家，比中國富裕，我贊同。如果你說，美國一年創造的財富比中國多，我就有點懷疑，如果你說美國人均財富是中國人的6倍，那絕對是挑戰我認知能力的底線！一定是在什麼地方出了問題，要麼是統計的漏洞，要麼是標準的差異。讓我們仔細分析一下，謎一般的美國GDP。首先，美國的GDP特徵是服務業佔比極高，超過80%，與此同時，產生物質財富的製造業，只佔GDP的10%。 2018年，中國製造業產值為4萬億美元，而美國為2.3萬億美元，日本為1萬億，德國為0.8萬億，中國製造業產值幾乎是“美、日、德”的總和。最近我還看到一張讓我印象深刻的圖表。2022年，全世界前50大港口排名。前5名全部來自中國。前10大港口中國獨佔8個。前50大港口中國佔29個。前50名，美國只有4個，整體排名，比韓國還落後。美國經濟「脫實向虛」的程度，已經病入膏肓。美國GDP的祕密，都藏在服務業裡。讓我舉幾個例子。會計美國最詭異的事情，就是報稅。我一直很想不通，就是在這麼一個大部人連加減乘除，都搞不清楚的地方，報稅的過程為何如此複雜，各種「稅碼」猶如天書。基本上，報稅就是兩部分，一部分是清點自己的收入所得，一部分是算出各種可以抵稅的額度（巧立名目，非凡人所能理解）。二者之差，就是用於計算個稅的收入。家庭可以一起報稅，也可以分開報稅。不同的方式有不同的減免辦法，另外，免稅額度本身也有多種計算方式，而且，稅法到這種複雜程度，也有不少漏洞可鑽，所以最後算下來，不同的報稅方式可能有很大區別。美國每年有超過一億五千萬份個人所得稅單，很難有兩份完全相同。以中國人的思路，報稅如果有麻煩，那直接打政務熱線12345不就行了？你想得太多了，美國各州的稅務局，熱線電話簡直難如登天，我曾經打過田納西州稅務局的電話，足足等了25分鐘，然後一個女話務員用西班牙語口音的英語，照本宣科，對我毫無幫助，純粹大家互相浪費時間。這裡要插一嘴，在美國，肉眼可見的腐敗確實很少，但行政效率之低，令人髮指！如果你體驗過國內「最多跑一次」的服務，對美國的各級衙門，絕對是忍無可忍。在美國，正因為複雜的稅制，普通人根本無法駕馭，美國才有了一個規模龐大的會計師隊伍，協助納稅人報稅。截至2020年9月，根據AICPA（美國註冊會計師協會）統計，美國有65萬名註冊會計師。他們的年平均薪水為7.9萬美元，這比美國的平均薪資水平高出近50％。與此同時，截至2020年3月，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有註冊會計師10.8萬人。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3倍，會計師卻只有美國的六分之一。也就是說，美國人均供養的會計師，是中國的24倍。會計師是不產生物質財富的行業，按照7.9萬平均工資，65萬律師，一年的工資就是513億美元。他們背後，就是65萬個美國中產以上的家庭，總人口至少200萬。很多美國華人疑惑，中國的報稅APP這麼好用，美國人為啥就不抄一個？其實，美國也有付費的報稅軟體，但體驗和中國的報稅app相差太大。美國官方也有電子報稅渠道，那就是IRS的E-File報稅系統，我曾經體驗過，和中國的手機報稅相比，那簡直就是石器時代的產物。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鈔能力」的硬核邏輯，才是一切現象背後的本質。如果美國用了中國這一套體系，你讓那麼多高收入的會計師去哪兒涼快去？這些可都是腦袋聰明的有錢人，他們的組織勢力龐大，可以僱傭遊說團體去國會疏通關係。總之，美國有一條看不見的潛規則，在無形中保護著美國的服務業。現有高階服務行業，是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體系，哪怕是科技進步，也阻止不了他們把服務業「做大做強」！律師單單法律服務業，美國每年將近產生2700億美元的財富！中國呢？我查不到具體資料，但可以推導，結果應該也八九不離十。從律師人數上來看，2021年，中國有57萬律師，2015年，美國就有130萬律師，美國供養的律師是中國的2.7倍。按照人均GDP的差距，美國律師收入至少是中國的6倍，那麼，按此推論，中國法律服務業的規模，大約為美國的二十分之一。美國2700億美元，中國最多也就1500億人民幣。虛擬房租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研究一下「美國經濟分析局」的網站www.bea.gov。裡面有一句話，讓我大開眼界，Households with housing are officially regarded as the owners of unregistered enterprises, which produce housing services for household consumption.”「擁有住房的家庭被視為未註冊企業的所有者，這些企業生產家庭消費的住房服務。」嗯，說人話就是，美國人人都是企業家！不僅自住房屋的「虛擬租金」算入經濟總量，連家庭主婦在家幹家務，也要納入GDP。從照顧老人到看護孩子，從洗衣做飯到修建草坪，也算是事無鉅細了。網上流傳一個很有名的資料，那就是美國GDP算了私人住宅的「虛擬租金」，而中國卻沒有算。這一塊，一年就相差1.5萬億美元。其實，這種說法只對了一半。中美兩國的GDP統計法則，基本都是和國際接軌，但在具體的操作上，也要按照各國情況，因地制宜。「虛擬租金」的意識就是，如果你有房子，就算自己住，或者空著，也要按照市場價值估算租金，然後計入GDP。我國採用折舊法來計算房屋的「虛擬租金」。農村居民每年的「虛擬租金」規定為建造成本的2%，城鎮居民則為4%。北京市平均建築成本大約為每平米3000元，依照這一方法計算的一套60平米住宅的“虛擬房租”為約每月600元，大大低於市場租金。據統計，我國住房自有率超過85%，這一「虛擬房租」的計算方法大大低估了我國的GDP。醫療行業美國醫療佔GDP的比例也高得不正常，達到了16.9%，這個數字比絕大多數發達國家都要高。與此對應的，是美國在發達國家中最低的人均預期壽命，如今，美國人的預期壽命比中國人還低。由此可見，美國在醫療方面的高支出，並沒有帶來相應的回報。關於美國差勁的醫療，普遍的看法是，在無限制的自由市場體制下，醫療機構和保險公司形成了壟斷利益集團，推高了醫療價格美國最大的服務業就是所謂「火災行業」，也就是「保險、金融、地產服務」的統稱。（FIRE Sector）Finance, insurance, real estate, rental, and leasing。火災行業是最典型的，不產生實際物質財富的食利經濟。「火災行業」2019年共創造了45418億美元的價值！4.5萬億美元，佔美國GDP的21.2%！與此同時，我國金融，房地產，租賃和商務服務，2019年增加值約為2.6萬億美元，也佔我國GDP的18.1%。僅僅這一項，就比中國多出1.9萬億美元！建築業 2018年美國建築業GDP增加值為8400億美元，中國建築業GDP增加值為9340億美元，僅僅比美國多10% 而已。看到這裡，相信很多人都會感到驚訝，號稱基建狂魔的中國建築業和美國相比，規模上居然沒有什麼優勢。我們來比較一組資料，2018年，中國水泥產銷量22億噸，美國為8850萬噸，是中國的二十五分之一。中國粗鋼產量9.3億噸，美國9500萬噸，中國是美國的10倍。中國每年建成4000多公里的鐵路，50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上萬座橋樑。這幾個數字在美國幾乎都接近零。 2018年中國建築業房屋竣工面積413508萬平方米，美國只查到2016年的資料是18780萬平方米，僅為中國的不到5%。這些核心建築業的產出資料中國都是美國的幾十倍甚至幾百倍，然而美國建築業竟然貢獻了和中國相當的GDP，可以想見其建築成本的離譜程度。總之，服務業佔美國GDP高達80%。美國人開支的大頭，並不是「衣、食、住、行」，而是「算賬、看病、打官司」，當然，最大頭還是一切背後的「金融服務」。另外，給人的感覺是，中國總是想方設法把GDP壓低，讓美國繼續當老大，因為當老二，壓力小，多好。而美國呢，想方設法把GDP吹大，因為，他實在承受不起失去老大地位的後果。總結寫到這裡，我並不是想說，美國有多麼衰落。其實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必定是虛擬化和服務化，也許若干年後，中國的經濟結構，也會像現在的美國一樣，這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作為統治世界的超級大國，美國本來可以沿著虛擬化的道路，悠哉前行。但萬萬沒想到，一覺醒來，眼前出現一個龐然大物。一旦美國霸權旁落，美國要面對的，可不僅僅就是衰退的問題，甚至可能是分崩離析。要讓舒服習慣了的傻白甜，重新回到工廠上班，比登天還難啊！美國不甘心讓出第一的寶座，那麼就只能和東方大國死磕，但轉念一想，美國現在的經濟結構，已經不是冷戰時期的天下無敵。以前，美國的貿易戰「見佛殺佛，見神滅神」，連日本都瑟瑟發抖，登門求饒。特朗普發動貿易戰的時候，我們國內也有很多人非常悲觀，但萬萬沒想到，3年之後，美國開啟的貿易戰，居然讓美國騎虎難下。用壓力測試讓中國知道，自己的製造業有多麼強大。「和平年代」的GDP與「對抗年代」的GDP的重點不同。從目前結構來說，中國的GDP結構更適合對抗。但中國不希望對抗，我們希望和平發展，因為時間在我們這一邊。美國的律師和會計服務業，在戰爭和貿易戰時候是沒用的。好萊塢的電影和NBA的球星，更加沒用。3nm的晶片用於手機，當然好，但對於戰鬥機，100nm也不落後。比如F22，80年代立項，2000年定型，因此它的晶片大概率是九十年代的技術。F35戰鬥機用的晶片都是180nm製程的。 2022年6月，美國空軍少將卡梅隆·霍爾特（Cameron Holt）說：「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花費1美元就能獲得我們花費20美元才能獲得的同等能力。如果我們不知道如何降低成本，提高國防供應鏈，我們就會輸。」 20倍，我覺得太誇張了，就算只有2倍，美國也會被中國的製造業拖垮。這樣的劇情剛好和當年相反，當時，美國用製造業優勢拖垮蘇聯。美國的焦慮是，在和平與對抗之間，舉棋不定。如果不和東方巨龍死磕，時間不在美國那一邊，眼看著霸權旁落，他不甘心。如果要死磕到底，手裡的牌越出越少，力不從心，於是就陷入焦慮。也許這就是美國霸權的更年期綜合症吧。

【海納百川》二二八的誤解與真相】邵玉銘先生任職行政院新聞局局長期間，我在新聞局駐國外的單位工作，見面的機會不多，他對我的印象應該不深。我退休後，移住國外，與他更少交往。2023年，他閱讀到我寫的一篇有關228事件的文章，即透過過去新聞局的同事，囑我回台灣時與他聯絡。前年我回台灣，他邀我到他家見面，主要是談論有關228事件。他是研究歷史的學者，認為這事件對台灣造成的影響，至今仍存，因此極為重視。他帶我看他書房中成排的書架上，擺有許多有關228的書籍資料，鼓勵我深度研討此一事件。 2025年初，我寫了〈228的誤解與真相〉一文，將初稿用Line傳請他指正。他回復說：「你說的各種死亡人數沒附上註解，應加上，以昭公信。弟認為你應予以發表，可投稿中硏院近史所期刊。」我受他的鼓勵，除將文章加上遺漏的註解外，也想試投中研院期刊，但發現投稿的要求甚嚴，除文章須有一定格式外，還要附上限定字數的中、英文摘要。這非我在短期間所能完成的，於是擱置一旁，迄今未動。邵先生不幸於今年2月7日故世。從上述他與我的往來中，可看出他的一些個人特質，包括：對歷史的熱愛、對台灣政治的關切、做事的認真、對人的親和、以及對部屬的平易等。謹以這篇〈228的誤解與真相〉悼念我的長官邵玉銘先生。本文人往往會因生長環境與所受教育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價值標準。他們又容易依自己的價值標準，對周遭資訊，做選擇性的接受，捨棄不符合自己成見的事項。偏頗的結果，往往成了瞎子摸象，以偏概全而不自知。我們研究歷史，應對這種易犯的錯誤，加以警惕。然而，以偏概全的「偏」，也未必全然子虛烏有，我們也應將其納入思考。這樣才能對事物有較為客觀而全面的觀察，也才能得知真相。 1947年發生的228事件，因為主場在台灣，又具高度政治性，所以很容易讓後人依自己的成見來探討此事，其結論也就難以客觀。本文試圖澄清一些常被誤解的228相關事宜，再指出事件發生的關鍵因素，希望讀者對真相能有正確的了解。我們無意要以現在的價值觀，追究前人的功過是非，加以褒貶。而是希望能夠以古鑒今，汲取教訓，增進族群融洽，共同為台灣的發展而努力。一、228事件有上萬人死亡嗎？許多人對228事件的最大誤解，是事件中的死亡人數及所屬族群。坊間有衆多文字或視聽資料指稱有上萬，甚至2至3萬台灣同胞在事件中遭政府屠殺。事實上，事件的死亡人數，包括本省及外省族群在內，應不超過兩千人。李登輝總統在1995年10月成立了「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自1995年12月起至2022年1月止，接受受難者家屬賠償申請。每一死亡或失蹤者的家屬，可獲得新台幣1200萬元的賠償金（最初定為600萬元，後又追加1倍）。在長達26年的申報期間，獲得賠償的死亡案件計687人，失蹤者計181人，兩者共計868人。在這些人中，外省籍者只有一位。因為當時外省籍受難者的家屬，在事件後，多返回了大陸，不敢再來台灣，又因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2條中規定賠償對象限於「遭受公務員或公權力侵害者」，當時遭暴民傷害的外省籍受難者就都被排除在外了。據當時的政府數據，外省籍被暴民殺害者有432人，失蹤85人，共計517人。由此可知，228事件的死亡及失蹤者，本省籍加上外省籍，總共為1384人。如從寬加上可能有的漏計者，總共死亡人數也不應超過兩千人。 1947年4月7日國防部長白崇禧呈給中央的〈二二八事件報告〉中提及事件中有114名軍警人員喪生。由此可見，暴亂者中有許多人持有武器，並與軍警發生過激烈衝突。說明228事件中的死亡人數，並非意味在受難者中，沒有人受到寃屈或悲慘境遇。只是指出坊間傳言死亡人數上萬之不可信。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是個腐敗顢頇的機構嗎？ 228的起因，除緝警人員因取締私煙誤殺路人的導火線外，一般人更歸罪於陳儀領導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貪腐無能，施政不當，人民生活困苦，故起而抗暴，以致「造反有理」。二戰結束，台灣回歸中國時是一個遭到飛機嚴重轟炸，滿目瘡痍的島嶼。高雄港的倉庫有百分之九十受損。全港16台起重機，只有兩台可用。港內更有16艘沉船。基隆港倉庫全部受損，周邊有5艘沉船。日月潭第一及第二變電所設備全毀。全省農產值只有1937年的49％，工業產值還不到33％。更有甚者，1945年8月15日以前，台灣鈔票的發行額為14億，待8月15日之後，日本政府將台灣的鈔票發行額，急增至23億美元，通貨膨脹嚴重。「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這個惡劣的環境下，接收了台灣。並在行政長官陳儀要求「行政不中斷、工廠不停工、學校不停課」的三原則下，於1945年11月開始作業。現在讓我們回顧一下，長官公署接收台灣後，除全力修建因遭轟炸而受損的公共設施及工廠外，還有許多重大成就，茲舉數例如下：台灣光復4個月內，長官公署即有效率地將30多萬日本軍隊，以及40多萬日僑，順利地遣返日本。陳儀信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想將台灣建設成三民主義的模範省。由於台灣被日本統治了半個世紀，居民熟悉漢文者不多，更幾乎沒有人會說在大陸通用的國語。於是長官公署從教育與文化工作著手，推行民族主義，包括：普及國語教學、增設中、小學校、建立師範學院培養師資、同時又創設台灣省編譯館，將一些國際及中國傳統名著介紹到台灣。長官公署的年歲總支出，有四分之一是花費在教育及文化事務上。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學齡兒童的就學率，就由日據時代的71％增加到了82％以上。在民權方面，陳儀推行民主，開放言論自由，不干涉媒體內容，甚至對惡意汙衊他的言論，也一律容忍。他並在1946年舉辦了在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省縣市及鄉鎮民意代表選舉。他甚至允諾台灣於3年後舉行省市縣長民選。陳儀為了實踐民生主義「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的原則，他毅然施行企業公營、貿易統制、煙酒專賣店等政策。由於當時台灣的政府支出，中央無力補助，需要自給自足。1947年台灣的公營事業收入佔總額的42.7％，專賣佔24.3％，稅收僅佔20％。當時如果沒有實行公營或專賣等政策，勢必要大幅提升税收以應開支，這不是戰後生活已經極為艱苦的台灣人民所能負擔。陳儀更為了減低台灣受大陸金融波動的負面影響，發行了獨立於大陸體制之外的「台幣」，自行運作。228事件發生前夕，台北市躉售物價指數較10年前日治時期漲了290倍，但同一時期上海的物價指數，更較10年前漲了1萬3936倍兩者相差甚遠，這就是陳儀堅持台灣在金融上與大陸切隔，自成體系的成果。為了解除佃農受地主剝削的苦難，長官公署依民生主義中「耕者有其田」的精神，於228事件發生的前一個月，公布了「台灣省公有土地放租辦法」，將公有土地配給有耕種能力的農民耕種，政府收租率一律以正產物全年收穫總量之25％為準，尚不到私人地主收租率的一半，且租期至少5年，佃農得到保障。依此辦法，政府放租了超過10萬公頃的地，承租農戶達13萬戶，佔全省農戶的22％。這個政策為後來施行的三七五減租措施，奠定了良好基礎。難怪後來推行「三七五減租」及「公地放領」政策的台灣省主席陳誠對人說：台灣的土地改革政策是陳儀主政時策畫設計的，他只是「執行而已」。台灣自1945年12月至1946年3月米價飛漲，增加了6倍，主要是因為米商大戶的囤積與走私。陳儀特別成立了「糧食調濟委員會」，採用一系列的措施，逼迫囤積及走私者現形，米價終趨平穩。長官公署為了能迅速培養大量台籍青年進入政府工作，於是成立了「省訓團」、「勞動訓練營」及「警察訓練所」三個培訓機構，使結業者能夠迴避一些需普遍遵循的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以便從速服務桑梓。 1946年4月台灣發生霍亂，導致2210人死亡。長官公署採取多種措施，歷時半年將此疫情滅跡。以上所述，當然只是長官公署的部分政績而已，其他不勝枚舉。這些作為，並非如現今台灣總統任職8年始完成的，而是僅花了不到一年半的時間。由此可見長官公署非但不是個顢頇無能的機構，反之，是一個有大作為的政府。但這並不是說長官公署的施政沒有改進的空間，而只是顯示當今許多有關228的言論，在提到長官公署的作為時，多是片面的指責，扭曲了事實真相。這或許是不夠了解這機構的貢獻，或許是刻意避談，同時也不能排除造謠汙衊的可能。三、228發生後，陳儀是有計畫的展開屠殺嗎？台灣回歸中國之初，中央派有兩個「軍」，約兩萬人駐防台灣，但部隊費用要由地方政府支出，這對長官公署而言，是一筆沉重負擔。此時國共在大陸戰爭方殷，政府需要軍隊，想自台灣調兵，詢問陳儀意見。陳儀的一些親信，因「擔心台灣同胞長期受日本教化，恐其仇視祖國，可能結聚作亂。」故勸阻陳儀同意。但陳儀卻說：「我以至誠愛護台人，台人絕不會仇我，萬一有意外，我願做吳鳳。」駐台軍隊遂銳減至僅約5000人。 228是台灣回歸中國後的首次動亂，事發後陳儀自然希望能夠大事化小，這對各方而言，損失都低。如以武力鎮壓，除可能治絲益棼外，對陳儀早先同意將軍隊調返大陸，也會證明為誤。他自然不會自打嘴巴地希望再由大陸派兵來台鎮壓。陳向中央呈報：「武力不能解決今日之局面，徒然引起大屠殺、大流血，惹起國際干涉，貽患無窮，故余忍辱負重，擇定和平解決之方式。」據當時駐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的回憶，當事變已進入第5天，他還接到陳儀「制止採取軍事行動」的命令，指示他「應循政治方法解決」，命他「限電到即撤兵回營。」但彭見高雄事態嚴重，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為由，違令出兵。陳儀處理228事件的基調是「和平方式」。他在事件發生的第2天，即同意台北市一些參議員的建議，由地方仕紳組成「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並派公署高級官員參加。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的幕僚，在一份向他呈報的「台民暴動經過及其原因之分析」中寫道：「陳長官對此事極端容忍，凡因此案被捕民衆，一律無條件釋放，死者發給恤金，傷者發給醫療費，並絕不追究發生本案之民間負責人。」當時陳儀雖是台灣的最高政軍首長，但另有許多其他單位，尤其是情治及黨部，亦能直通中央。他們多不贊同陳儀的和平手段。例如，駐台灣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3月5日在給首都憲兵司令部轉呈蔣中正的報告，就埋怨陳儀：「似尚未深悉事態之嚴重，猶粉飾太平。」情治單位「中統局」局長葉秀峰3月10日呈蔣中正的報告也稱：「暴徒武力日強，陳長官似尚在粉飾求全。」由此可知當時陳儀的處境極為困難，一方面試圖以和平方式平息動亂，另方面還要頂住許多迫他使用武力的強大壓力。陳儀試以和平方式應對228事件，結果反而給了𦘦事者恣意發展的空間，全省失控。「二二八處理委員會」非但沒能平息動亂，反向陳儀提出：解除政府武裝、撤銷警備總部及長官公署、政府政策需洽處理委員會同意等所謂之「四十二條處理原則」，要求陳儀全盤接受。遭陳斷然拒絕。時任陳儀機要秘書的鄭士鎔對陳儀以和平方式平息事件的努力功虧一簣，至感遺憾。他回憶說:「原先在長官（陳儀）順應民情，力謀和解的處置下，數度呈現可息事寧人的樂觀氣氛，可惜野心分子的脫軌行為太離譜，招致大軍壓境，更使特務機構有了濫捕濫殺的藉口，瞞著長官先斬後奏地造成不少冤案。」這也引起陳儀的憤怒「直斥特務人員無法無天。」 228動亂之初，陳儀於3月2日曾拍電報向中央請兵一旅來台。有些人士即緊握這點，罔顧陳儀諸多試圖和平解決的努力，指稱他玩弄「兩手策略」。其實，陳儀雖希望事件能獲和平解決，但也不可不未雨綢繆，請兵一旅，以防萬一。這是一個負責任的地方長官，應有的的周全行為，兩者並不矛盾。即如一個國家增強國防，並不表示希望戰爭一樣，不能簡化的稱之為兩手策略。更何況後來事件的發展，的確比當初預料的要嚴峻得多。四、陳儀是個貪汙腐敗的官僚嗎？陳儀，1883年生，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及日本陸軍大學，熟知日本事務。他出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前，曾任浙江省主席、國防部政務次長、福建省主席以及行政院秘書長等要職。由他在台灣約一年半的時間內所完成的諸多工作，可以看出他有堅定的政治理想及不畏艱難的實踐魄力。他生活簡樸，從早到晚除忙於工作外，幾無閒暇娛樂，常以「工作是道德，忙碌是幸福，閒空是墮落，懶惰是罪惡。」勉勵同仁勤懇任事。他任職行政長官時寫信告訴女兒：「余固忙甚，自晨六時頃起床，直至夜十一、二時就寢，埋頭於公事之中，蓋深感責任之重，遂亦自忘其疲勞耳。」陳儀極為清亷，非分之財，－介不取，兩袖清風，位居政府要職數十年，但從未置產，連一棟私人宅舍都沒有。他到台灣後，不住日治時期總督官邸（現在總統府旁的台北賓館），而住在台灣電力公司的宿舍。近鄰常見他的日籍夫人𢹂菜籃出沒於和平東路菜市場中。當時無論敵友，幾乎無人對他的清廉有所質疑。陳儀還有一個顯著的人格特質，那就是有強烈的愛國心。1940年6月21日陳儀在自己的筆記中寫道：「矢勤矢勇，一心一德，發揮民族固有的德性，砥礪獻身殉國的精神，念念為救國而犧牲，時時作衛國的準備。」1939年4月，他寫信給妻子，鼓勵女婿從事軍醫工作。他認為女婿應該「不計地位，不論報酬，不問待遇，以極大的忍耐力，為國家民族去服務。這是中國國民，尤其是知識分子千載一時的機會。」他對親人選擇工作的看法，不像一般人著眼於是否對個人或家庭有利，而在是否對國家社會有益。愛國是一個抽象的詞彙，具體的表現就是愛護這個國家的人民。陳儀的愛國也反映在他不是忠於某個國家領導人，而是愛護人民。這導致他後來想與中共談和，「使人民恢復安定的生活」，「江南千百萬百姓免受災難」，結果被政府處死。不過這是後話。綜上所述，可知陳儀非但不是一個貪汙腐敗的官僚，反之，是位廉潔自律、勤奮工作，又充滿了愛國愛民情操的理想主義者。五、人民對政府的不滿是空穴來風嗎？一個社會會發生大規模的動盪，必然表示社會中有相當數量的人，對現狀十分不滿。上文陳述了陳儀操守良好、工作認真，在他領導下的「台灣省長官公署」也是一個效率高，績效佳的機構。但這並不表示人民就都滿於現況。就軍紀不佳而言，當時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就𠄘認：「國軍士兵，因多不受教育，十人之中，識字的不到一人，故素質不好，無可諱言。」即使陳儀本人也坦言：「日本軍人知道軍人需要人民的愛護，所以對人民極有禮貌…在台灣的日軍軍紀也良好，在這種環境下，我們的軍隊到達台灣，雖然我們自己已經認為軍紀比較不算差，但在台灣同胞的心目中，還是覺得不行。」就貪腐情況而言，雖然一些高層官員，如貿易局長于百溪及專賣局長任維鈞，被指控貪汙，經調查後，都還了他們清白，但中國的吏治普遍不佳，無法與日本相比，也是事實。台灣同胞在光復後感到政府官員的表現今不如昔，並不令人意外。在任用台籍人士從事公務方面，長官公署了解此事重要，曾多方設法增加任用，也獲得一定成效。台籍公務人員在日治時代末期，佔總督府所有工作人員的55％。到了228事件發生時，台籍人士佔長官公署人員的比率，已增至74％其中尤以中高層的薦任和簡任數量，更是以10倍，甚至百倍的比例成長。但仍有許多台籍青年，尤其是知識分子，服務桑梓心切，卻因語文、資歴及名額等因素而未得如願。在民生經濟方面，長官公署的許多努力，要加以時日才見功效。一些惠民措施，也未必即時都能被人民了解。反之，由於台灣受大陸經濟波動的影響，雖使用不同幣制及貿易管制政策，仍難完全置之於外。228事件發生前夕，台灣物價上漲情況，雖比大陸要好很多，但台灣民眾感覺到的是生活艱困，心有不滿，也是自然。從以上討論，我們可以了解，台灣光復後長官公署的工作成效與一些民眾的不滿情緒，是可以同時存在的。這些不滿情緒雖然會助長228事件的發生，但非關鍵因素。六、發生228事件的關鍵因素。二戰結束前，中國土地約有一半都被日本佔領。戰爭結束，中國設立了包括台灣在內的15個受降區，由日本手中取回失地。這些地區回歸中國後也經驗了政府軍紀不良、官員貪腐、通貨膨脹、民生艱困等情事，以致有「五子登科」等貶抑詞彙出現，其嚴重性，可能更勝於台灣。但在這些地區，並未發生類似228的大規模動亂。由此可知，台灣發生228事件，必有其特殊的因素，那就是台灣在回歸中國前，被日本統治了長達51年之久。這是中國其他被日本佔領地區所沒有的特殊背景，也是發生228的關鍵因素。台灣歸還中國時，凡是51歲以下的台灣同胞，都出生在日本統治時期。凡60歲以下者，對中國之了解，多相當有限。他們之中，如果有人在國籍認同上，視自己為日本人，乃自然之事。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次年日本政府在台灣首次招募「陸軍特別志願兵」。當時台灣適役男子估計約200萬人。而報名參加志願兵者達42萬5921人。最後400取1，只錄取了1020名。1943年日本再次在台灣招募志願兵1030名，報名者更多達60萬1147人。由此亦反映出當時台灣青年，已普遍視日本為「祖國」，甚至不惜生命要為天皇而戰。自1937年至1945年，台灣有超過20萬名青年曾在日本軍中服役（包括正式日籍軍人以及在軍隊中從事勞務的「軍屬」，其中有3萬多人陣亡）。這些青年，在國家認同上如傾向日本，而非祖先居住的中國，當非意外。二戰後，他們自出生起就效忠的日本政府，驟然離開台灣，取而代之的是「敵國」派來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他們對這個「外來政權」既不了解、又無感情，加上言語及某些生活習慣上的差異，自難產生認同感與效忠心。在此同時，全台十餘家報紙，為吸引讀者，「幾無日不有批評政府，誹謗政府，甚至不依事實，任情謾駡，惡意醜詆。長官公署以言論自由，均置之不理…此等攻擊政府之輿論為其（台胞）從來未所見，初則引為怪事，繼則信為正確，而漸啓輕視政府，不信任政府之心理矣。」在這種氛圍之下，一個緝查販賣私煙而誤傷路人的星星之火，隨即引爆為鉅大的社會動盪。事件發生後，暴徒們普遍毆打，甚至殺害，包括婦孺在內手無寸鐵的外省籍人士。由此可知，他們並非僅僅是對長官公署不滿，而是發洩一種濃烈的「仇中（國）」情緒。暴亂的人數雖然不少，發生的地點也散布全省，但參加者多半是退伍的台籍日本兵、年輕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以及無業人士，且集中在都市中。其他年齡較長以及廣大農村人口與工廠工人，則多未參加。待大陸軍隊於3月8日抵台展開鎮壓後，暴動迅速平息。政府隨即展開為期約兩個月的「清鄉活動」，收回步槍2748支，手槍約200支，手榴彈3萬7027顆，軍刀3578把。可見當時民間武器之氾濫以及軍民武裝衝突之不可避免。整個事件到了1947年5月就完全結束，陳儀也被解職離台。七）結語。台灣海峽兩岸間的關係，自明朝末年起直至今日，都是一個複雜而重要的問題，攸關台灣人民及其子孫的福祉。今後兩岸關係會如何發展，實難逆料。我們研討228事件，希望能從中得取教訓，增加處理兩岸關係的智慧與能力，使台灣有良好的發展環境，人民有安樂幸福的生活，則幸甚矣！（陳兆熙/作者為前新聞局國際處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