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你要想辦法，拿到補貼金老婆給回老公，1號爸爸有82萬死亡補貼金

給未婚女性忠告，別為愛情沖昏了頭,後果痛苦一生非洲之行 ————羅政軍我們學校有幾位女同學（師姐）遠嫁非洲，現在她們的情況如何呢？學校委託我去看望能看到的幾位女同學（師姐），並反饋信息，出於好奇，我真的踏上了這趟非洲之旅。我的非洲之旅得到了當地政府的支持，他們派出了一位工作人員一路陪同。首先我接觸到的女同學叫王玉珍，她比我高好幾屆。她嫁的地方是個半遊牧的幾乎是原始的部落，土地貧瘠，顯得有點荒涼。他們的生活很特別，尤其是飲水方面，一口不大的池塘，不但人畜共飲，而且那些牛羊還站在池塘里又是拉屎又是拉尿，人們卻毫無反應。他們住的屋子，實際上是用泥巴糊的牆，屋頂用當地相當中國的茅草蓋的。由於雨水稀少，漏雨的事就不用擔心。我見到王玉珍是在她的茅草屋裡，她手裡還抱著個一歲左右的小孩，她的丈夫就站在她的身旁，表情木訥，目光呆呆地看著我，一言不發。大家很尷尬地對視著，為了打破這種僵局，我問她一些話，她就是一言不發，只是呆呆地看著我，還是這位非洲陪同者，用我聽不懂的非洲話嘀嘀咕咕地對著王玉珍的丈夫說了幾句，他很無奈地看看我們，然後極不情願地走了出去，氣氛有點緩和。可是，他出去後，站在屋子外的兩個孩子跟著進來了。我問：“這也是你的孩子？” 她只是點點頭，還是沒有言語。我只得自我介紹：“我們是校友，你是師姐，我比你要低好幾屆，你是學理科的，我是學文科的。”她也顧不得看我們。兩個孩子圍著她，用生硬的中國話叫媽媽，她很動情地把他們擁入自己的懷中。我無話找話地說：“這都是你的孩子？” “是呀。”她終於開口了：“大的五歲多，老二三歲多，小的一歲多，肚子里還有一個。” 我驚訝地看著她：“你今年多大？” 她一臉迷茫地看著我：“我今年已經33歲了。” 我控制自己的情緒外露，這哪像30幾歲的人，簡直像中國50幾歲的大媽。皮膚黝黑，額頭上的年齡紋一條條清晰可見，臉上的肌肉鬆弛耷拉，不過仔細看，一個美人胚子還是很亮眼的。 “你來非洲幾年了？”我很同情地看著她。 “已經快七年年頭了。”她的話閘子終於打開了。 “你是怎麼嫁到非洲來的？”我在來之前實際上已經瞭解到，她是作為非洲留學生的陪讀生，大一就跟現在的丈夫陪讀。她看了一下非洲的陪同人員，又看看我，長嘆一口氣說：“唉！”驚慌地站起來，走到屋外呆了一會兒，左右看看，然後來到原來坐的地方：“我讀大一的時候，家裡經濟條件不太好，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學校照顧我，就讓我擔任非洲留學生的陪讀生，除了給我免除學雜費外，每月還給我生活補貼500元。”停了一下，重重地說：“就這免除學雜費，每月補貼，讓我走上了這條不歸路。” “……”我沈默並同情地看著她。 “陪讀期間，他經常用他高額的助學金，又是請我吃飯，又是給買化妝品，又是給買衣服，按照中國人的傳統習慣，每年三個節日，他總要買些禮品送到我家，但我家每次都堅決拒收，並且一再警告我，與他不要做出任何出格的事，要自重、自愛，甚至提出要我辭掉陪讀生的工作，我總是跟他們講，我是成年人，又是大學生，知道怎麼做。這幾年我也理智地與他保持距離，也曾想過不當陪讀生，他卻總是甜言蜜語地在我面前獻殷情，一次次地我被他感動了。但底線我還是保住了，最多他就是擁抱我，親吻我，撫摸我。四年大學的生活就要結束了，他動情地說，我們該留下些什麼。我輕描淡寫地說，留下一段美好的回憶就可以了，有機會到你們家鄉看看。就這樣，我慢慢放鬆了，直到有一天他請我吃飯，我不會喝酒，他反復勸我喝一點酒，實在不好意思拒絕，從來不喝酒的我也就失去理智開始喝起了酒，我不勝酒力，很快就喝醉了。等我醒了，就是第二天早上，竟光身裸體地躺在賓館的床上，他也光著身子，就躺在我身邊，我身下一灘血也被他用床單蓋住了。條件反射，我很快拿起衣服穿上，並對他拳打腳踢，還罵他是黑鬼，他驚恐萬分地跪在我面前，說他太愛我了，希望我原諒他，甚至提出要我嫁給他，把我帶回老家去，會一輩子對我好，讓我一輩子幸福。當時，我想報警。但看到他跪在我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淚，怪可憐的樣子，我猶豫了。說實在的，四年陪同生活還是有一定感情的，往後他對我越來越溫柔，百依百順。不久後，我發現懷孕了，一度陷入極度恐慌和矛盾中。我也是個傳統的中國女人，既然我的貞潔被他搶去了，再加上近四年的陪讀，我們之間還是有一定的感情，我就簡單地認為乾脆跟他結婚算了。我把這一想法告訴家裡，遭到家裡的堅決反對。母親流著眼淚，聲音嘶啞地說，我們就你一個寶貝女兒，你連非洲去都沒去過，你瞭解他嗎，我根本聽不進，還是固執地堅持自己的想法，眼見肚子越來越大，要瞞住別人是不可能的，我和他只得辦理結婚手續。畢業了，在離開中國前往非洲那天，我沒有任何一個親戚、朋友、同學來機場為我們送行，甚至父母都沒有來。她停了下，像是在思考什麼，接著說，其實，我是可以留校的，我關於暗物質的研究，曾在國際上有名的雜誌刊物上發表了論文，曾引起了一些專家的關注，關於量子糾纏論述也有獨到之處，學校曾要求我留校深造，我認為自己這個樣子，反正到非洲也有機會從事物理研究，這種極端愚蠢而又十分好笑的妄想被現實粉碎了。” 我的心情也變得沈重起來了，大家都默不作聲，似乎有些難言之隱。她是流著眼淚述說這一切的，用破舊的衣服擦了擦眼淚，不等我繼續提問，她好像有一種不吐不快的感覺。“到非洲下了飛機，機場離他的老家還有幾百公里，公路全是坑坑窪窪的土路，一路上坐了破舊不堪的客車，還坐了牛車，渾身被顛簸得像散了架，下了牛車，我艱難地挺著個肚子，一步挨一步，到半夜才到他家。夜裡我們將就一個晚上，在鋪著茅草的地上倒下就睡著了。天剛亮，我才看清，這是典型的非洲土屋，連床板都沒有，地上鋪著茅草，上面再鋪上一張床單，就算是床。不知誰把我的衣服全脫光了，赤身裸體地睡在床單上，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另外還有兩個男人，也一絲不掛地睡在離自己幾步遠的床上。我趕緊捂住自己的隱私部分。丈夫不高興地扒開我的手，說不要大驚小怪。我們家鄉風俗就是這樣，一家人不管男女老少，全都是光著身子睡覺，以後你要習慣。看見旁邊兩個光著身子的男子，我真想不到他們會對我做出什麼難以啓齒的事，我還是不顧一切地找到衣服穿上，丈夫認真地對我說，這兩個人是我的親兄弟，這個是大哥，這個是二哥，我羞得雙手蒙著眼睛，心不在焉地聽著丈夫說，我父母死得早，我們兄弟三人相依為命，這屋子是我們三兄弟的共同財產，包括所有的牛羊，他們兩個都沒娶過老婆，今後你就是我們三兄弟共同的老婆，誰都是你丈夫，他們和我一樣都有權力任意享用你的肉體，你只有順從，溫柔。我大聲說，我是中國人，這是違背道德法理的。丈夫一改在中國表現出來的溫柔，凶巴巴地說，這是在我們的國家，我還想說什麼，丈夫卻一個巴掌重重地打在我的臉上，我這才看清了他的真面目，兩個兄弟不由分說一起上來按住我，把我脫了個精光，我無力反抗，只有哭泣，任由他們擺布。由於我有身孕，不久就要生產，他們三兄弟還不敢對我怎麼樣，但從今以後，三兄弟不但一絲不掛地睡在一個屋子里，而且輪流每天一個人抱著我睡，稍有不從，他們就用趕牛羊的鞭子抽打我，撫摸我，並手電筒照看我身體所有部位，其他兩個興災樂禍地看著，一個滿足了，另一個又上，一直折磨我到天亮。我想回國，可護照被他們扣著，而且這裡非常偏僻，就是讓我走，我也走不出來。不久，我生下第一個孩子，白天我除了帶孩子，晚上就要受這三個男人的折磨，我想過一死了之，但一想到自己的父母，還有剛出生的小生命，我只有忍。小孩還沒滿月，他們三兄弟晚上輪流跟我發生關係，一個完事了，倒在旁邊發出粗重的打呼聲，另一個又接著上，直到三兄弟全都完事，發出打呼聲，我才得以清靜，長期這樣，我怎麼受得了，三兄弟終於達成了妥協，三人輪流每晚一個人，即使是這樣，他們旺盛的精力，超人的性慾也讓我在痛苦中掙扎。幾年來，我又生了兩個小孩，只是不知道他們的父親是誰，現在肚子里又有一個。” “你跟家裡聯繫了嗎？”我打斷她的話。 “有聯繫，由於通訊困難，聯繫的很少，去年我父親來了一次，他沒有半點責怪我的意思，只是不斷地流淚，我們想辦法回到祖國去，有什麼辦法，我的護照早就被他們燒掉了，我父親去了中國大使館求助，大使館也很無奈。按照當地的政策，女的一旦嫁到這裡，就永遠不准離婚。父親離開這裡的時候，只會流眼淚，他唯一要做的就是給我們留下了一筆他省吃儉用的錢。國家培養了我，讀了四年的大學，國家的恩澤，父母的養育之恩我無以回報，我現在不僅肉體上麻木了，更重要的是精神上也麻木了，簡直就是一具行屍走肉，是他們生育的機器、洩欲的工具，我現在沒有別的奢求，只是希望我死後把我的骨灰帶回我的祖國。” 我懷著沈重的心情離開了我的校友（師姐）。我陷入了沈思中，這樣的走訪還要不要繼續，呆在賓館，躺在床上，呆呆地望著天花板。熬過了幾個日夜，我決定還是進行這種讓人心肌絞痛的走訪。還是在一名當地工作人員的陪同下走進了另一位校友（師姐）的家。 “我叫朱丹。”她知道我是她的校友，師弟，主動自我介紹。“我嫁到這裡已經四年了。” 看著這位校友（師姐），如果不是事先知道，真看不出她是中國人，中國的大學畢業生，更看不出她是位女性，像男子一樣的小平頭，穿著非洲人特有的衣著打扮。 ‘剛進大學門，一切都感到新鮮和不可思議，憧憬著美好的未來。班主任找到我，要我在學習之余，擔任非洲留學生的陪讀生，我當場就拒絕了，我家的經濟條件還可以，用不著那每月500元的補貼，班主任說這不是錢還錢的問題，這是學校交給你的一項政治任務，中國是個有擔當的大國，對貧窮落後的非洲，我們有義務也有能力去幫助他們，履行國際主義義務。我本來就是一個政治上求上進的熱血青年，聽班主任這麼一說，我答應了，做個兼職的陪讀生。並且還想好好履行這一職責，為國爭光。我陪同的這位留學生就是我現在的丈夫。讀高中期間，我有個戀人，他考入了國內有名的大學，為當陪讀生的事，我跟他鬧了矛盾，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來往，為了政治上進步，對這樣一項政治任務當然要淡化兒女情長。剛擔任陪讀生，我堅持自己的底線與他保持距離，也沒有半點經濟瓜葛，他請我吃飯，我會婉拒，他給我禮物，我也會拒收。人非草木，長時間的接觸，再加上他的熱心，我這塊冰也慢慢融化了，對他逐漸好感起來，他說他父親是酋長，家有大金礦，這些我都不希罕。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男友跟我鬧翻了，他就趁著我這段感情真空趁虛而入。畢業後，很自然我們就結合了，儘管家裡百般反對，我還是不顧一切嫁給了他。”她停下說話，很敏感站起身，朝屋外走去，一會兒又回來。繼續說：“我根本就不瞭解他，還以為自己找到了一個會體貼人，又溫柔的如意郎君，直到來到他的非洲老家，才顛覆了我的三觀，原來家裡已經有三位妻子，我一到他家，人還沒進，他三位妻子就衝上來，對我是拳打腳踢，我叫他的名字，希望他出面制止，可是他早已不見蹤影。緊接著，她們把我按在地上，一個人拿了一把剪刀，把我的長髮剪得像個禿驢，衣服也被剪得像個乞丐，嘴裡還罵罵咧咧地，雖然我聽不懂她們罵什麼，但從她們的口氣中可以知道，她們是用最惡毒的言語咒罵我。大概是她們也累了，才停下來，這時他才過來，口氣生硬地說，起來，跟我來。他把我帶到屋子里，指著一個角落，這就是你今後睡覺的地方，那三位是我妻子，連你在內，我現在有四位妻子，跟我父親比，還有一定差距，他已有七位妻子，我要努力超過他。以後你要與她們好好相處，你是後來的，你得聽她們的，多乾家務活，否則你會很痛苦的。我一下蒙了，原來他是這樣一個偽君子，在中國，他對我花言巧語，真是個人渣，他還洋洋得意地說，我們五個人就睡在一起，我想抱著誰睡，就抱著誰睡，誰對我好，我就抱著誰睡。這四年，我已經生了兩個孩子，兩個黑鬼崽仔，我想逃離這個鬼地方，護照被他們沒收了，怎麼逃？看樣子，我只有在這個地方等死。孩子們我就不想要了，從生下來起，他們就沒讓我帶過一天，這些黑人，一點倫理道德都不講，他父親有七個老婆還不夠，說中國來的女人漂亮，有女人味，硬把我拉去跟他睡。” “還有這種事？簡直是畜生不如。”我氣憤地打斷了她的話。 “我又已經好幾個月沒見到他了，也不知道他又到哪去騙女人去了。我決不是最後一個被騙的，但願我的同胞不會像我這樣被騙到這個人間地獄來。”她淚流滿面。看到她悲痛欲絕的樣子，我的心更像萬箭穿心，更為可怕的是，據當地人員反映，有三個師姐在非洲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而且她們是痛苦離開這個世界的，其中兩個是自殺，另一個有說是被她的黑人丈夫打死的，有說是病死的。我這兩個師姐為什麼會自殺？正當青春年華，又受了高等教育，她們難道不知道珍惜自己的生命？我百思不得其解。那位犯了神經病的師姐我倒想去走訪下。還是在這位不懂中國話的當地工作人員的陪同下，找到了這位精神失常的師姐家。第一眼看到她，用驚恐萬分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只見她披頭散髮，一絲不掛，滿身傷痕累累，她卻若無其事地看著我們，一手還牽著一個三四歲的小孩，口裡不停地說回家！回家！我問她：“你叫什麼名字，是哪裡人？” 她似乎不理彩我，還是一個勁地說：“回家！回家！” “我是他的丈夫。”一位黑人男子自我介紹，“我們還是校友呢。” “你怎麼讓她赤身裸體？”我不高興地責問這位所謂的校友。 “她就是不穿衣服，給她穿了，她也會脫掉，還喜歡到處走，沒有辦法，已經習慣了。她原來是我留學時的陪讀生，跟我結婚，來到我家鄉後，不知怎麼就成了這個樣子。” “你應送她回中國治療呀。”我用商量的口氣說,“這種病完全可治好。” “回中國治療？那麼容易，你知道要多少費用？我承擔不起，再說她是我老婆，她回了中國，我到哪去找老婆?” “那也得想辦法治呀！” “治不治無所謂，她除了神志不清，會說胡話，吃喝拉撒跟正常人沒什麼區別，晚上還非得我抱著她睡，否則她就不安分了。”他輕飄飄地指著她說，“你看她，肚子又大了，再有兩個月，又要生孩子了。” “有精神病人的女人生孩子，會遺傳給孩子。” “我可管不了那麼多，你也是男人，只要她能跟我睡覺，生孩子，承擔一個女人的作用就行了，你看這個孩子不是挺好的嘛。” 我無言以對，這種走訪我不想繼續下去了。臨走拿出身上僅有的幾千元交到師姐手裡。她笑了笑，然後把錢撒向空中，口裡還不斷地說：“回家回家……” 很無奈，我告別了師姐，心情雖然沈重，但很清醒，想把那三個客死他鄉的師姐骨灰帶回祖國。陪同的工作人員說，她們的骨灰早就撒在非洲這片土地上，永遠長眠在這裡。別了，非洲！別了，非洲！

這篇對武漢中心醫院急診主任艾芬的專訪，遭到中國境內網管不斷地狂刪，但是中國網民不斷地猛貼，用各種方式流傳。艾芬是武漢第一位把新冠病毒往上呈報的人，也是把第一個消息散出去的人。結果，中國共產黨把整批第一線醫師的專業擔心與警告壓了下去。事情就變成今天這樣子。這篇文章不能沈掉，不然對不起當時他們的勇敢吹哨，也要讓世人知道，這筆帳要找誰算。 =============== 《发哨子的人》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文｜龚菁琦编辑｜金石摄影｜尹夕远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采访中，艾芬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后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和艾芬本人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以下，是艾芬的讲述—— 艾芬前所未有的训斥去年12月16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22号就转到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来是冠状病毒。当时，具体管床的同事在我耳边嚼了几遍：艾主任，那个人报的是冠状病毒。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病人是在华南海鲜做事的。紧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区又来了一个病人，是我们科一位医生的侄儿，40多岁，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饱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将近10天左右都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监护室住院。同样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检测。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济医院工作的同学发了一张微信对话截图给我，截图上写着：「最近不要去华南啊，那里蛮多人高烧……」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当时，我正在电脑上看一个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录了一段11秒钟的视频传给他，告诉他这是上午来我们急诊的一个病人，也是华南海鲜市场的。当天下午4点刚过，同事给我看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细看了很多遍报告，下面的注释写着：SARS冠状病毒是一种单股正链RNA病毒。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应该呼吸科上报这个情况，但是为了保险和重视起见，我还是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当时我们医院呼吸科主任正好从我门口过，他是参加过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说，我们有个病人收到你们科室，发现了这个东西。他当时一看就说，那就麻烦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给医院打完电话，我也给我同学传了这份报告，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视。我也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当天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我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后来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里当时就想可能坏事儿了。10点20，医院发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我当时心里就很害怕，立刻把这条信息转给了我同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医院又来了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一天后，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那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很担忧，翻来覆去地想，但又觉得凡事总有两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响，但提醒武汉的医务人员注意防范也不一定是个坏事。第二天早上8点多一点，还没有等我交完班，催我过去的电话就打来了。之后的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当时，谈话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这是原话。让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当天晚上回家，我记得蛮清楚，进门后就跟我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带大。因为我的二宝还很小，才1岁多。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跟他说自己被训话的事，1月20号，钟南山说了人传人之后，我才跟他说那天发生了什么。那期间，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外围科室很多人担心我也是那8个人之一被叫去训诫。实际上我没有被公安局训诫，后来有好朋友问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说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个发哨子的人。但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强打着精神，认真做事，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我就不能回答了。我能做的就是先让急诊科重视防护。我们急诊科200多人，从1月1号开始，我就叫大家加强防护，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记得有一天交班有个男护士没戴口罩，我马上就当场骂他「以后不戴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 1月9号，我下班时看见预检台一个病人对着大家咳，从那天后，我就要求他们必须给来看病的病人发口罩，一人发一个，这个时候不要节约钱，当时外面在说没有人传人，我又要在这里强调戴口罩加强防护，都是很矛盾的。那段时间确实很压抑，非常痛苦。有医生提出来要把隔离衣穿外头，医院里开会说不让，说隔离衣穿外头会造成恐慌。我就让科室的人把隔离服穿白大褂里面，这是不符合规范的，很荒谬的。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越来越多，传播区域的半径越来越大，先是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可能跟它有关系，然后就传传传，半径越来越大。很多是家庭传染的，最先的7个人当中就有妈妈给儿子送饭得的病。有诊所的老板得病，也是来打针的病人传给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传人。如果没有人传人，华南海鲜市场1月1日就关闭了，怎么病人会越来越多呢？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1月3号下午，在南京路院区，泌尿外科的医生们聚集在一起回顾老主任的工作历程，参会的胡卫峰医生今年43岁，现在正在抢救；1月8号下午，南京路院区22楼，江学庆主任还组织了武汉市甲乳患者康复联欢会；1月11号早上，科室跟我汇报急诊科抢救室护士胡紫薇感染，她应该是中心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护士，我第一时间给医务科科长打电话汇报，然后医院紧急开了会，会上指示把「两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报告改成「两肺散在感染」；1月16号最后一次周会上，一位副院长还在说：「大家都要有一点医学常识，某些高年资的医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吓死人的。」另一位领导上台继续说：「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后，1月17号，江学庆住院，10天后插管、上ECMO。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你看倒下的人，急诊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没有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有防护意识，并且一生病就赶紧休息治疗。重的都是外围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学庆是甲乳科的。江学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医术很高，全院的两个中国医师奖之一。而且我们还是邻居，我们一个单元，我住四十几楼，他住三十几楼，关系都很好，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太忙，就只能开会、搞医院活动时候见见面。他是个工作狂，要么就在手术室，要么就在看门诊。谁也不会特意跑去跟他说，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打听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么关系？就是个肺炎。」这个是他们科室的人告诉我的。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虽然和李文亮同在一个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认得他，因为医院4000多号人太多了，平时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的主任跟我打电话借急诊科的心脏按压器，说李文亮要抢救，我一听这个消息大吃一惊，李文亮这个事整个过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训斥之后心情不好有没有关系？这我要打个问号，因为受训的感觉我感同身受。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活着就是好的在1月23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关部门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武汉市急诊病人的真实情况。我说你代表私人，还是代表公家。他说我代表私人。我说代表个人就告诉你真话，1月21号，我们急诊科接诊1523个病人，是往常最多时的3倍，其中发烧的有655个人。那段时间急诊科的状况，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甚至会颠覆你的所有人生观。如果说这是打仗，急诊科就在最前线。但当时的情况是，后面的病区已经饱和了，基本上一个病人都不收，ICU也坚决不收，说里面有干净的病人，一进去就污染了。病人不断地往急诊科涌，后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诊科。病人来看病，一排队随便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完全没法下班，发热门诊和急诊也都不分了，大厅里堆满了病人，抢救室输液室里到处都是病人。还有的病人家属来了，说要一张床，我的爸爸在汽车里面不行了，因为那时候地下车库已封，他车子也堵着开不进来。我没办法，带着人和设备跑去汽车里去，一看，人已经死了，你说是什么感受，很难受很难受。这个人就死在汽车里，连下车的机会都没有。还有一位老人，老伴刚在金银潭医院去世了，她的儿子、女儿都被感染了，在打针，照顾她的是女婿，一来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联系呼吸科给收进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个有文化有素质的人，过来跟我说谢谢医生等等的，我心里一紧，说快去，根本耽误不了了。结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谢谢虽然几秒钟，但也耽误了几秒。这句谢谢压得我很沉重。还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监护室的时候，就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你永远见不着了。我记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来交班，我说我们来照个相，纪念一下这个大年三十，还发了个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没有说什么祝福，这种时候，活着就是好的。以前，你如果有一点失误，比如没有及时打针，病人都可能还去闹，现在没人了，没有人跟你吵，没有人跟你闹了，所有人都被这种突然来的打击击垮了，搞蒙了。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属有很伤心地哭的，因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属也不会说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医生说，唉，那就快点解脱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因为这时候每个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一天发热门诊门口的排队，要排5个小时。正排着一个女的倒下了，看她穿着皮衣，背着包包，穿着高跟鞋，应该是很讲究的一个中年女性，可是没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护士、医生来去扶她。 1月30号我早上来上班，一个白发老人的儿子32岁死了，他就盯着看医生给他开死亡证明。根本没有眼泪，怎么哭？没办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个外来的打工的，没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没有确诊，他的儿子，就变成了一张死亡证明。这也是我想要去呼吁一下的。在急诊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没有诊断、没办法确诊的病例，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交代，给他们的家庭一些安抚，我们的病人很可怜的，很可怜。「幸运」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打倒我，这也和我的经历、个性有关。 9岁那年我爸爸就胃癌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想着长大了当个医生去救别人的命。后来高考的时候，我的志愿填的全部都是医学专业，最后考取了同济医学院。1997年我大学毕业，就到了中心医院，之前在心血管内科工作，2010年到急诊科当主任的。我觉得急诊科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我把它搞成这么大，搞得大家团结起来，做成这个局面不容易，所以很珍惜，非常珍惜这个集体。前几天，我的一个护士发朋友圈说，好怀念以前忙碌的大急诊，那种忙跟这种忙完全是两个概念。在这次疫情之前，心梗、脑梗、消化道出血、外伤等等这些才是我们急诊的范畴。那种忙是有成就感的忙，目的明确，针对各种类型的病人都有很通畅的流程，很成熟，下一步干什么，怎么做，出了问题找哪一个。而这一次是这么多危重病人没办法去处理，没办法收住院，而且我们医务人员还在这种风险之中，这种忙真的很无奈，很痛心。有一天早上8点，我们科一个年轻医生跟我发微信，也是蛮有性格的，说我今天不来上班了，不舒服。因为我们这里都有规矩的，你不舒服要提前跟我说好安排，你到8点钟跟我说，我到哪里去找人。他在微信中对我发脾气，说大量的高度疑似病例被你领导的急诊科放回社会，我们这是作孽！我理解他是因为作为医生的良知，但我也急了，我说你可以去告我，如果你是急诊科主任，你该怎么办？后来，这个医生休息了几天后，还是照样来工作。他不是说怕死怕累，而是遇到这种情况，一下子面对这么多病人感到很崩溃。作为医生来说，特别是后面很多来支援的医生，根本心理上受不了，碰到这种情况懵了，有的医生、护士就哭。一个是哭别人，再一个也是哭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感染。大概在1月中下旬，医院的领导也陆陆续续地都病倒了，包括我们的门办主任，三位副院长。医务科科长的女儿也病了，他也在家里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时间是没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儿战斗吧，就是那种感觉。我身边的人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倒掉。1月18日，早上8点半，我们倒的第一个医生，他说主任我中招了，不烧，只做了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会儿，隔离病房负责的一个责任护士，告诉我说他也倒了。晚上，我们的护士长也倒了。我当时非常真实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因为倒得早，可以早点下战场。这三个人我都密切接触过，我就是抱着必倒的信念每天在工作，结果一直没倒。全院的人都觉得我是个奇迹。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有哮喘，在用一些吸入性的激素，可能会抑制这些病毒在肺内沉积。我总觉得我们做急诊的人都算是有情怀的人——在中国的医院，急诊科的地位在所有科室当中应该是比较低的，因为大家觉得急诊，无非就是个通道，把病人收进去就行了。这次抗疫中，这种忽视也一直都存在。早期的时候，物资不够，有时候分给急诊科的防护服质量非常差，看到我们的护士竟然穿着这种衣服上班，我很生气，在周会群里面发脾气。后来还是好多主任把他们自己科室藏的衣服都给我了。还有吃饭问题。病人多的时候管理混乱，他们根本想不到急诊科还差东西吃，很多科室下班了都有吃的喝的，摆一大排，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热门诊的微信群里，有医生抱怨，「我们急诊科只有纸尿裤……」我们在最前线战斗，结果是这样，有时候心里真的很气。我们这个集体真的是很好，大家都是只有生病了才下火线。这次，我们急诊科有40多个人感染了。我把所有生病的人建了一个群，本来叫「急诊生病群」，护士长说不吉利，改成「急诊加油群」。就是生病的人也没有很悲伤、很绝望、很抱怨的心态，都是蛮积极的，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那种心态。这些孩子们、年轻人都非常好，就是跟着我受委屈了。我也希望这次疫情过后，国家能加大对急诊科的投入，在很多国家的医疗体系中，急诊专业都是非常受重视的。不能达到的幸福 2月17号，我收到了一条微信，是那个同济医院的同学发给我的，他跟我说「对不起」，我说：幸好你传出去了，及时提醒了一部分人。他如果不传出去的话，可能就没有李文亮他们这8个人，知道的人可能就会更少。这次，我们有三个女医生全家感染。两个女医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个女医生的爸爸、妈妈、姐姐、老公，加她自己5个人感染。大家都觉得这么早就发现这个病毒，结果却是这样，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代价太惨重了。这种代价体现在方方面面。除了去世的人，患病的人也在承受。我们「急诊加油群」里，大家经常会交流身体状况，有人问心率总在120次/分，要不要紧？那肯定要紧，一动就心慌，这对他们终身都会有影响的，以后年纪大了会不会心衰？这都不好说。以后别人可以去爬山，出去旅游，他们可能就不行，那都是有可能的。还有武汉。你说我们武汉是个多热闹的地方，现在一路上都是安安静静的，很多东西买不到，还搞得全国都来支援。前几天广西的一个医疗队的护士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昏迷了，抢救，后来人心跳有了，但还是在昏迷。她如果不来的话，在家里可以过得好好的，也不会出这种意外。所以，我觉得我们欠大家的人情，真的是。经历过这次的疫情，对医院里很多人的打击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几个医务人员都有了辞职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干。大家之前对于这个职业的那些观念、常识都难免有点动摇——就是你这么努力工作到底对不对？就像江学庆一样，他工作太认真，太对病人好，每一年的过年过节都在做手术。今天有人发一个江学庆女儿写的微信，说她爸爸的时间全部给了病人。我自己也有过无数次的念头，是不是也回到家做个家庭主妇？疫情之后，我基本上没回家，和我老公住在外面，我妹妹在家帮我照顾孩子。我的二宝都不认得我了，他看视频对我没感觉，我很失落，我生这个二胎不容易，出生的时候他有10斤，妊娠糖尿病我也得了，原本我还一直喂奶的，这一次也断了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有点难过，我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人的一生能够遇到一件这样的事情，并且你不光是参与者，你还要带一个团队去打这场仗，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等将来一切都恢复正常以后大家再去回忆，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 2月21号早上领导和我谈话，其实我想问几个问题，比如有没有觉得那天批评我批评错了？我希望能够给我一个道歉。但是我不敢问。没有人在任何场合跟我说表示抱歉这句话。但我依然觉得，这次的事情更加说明了每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因为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必须要有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是吧？作为武汉人，我们哪一个不热爱自己的城市？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以前过得那种最普通的生活，是多么奢侈的幸福。我现在觉得把宝宝抱着，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个电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过，到现在来说都是一种幸福，都是不能达到的幸福。這篇對武漢中心醫院急診主任艾芬的專訪，遭到中國境內網管不斷地狂刪，但是中國網民不斷地猛貼，用各種方式流傳。艾芬是武漢第一位把新冠病毒往上呈報的人，也是把第一個消息散出去的人。結果，中國共產黨把整批第一線醫師的專業擔心與警告壓了下去。事情就變成今天這樣子。這篇文章不能沈掉，不然對不起當時他們的勇敢吹哨，也要讓世人知道，這筆帳要找誰算。 =============== 《发哨子的人》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文｜龚菁琦编辑｜金石摄影｜尹夕远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