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半數EUV機台掌握在台積電手上！直擊世界首座EUV培訓中心機台"真面目"長這樣？！│新聞焦點：https://youtu.be/QpMfdWipnHs

《台灣半導體產業強勢崛起的背後》眾所周知，半導體是現代科學技術的巔峰，支撐起現代科技、國防、民生等方方面面，是一個國家科技、工業、國防實力的後盾和基石。從1987年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也即耳熟能詳的台積電）創立至今，30年的時間里，台灣半導體產業從落後中國，到超越日本、歐盟、韓國，與美國並駕齊驅，短短30年，半導體產業在台灣生根並茁壯成長，最終領導全球科技產業發展，譜寫了一部台灣經濟轉型史。這一切僅僅是技術的轉移那麼簡單？為什麼與美國關係更密切的日本、韓國、歐盟反而被台灣甩開，是美國獨厚台灣，願將獨門技術只給台灣嗎？顯然，過去中國媒體將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簡單的歸結於技術引進，設備引進，只是一種宣傳的說辭，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為何會反超中國，原因究竟在哪裡？本文將從歷史和研發現狀進行介紹和分析。一、從落後到領先： 1957年，北京電子管廠通過還原氧化鍺，拉出了鍺單晶。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和二機部十局第十一所開發鍺晶體管。當年，中國相繼研制出鍺點接觸二極管和三極管（即晶體管）。而此時的台灣在微電子技術和半導體技術領域是一片空白。 1959年，天津拉制出硅（Si）單晶。1962年，天津拉制出砷化鎵單晶（GaAs），為研究制備其他化合物半導體打下了基礎。同年，中國研究製成硅外延工藝，並開始研究採用照相製版，光刻工藝。這時候的台灣仍是一片空白。 1963年，河北省半導體研究所製成硅平面型晶體管。隔年，該單位又研制出硅外延平面型晶體管。 1965年12月，河北半導體研究所召開鑒定會，鑒定了第一批半導體管，並在中國首先鑒定了DTL型（二極管――晶體管邏輯）數字邏輯電路。1966年底，在工廠範圍內上海元件五廠鑒定了TTL電路產品。這些小規模雙極型數字集成電路主要以與非門為主，還有與非驅動器、與門、或非門、或門、以及與或非電路等。標誌著中國已經製成了自己的小規模集成電路。 1966年，Microchip在高雄設立高雄電子，從事晶圓封裝，台灣第一次接觸到半導體技術。此時，台灣在半導體技術領域已嚴重落後於中國。唯一的半導體工業還是外商掌握著經營權與主導權。 1968年，上海無線電十四廠首家製成PMOS（P型金屬－氧化物半導體）電路（MOSIC）。拉開了中國發展MOS電路的序幕，並在七十年代初，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現電子第24所）、上無十四廠和北京878廠相繼研製成功NMOS電路。之後，又研製成CMOS電路。 1970年代，IC價高利厚，需求巨大，引起了全中國建設IC生產企業的熱潮，共有四十多家集成電路工廠建成，四機部所屬廠有749廠（永紅器材廠）、871（天光集成電路廠）、878（東光電工廠）、4433廠（風光電工廠）和4435廠（韶光電工廠）等。各省市所建廠主要有：上海元件五廠、上無七廠、上無十四廠、上無十九廠、蘇州半導體廠、常州半導體廠、北京半導體器件二廠、三廠、五廠、六廠、天津半導體（一）廠、航天部西安691廠等等。猶如今天中國新一輪半導體跟風潮。 1972年，中國第一塊PMOS型LSI電路在四川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研製成功。1973年，我國7個單位分別從國外引進單台設備，建成北京878廠，航天部陝西驪山771所和貴州都勻4433廠。 1967～1970年，德州儀器、飛利浦、捷康、三洋、摩托羅拉等在台灣建廠，引進半導體封裝技術，為台灣的半導體封裝產業發展奠定基礎。此時的台灣，仍舊沒有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也缺乏相關技術與人才。然而，轉折點很快就迎來了。 70年代初，台灣政府以半導體產業為產業轉型突破口，為發展集成電路投入一千萬美元啓動基金，並且在1974年兩個推動性的組織先後成立： - 9月，工研院成立「電子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電子所） - 10月，海外華人在美國成立「電子技術顧問委員會」 1976年，工研院電子所與美國RCA公司達成了技術轉移協議，開啓了CMOS 領域的大門，台灣從RCA引進全套技術及生產管理流程；1977年，引進IMR的光罩技術；1978年，電子所建立了實驗工廠和示範工廠，而後首批由台灣本土製造的IC產品問世。但此時的台灣，已經落後中國10年以上，在產能上又嚴重不足，面對中國以國家意志攜技術、產能優勢發展半導體工業，台灣看似必敗無疑。 1976年11月，中國科學院計算所研製成功1000萬次大型電子計算機，所使用的電路為中國科學院109廠（現中科院微電子中心）研制的ECL型（發射極耦合邏輯）電路。��1982年，江蘇無錫的江南無線電器材廠（742廠）IC生產線建成驗收投產，這是一條從日本東芝公司全面引進彩色和黑白電視機集成電路生產線，不僅擁有部封裝，而且有3英吋全新工藝設備的芯片製造線，不但引進了設備和淨化廠房及動力設備等「硬件」，而且還引進了製造工藝技術「軟件」。這是中國第一次從國外引進集成電路技術。第一期742廠共投資2.7億元（6600萬美元），建設目標是月投10000片3英吋硅片的生產能力，年產2648萬塊IC成品，產品為雙極型消費類線性電路，包括電視機電路和音響電路。到1984年達產，產量達到3000萬塊，成為中國技術先進、規模最大，具有工業化大生產的專業化工廠。而在台灣，1981年，聯華電子成立，民資佔30%、官方佔70%，成為政府研究機構將技術移轉到民間部門的首個案例，也是IC技術走向民間的第一步；隨著中國引進日本技術打造的742廠投產，此時的台灣引進RCA公司的制程已經完全被中國超越，買來的技術優勢蕩然無存，比財力，台灣遠不及中國，如此下去台灣半導體工業永無出頭之日。1983年，工研院電子所實施超大型集成電路計劃，以合作方式推進DRAM與SRAM技術的研發，由於當時的台灣能力不足而最終功虧一簣。台灣半導體產業面臨著全盤覆滅的危險。痛定思痛，台灣由此下定決心，走自主研發之路。 1982年10月，中國國務院為了加強全國計算機和大規模集成電路的領導，成立了以萬里副總理為組長的「電子計算機和大規模集成電路領導小組」，制定了中國IC發展規劃，提出「六五」期間要對半導體工業進行技術改造。 1986年，電子部廈門集成電路發展戰略研討會，提出「七五」期間我國集成電路技術「531」發展戰略，即普及推廣5微米技術，開發3微米技術，進行1微米技術科技攻關。有了國家意志的強力支持，中國各地開始了半導體產業挖人、招商引資和大興建設之路。由此帶動中國半導體技術迅速發展：1988年9月，上無十四廠在技術引進項目，建了新廠房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外合資公司――上海貝嶺微電子製造有限公司。1988年，在上海元件五廠、上無七廠和上無十九廠聯合搞技術引進項目的基礎上，組建成中外合資公司――上海飛利浦半導體公司。 1987年，工研院電子所與飛利浦合作成立台積電，張忠謀創造性的提出了專業代工模式來運營此工廠，由此，台積電成為全世界第一家專業的晶圓代工廠，IC產業的一種新分工形態出現，這也標誌著台灣IC製造技術從此生根。Intel當時積極尋求部分制程的海外代工，這是台積電成功的一大契機。隨著聯電、台積電的相繼成立，外資為主的下游封裝業，以及本地企業為主的上游設計、光罩業和中游製造業。從而大批海外IC人才紛紛回流創業，大批IC公司特別是設計類公司不斷興起，華邦、華隆微、德基半導體、旺宏、硅成、威盛、民生科技等不同細分領域的半導體企業也逐漸湧現了出來。在商業模式創新下，幾乎是一夜之間，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如雨後春筍般顯露出頭角，官方的工研院積極扶植起的台積電與聯電也羽翼漸豐，宛如今日的台灣生技醫藥產業。與此同時，在中國，1989年2月，機電部在無錫召開「八五」集成電路發展戰略研討會，提出了「加快基地建設，形成規模生產，注重發展專用電路，加強科研和支持條件，振興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戰略。��1989年8月8日，742廠和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無錫分所合併成立了中國華晶電子集團公司。1991年，首都鋼鐵公司和日本NEC公司成立中外合資公司――首鋼NEC電子有限公司。但此時的中國半導體產業已經浮現隱憂。隨著規模日益擴張，生產嚴重過剩，政策扶植下的產業發展空有匹夫之勇，一腔熱情搞建設，卻從未有理性的反思與合理的規劃。隨著一條條產能的開出，中國的國家意志不僅沒有讓中國的半導體工業走向強大，反而一步步住進重症監護室中依賴於補貼輸血才能勉強應付龐大的生產線運轉，過量的產能讓各地頭痛不已。反觀台灣，半導體產業雖發展緩慢，但步步為營，沒有躁進也沒有狂熱，看清自己的位置，從商業模式創新開始，拿到了半導體產業的入場券和第一桶金。此刻，兩岸間半導體產業的未來走向已有定數，中國半導體逐步開始沒落，並從此開始一蹶不振的20年。二、超越歐洲、日本：（圖一）1990半導體全球十強 1990年代半導體是兩個半國家的工業（兩個是指日本、美國，半個是指歐洲）。從上圖也能明顯看出，1990年全球半導體公司排名，前三甲皆是日本企業。歐洲則有一家飛利浦公司上榜。圖二（2005半導體全球十強） 15年後的2005年，同樣的榜單，日本廠商頹態初現，歐洲廠商則勢力大增。此時的台灣依舊是默默無聞，耕耘著自己的技術與供應鏈。在這15年里，台灣相繼成立三大科學園區，制定半導體技術自主研發規劃，逐步從飛利浦手中拿回台積電股權（過去台積電是飛利浦持股50%的真·外企），並打造台灣半導體供應鏈，構建產業聚落，以及完整的產-官-學-研利益共同體。這時的台灣，半導體設備仍嚴重依賴進口，上游矽晶圓也是外資控制，台灣僅僅是中游的製造上進入第一梯隊而已。很快，台灣便相繼成立了國家實驗研究院，下轄多個與半導體技術相關的國家實驗室，同時軍方的中山科學研究院也加入了戰局，和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一道扶植起台灣的半導體企業，現今全球最大的GaAs/GaN半導體代工廠商穩懋科技即是台灣中山科學研究院技術轉移的成果。隨後中央研究院也投入基礎科學領域的研究。由此，台灣半導體小企業成為了台積電、聯電、聯發科、日月光等大廠的供應鏈成員，而他們又聯合台灣官方的研究機構、民間大學、企業本身和國際合作夥伴一道組成集團軍，蛻變後的台灣半導體產業爆發式發展已經是指日可待。由圖三可見，台灣當今已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製造基地，其晶圓產能高居全球第一，幾乎是中國的2倍。已發展為當之無愧的「硅島」。圖四、2016年全球半導體20強榜單，在十年脫變成長後，台灣已有3家企業進入全球半導體產業20強，上榜企業數量與歐盟、日本持平，同列全球第二。圖五、與此同時，台灣的半導體產值逐年攀升，2016年已達到780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世界霸主美國。圖六、此時的台灣，在半導體各領域都已經站上全球第一梯隊，從產業鏈最上游的矽晶圓產能，台灣已是全球第二，儘管與日本廠商還有不小差距，但環球晶圓的發展勢頭很猛，公司未來持續並購同業擴大產能意願強烈。圖七、在IC設計領域，全球前十大IC設計廠商，台灣佔據3席，分別是聯發科、聯詠科技、瑞昱半導體。這些IC設計領域的廠商依託台灣先進的半導體制程工藝技術，未來仍有很大發展餘地和空間。圖八、在晶圓代工領域，前十大廠商，台灣佔據4席，分別是台積電、聯電、力晶、世界先進。全球半導體代工份額有7成以上被台灣廠商壟斷。圖九、在晶圓代工領域，前十大廠商，台灣佔據4席，分別是台積電、聯電、力晶、世界先進。全球半導體代工份額有7成以上被台灣廠商壟斷。三、引領未來發展：圖十、ISSCC是「IEEE International Solid-State Circuits Conference」的縮寫，是世界學術界和企業界公認的集成電路設計領域最高級別會議，被認為是集成電路設計領域的「世界奧林匹克大會」。2018年ISSCC大會上，台灣共有16篇論文入選，數量僅次於美國與韓國，居全球第三。（中國無一論文入選）圖十一、早在2015年，台灣國家實驗研究院即領先美國Intel、IBM技術聯盟和比利時IMEC，率先展示全球首個5nm菱形電晶體技術樣品。圖十一、十二、在半導體核心設備：光刻機、原子層沈積系統和刻蝕機領域，台灣皆有獨家技術，可以實現完整國產化，這些技術不僅意味著台灣具備整個設備研發、製造能力，還意味著可以自主對舊機台進行升級改造，避免反復購置新設備，還可以對採購國外的設備進行二次改良，在國際大廠的技術上更進一步，從而奠定制程上獨步全球的技術與良率。垂直堆迭晶片（3D-IC）具備輕薄短小、低功耗與多功能的優勢，半導體產業已於2010年正式進入3D-IC世代。台灣國家實驗研究院儀科中心將累積40年研發大口徑光學系統的經驗與技術，運用於曝光機鏡頭模組的設計開發，在台北國際光電展中，特別展出全台第一套在地化、自主設計製造的步進式光刻機投影鏡頭之光學元件。該光刻機鏡頭是以等倍率透過逐步重複（步進式：step and repeat）的方式進行晶圓的曝光，除可應用於 3D-IC 製程中的曝光設備外，所建立的技術亦可開發各種需要曝光投影製程（例如 PCB、LED 和 LCD）的曝光設備，廣受廠商青睞。目前台灣自主研發的3D-IC光刻機已獲得台積電、美光半導體、聯電採用。台積電已在10nm工藝的SRAM元件試產上驗證了台灣國產光刻機的優異性能，目前正在進行為期18個月的可靠性和良率測試。 IC晶片是由結晶矽(在其上製作電晶體等各種電子元件)及絕緣層所構成，目前半導體廠製作3D IC主要是以「矽穿孔3D-IC」技術，將兩塊分別製作完成的IC晶片疊放，並以垂直的導線連通上下兩層晶片，兩層IC之間的距離約為50微米。��台灣利用自主研發3D-IC光刻機技術發展的「積層型3D-IC」技術則可在第一片晶片的絕緣層上，直接製作第二層結晶矽薄膜以及其上的IC。突破了長久以來「積層型3D IC」的製作瓶頸。此技術可將結晶矽薄膜磨薄到僅0.015微米厚，因此兩層IC之間的距離僅0.3微米(絕緣層的厚度)，是矽穿孔3D-IC技術50微米的1/150。 �積層型3D IC一向被稱為「三維積體電路的聖杯」，現在由台灣率先開發出來，研究團隊並已成功於單晶片上整合及堆疊邏輯線路、非揮發性記憶體及SRAM，相關成果撰寫成兩篇論文，發表於2013年底舉行的「國際電子元件會議」(International Electron Devices Meeting, IEDM），且被IEDM大會選為公開宣傳資料(publicity materials)。台灣研發的積層型3D-IC技術，已成為國際重要的技術指標。圖十三、台灣研發的光刻機Window薄膜，紫外光區反射小於0.5%，優於荷蘭ASML採用的德國蔡司產品，已經被TSMC（台積電）試用。圖十四、十五、目前台積電即將跨入10nm以下時代，市面上包括過去台灣研發的設備都不再適用。為了保持台灣半導體產業的領先優勢，台灣國家實驗研究院為台積電研發了新一代的原子沈積系統，該系統主要是用於下一代的10nm以下制程，並且直接由國家實驗研究院供貨給台積電，並不會賣給第三方公司。該技術堪稱是台積電的一大秘密武器。圖十六、台灣半導體產業鏈除了大量國產設備廠商外（本文僅介紹三大核心設備和部分廠商），還有大量科研機構和廠商合作研發的各種獨家定制生產設備，例如台積電和工研院合作的納米微粒測量系統、微波退火系統，台灣聯電與工研院合作的晶圓瑕疵檢測系統，台灣穩懋與中山科學研究院合作的8英吋SiC晶圓MOVCD機台，台灣晶元光電與國立中央大學合作的中大尺寸與高均勻度鍍膜MOCVD機台等其他競爭對手無法商業購買的設備。此外，國際大廠也紛紛將生產、研發、設計中心設立在台灣。目前，國際知名半導體設備大廠在台灣均有深入的佈局，最為積極的當屬ASML、應用材料、科林研發。其中光刻機的龍頭ASML更是已經把新的製造中心設在台灣，台灣亦是ASML第一次在荷蘭之外，設立研發、製造基地。據ASML台灣高層介紹，目前ASML所有的8英吋曝光設備及部分12英吋曝光設備的關鍵模組均由台灣製造中心量產，而且ASML還將量測設備等產品的全球製造中心也搬到了台灣。��圖十七、去年，ASML看好台灣本土半導體設備大廠漢民微測在量測設備上獨步全球的技術實力，斥資1000億收購漢民後，進一步擴大ASML產品線及在台研發、製造業務。目前，ASML總部也聘請大量台灣半導體人才，包括ASML全球副總裁游智瓊，全球卓越創新中心總監趙中榛等。全球第二大半導體設備商科林研發執行長馬丁．安斯帝思（Martin Anstice）日前抵台接受台灣當地媒體的訪問時宣佈，將擴大在台零組件採購，同時將首度在台灣本土製造最先進的半導體製程設備，這也是科林研發首次將新設備拉到海外製造，並選定台灣為首個海外生產基地。 Martin Anstice基於商業機密，不便透露在台組裝相關細節及機型，但坦承會以最嚴苛的標準，並擴大向台灣合作夥伴採購零組件，並建立完善的半導體設備供應鏈。這也是科林研發繼去年在台成立半導體製程設備整建中心後，擴大在台佈局的一項重大決策。半導體及顯示器設備大廠美商台灣應用材料公司，近日在南科園區舉行台南製造中心新廠興建工程的動土典禮，將投資30億元，因應客戶對液晶顯示(LCD)十代以上大型面板 (2940mm x 3370mm) 生產設備及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設備的高度需求，預計2018年10月啓用。目前台灣供應鏈已成為半導體設備大廠的關鍵合作夥伴。例如荷蘭ASML光刻機，其全球研發中心實際早已經設立在台灣，並且把全球製造中心也搬到了台灣。ASML光刻機可以說幾乎是100%的台灣血統。現在ASML的EUV光刻機鏡頭就是委託台灣團隊設計的。其光刻機關鍵模組代工也在台灣完成，由台灣帆宣科技公司負責。而ASML光刻機的光罩、EUV Pod也全部由台灣公司家登精密提供。ASML光刻機電源系統由台達電子獨家供應，真空腔體則由台灣千附實業公司獨家壟斷。此為ASML新一代的量測系統Yield Star也全數搬到台灣生產，其絕大部分零組件均是台灣帆宣科技負責，一部分零組件則有鴻海旗下的京鼎精密負責代工。台積電的10納米和7納米量產時間可能會非常接近，台積電與聯電實際身後是有大量軍事研究機構和國家研究機構支持的，也不是單打獨鬥的，同理英特爾也是一樣的，如果5、7納米以下的競爭真的讓台積電獲得優勢，使英特爾真的在2020左右輸掉最大半導體獲利廠商的地位，那就是美國半導體科技輸掉了。當前台積電已經在淨利潤和市值上雙殺英特爾，台灣在半導體領域崛起已是既定事實，如果按照中國部分媒體和「分析人士」空口無憑的說辭，台灣半導體技術完全是歐美施捨，那麼美國何以會容忍台灣半導體廠商一部部壓在自己頭上還笑臉以技術相送？不知道特朗普知不知道，原來自己的國家如此愛台灣，這哪兒是美國優先，按照中國媒體邏輯這分明是台灣優先嘛。當前台積電已經在淨利潤和市值上雙殺英特爾，台灣在半導體領域崛起已是既定事實，如果按照中國部分媒體和「分析人士」空口無憑的說辭，台灣半導體技術完全是歐美施捨，那麼美國何以會容忍台灣半導體廠商一部部壓在自己頭上還笑臉以技術相送？不知道特朗普知不知道，原來自己的國家如此愛台灣，這哪兒是美國優先，按照中國媒體邏輯這分明是台灣優先嘛。本文以事實說話，歡迎轉發，請注明版權：鄭凱夫首發。特此聲明：如用於出版或產業分析、研究及其他商業目的需徵得本人許可。 2018.2.5鄭凱夫

（深度政經分析）中國的綠色能源雄心將給世界帶來什麼代價？ 2025年9月26日《紐約時報》中文網作者：BROOK LARMER 在寮國東南部的一條偏遠山脊上，一片巨大的白色葉片破雲而出，彷彿懸在半空。葉片高聳至相當於50層樓的高度，在附近一片木屋群上方180米處旋轉著，又隱入雲中。接著又出現一片葉片，再接著又一片。雲層漸漸散開，赫然露出一排巨大的風力渦輪機，沿著山脊一直延伸到遠方。對於寮國多征地區的村民而言，這並非首次看到強大的新技術出現在他們與世隔絕的家園上空。半個多世紀前的越戰期間，美軍戰機曾在該地區投下了數百萬磅炸彈。在這個以達伶少數民族為主的地區，許多小屋的支柱至今仍用美國炸彈殼製成。今年早些時候，一位部落長老用竹杖指向村前的土路說：「這就是當年的胡志明小道。」他回憶起那條由北越軍隊修建、不斷遭到美軍轟炸的隱蔽運輸網路，「炸彈像雨點一樣落下。」昔日美軍炸彈傾瀉之處，如今豎立起中國的風力發電機。在胡志明小道的同一段，一家中國國企剛建成號稱東南亞最大的陸上風電場——在這個亞洲最貧困國家之一的一處廣闊區域遍布著133台渦輪機。耗資9.5億美元的季風風電項目於8月底投入商業運營。由中國電建承建、泰國企業聯盟運營的該項目，預計未來25年可減少逾3200萬噸碳排放。然而，所有電力將跨境售予越南，此舉雖鞏固了寮國的「東南亞蓄電池」地位，為多征民眾帶來的好處卻十分有限。幾個月來，這位長老看到渦輪機和80多米長的葉片在夜間被緩慢運送上山。他出生於一個至今仍沒有通電的偏遠村莊，對這些中國製造的渦輪機體積之大驚嘆不已。但它們的確切用途卻讓他不明所以。「我看見了，」他說，「但很抱歉，我不知道它們是用來幹什麼的。」寮國首座風電場在中國清潔能源革命中雖不顯眼，卻凸顯了這個全球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如何在可再生能源貿易中佔據主導地位。據國際能源署數據，2024年中國在清潔技術上的投資高達6250億美元，推動了一場驚人的轉型：當前全球三分之二電動車、六成以上的風力發電機、8.5成以上的電池產能均來自中國。國際能源署去年預測，十年內中國清潔技術年出口將達3400億美元，相當於目前沙烏地阿拉伯與阿聯酋石油出口總和。兩大超級大國正背道而馳：當美國放棄對風電、太陽能和電動車的承諾——川普政府所謂「大而美法案」削減了對這三者的支持——中國正強化對可再生能源供應鏈各環節的控制。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清潔能源專家米洛·麥克布萊德指出：「清潔能源領域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直擊中美大國競爭核心。美國正強化其最大油氣生產國和出口國地位，而太平洋彼岸的中國正擴展作為未來清潔技術全球製造國和出口國的實力。」中國國內的變革對地球至關重要，但其境外發生的事——中國清潔能源出口的激增——可能對氣候和地緣政治產生更持久的影響。如今，相對低成本的中國綠色技術洪流幾乎湧向全球每個角落：曼谷、聖保羅和亞的斯亞貝巴的街頭滿是閃亮的新款中國電動汽車；巴基斯坦陽光普照的城市和阿根廷海拔約4000米的高原上鋪著中國製造的太陽能板；波士尼亞狹長的海岸、肯亞的平原，當然還有寮國東南部的高地，均散落著裝有中國巨型渦輪機的風電場。赫爾辛基能源與清潔空氣研究中心(CREA)的勞裡·米利維爾塔分析顯示，去年中國向聯合國192個成員國中的191個出口了清潔能源技術，唯一不在其列的是中非共和國——這一數據令人震驚。無論背後動機如何——是中國製造商消化過剩產能，還是發展中國家尋求更廉價的能源安全路徑——這些出口已開始削減全球碳排放。米利維爾塔計算，僅2024年中國的清潔技術出口就將使中國境外的全球排放量減少1%。換言之，中國清潔能源出口的快速擴張每年將助力避免2.2億噸碳排放，大致相當於5000萬輛燃油汽車的年排放量。「這是巨大的貢獻，」CREA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分析師米利維爾塔表示，但補充說，「但這距離實現《巴黎協定》目標仍相去甚遠。」 25年前，中國出口經濟的支柱被稱為「老三樣」：服裝、傢具和家電。如今則是「新三樣」：太陽能、電動汽車和鋰離子電池（或許未來還會加上第四項——風電）。中國對清潔能源的興趣最初源於對沖嚴重的石油依賴——其大部分石油需經戰略上易受攻擊的馬六甲海峽運輸。但早在2010年，一批中國領導人和學者就開始將清潔能源視為幾十年一遇的機會，既能實現經濟增長和地緣影響力，又能保障能源安全。其中有人提出，歷史上率先開發新能源技術的國家往往能夠改變全球力量平衡。十多年前，中國清潔能源企業首次開拓海外市場時，主要目標是歐美。但金融危機和日益加劇的保護主義（尤其是美國）迫使策略發生根本轉變。中國企業將部分工廠遷至海外以規避關稅——例如在印尼生產太陽能板——同時在全球範圍內尋找新市場。「中國企業的思維極具全球性，」塔夫茨大學弗萊徹學院院長、中國能源問題專家凱利·西姆斯·加拉格爾表示。「以中國太陽能企業為例，它們最初依賴出口導向型增長，待成本下降後才轉而滲透國內市場。」由於中國產能過剩導致價格暴跌——過去兩年太陽能板成本下降50%——各國爭相購買中國的清潔技術。一個附帶結果是：中國不再依賴美國消費者。據米利維爾塔數據，中國的風電、太陽能和電動汽車出口中僅4%流向美國。「在一個全球銷量年增30%的市場裡，」他寫道，「美國不過是個註腳。」最迅猛的增長髮生在發展中國家。米利維爾塔指出，過去四年中，這些國家貢獻了中國太陽能、風電和電動汽車出口增長的70%。去年，中國首次實現近半數的太陽能、風電和電動汽車出口流向發展中國家。儘管部分中國清潔技術企業可能無法在殘酷競爭和價格崩塌中生存，但這些出口趨勢預計將加速。「三年內，」麥克布萊德說，「中國產品進入新國家的速度和規模將遠超以往。」儘管佔據主導地位，中國仍難以將清潔技術轉化為軟實力。為實現這種轉變，一些倡導者敦促北京啟動「二戰」後美國在歐洲實施的「馬歇爾計劃」的某種綠色版。但迄今為止，北京採取了更狹隘、更民族主義的策略。中國企業大多更熱衷於傾銷產品和搶佔市場，而非幫助其他國家建設本土清潔技術經濟。「中國企業只會前往有需求的地方，」喬治城大學能源與環境教授喬安娜·劉易斯表示。「它們選擇合作國家的首要依據並非外交目標。」對寮國這類財政搖搖欲墜的國家而言，中國的清潔能源項目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它們提供了化石燃料的廉價替代品，成為應對氣候變化的可負擔途徑，以及在動盪世界中實現能源安全的機會。但在這些承諾背後潛藏著依賴的風險。在許多方面，寮國已成為其他國家與中國「走鋼絲」的試驗場：如何在受益於中國清潔能源的同時，避免過度依賴或深陷債務，以至於喪失自主能力？這個問題在寮國南部山區迴盪——當地的達伶族原住民如今要與東南亞最大風電場的那些旋轉的渦輪機分享他們的家園。細雨霏霏的多征鎮迎來了一位大人物——中國電建集團的老總，此行是為主持季風風電項目的竣工儀式。那是7月初，是名副其實的季風季節，項目的中方經理在鎮上的一家餐廳安排了慶功宴，這比半小時土路車程外工人主營地的食堂檔次提升不少。風電場建設帶來的資金湧入讓這個靠近越南邊境的偏遠之地一夜之間變成了「繁榮的迷你城」：新開了一家酒店、一家中國理髮店、一家卡拉OK，以及五家燈火通明、銷售不同品牌中國手機的商店。這裡甚至還開了一家川菜館，因為開張不久，店名是用中文手寫在一塊硬紙板上、貼於店外的。但小鎮最顯著的標誌是風景如畫的水庫對面山脊上那排緩緩轉動的風力發電機。當晚，中國電建集團的老總乘坐一輛黑色豐田蘭德酷路澤來到舉辦宴席的餐館，汽車的前擋風玻璃貼有醒目的紅色「#1」標籤，車牌號碼6688取普通話「六六發發」的諧音。餐廳內13名男性（無女性在場）起身迎接老闆，眾人清一色穿著白色或藍色襯衫。匆匆用完餐後，中方員工逐一站起，用寮國威士忌向領導敬酒。值得慶賀的事有很多：裝機容量600兆瓦的季風項目最後一颱風機已在4月吊裝完成，如今133颱風機的試運行也全部結束。中國電建稱，這是中企在海外建成的最大風電場，它即將正式投入運營。「恭喜，恭喜老闆！」眾人大聲祝賀。在多征鎮西南約16公里處，季風風電項目主營地建在一座小山上，俯瞰著曾經的胡志明小道，緊鄰一座新建的500千伏變電站，輸電線路從這裡將電力送往越南。這座帶圍欄的水泥建築群，與周邊隱匿於山林的原住民村落形成鮮明對比。在這個由中國電建建造的營地裡，整齊排列著數排藍色金屬頂的工廠式宿舍，這裡還配備了一個籃球場，以及許多白色的豐田蘭德酷路澤。不同於周邊的村落，這裡裝有一排排泛光燈，電力供應充足。項目建設高峰期，這裡曾駐紮著數百名員工，如今隨著項目轉入運營階段，大部分人已經撤離。公司旗幟仍在仿大理石基座上飄揚，上面鐫刻著中文：「責任與效率至上」。在寮國這個貧窮的內陸共產主義國家，中國效率體現得淋漓盡致。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的約書亞·科蘭茲克稱寮國為中國的「衛星國」。中國電建僅用27個月便在一片相當於曼哈頓面積12倍的山區完成了整個季風項目。在動工前，排雷小組必須清除掉越戰遺留下的未爆炸彈。施工團隊沿森林覆蓋的山脊修建運輸道路，使中國製造的風機得以長途運抵高原。即使在風雨交加的季風季節，施工也未停止，這家公司不僅面臨工程挑戰，更需謹慎處理與當地原住民的微妙關係——因為項目所涉土地是他們的聖地。在北京「走出去」戰略的推動下，中國電建在世界各地承建了許多可再生能源項目，包括印尼的地熱電站、奈及利亞的水電站、智利的太陽能電站、巴基斯坦的風電場。然而，其在寮國的深耕程度無出其右。在過去30年裡，中國電建在寮國參與了150多個項目，其中包括60億美元的中老鐵路，以及耗資27億美元、在湄公河支流上修建的一系列梯級水電站。（這些水電項目因破壞環境、迫使100多個村落的原住民搬遷而引發民眾不滿。）中國電建幾乎以一己之力將寮國打造成「東南亞蓄電池」。該國四分之三的發電量（主要來自水電站）如今出口到泰國、柬埔寨和新加坡等周邊國家。季風風電項目所發電力通過70公里長的跨境輸電線路全部輸送至越南。寮國政府將從這筆交易中獲得外匯收入（部分通過特許權使用費），但問題在於：為了抵債，寮國在2021年將國家電網90%的控股權移交給了一家中國國企，使得中國掌握了所有通往國內外（包括越南）用戶的電力調度權。迄今為止，這些對外交易並未緩解寮國的債務或貧困。寮國農村人均月收入估計僅約18美元。分析人士指出，即便不存在腐敗，大部分能源收入也最終用來償還不斷膨脹的外債。這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原本旨在提振經濟的昂貴基礎設施項目反而讓寮國背負了超過100億美元的外債，其中約一半的債主是中國。寮國政府不僅無力償還對中國的債務，連支付利息都很吃力。澳洲智庫洛伊研究所在2025年4月的一份報告中總結道：「無論是有意還是無心，中國已在寮國製造了債務陷阱。即便在最樂觀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大規模的債務減免，寮國也無法擺脫危機。」無論北京動機如何，這個資金短缺的鄰國正日益受其影響。「債務正在對經濟產生毀滅性影響，」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寮國問題專家伊恩·貝爾德指出，「經濟債務已轉化為政治影響力。」中國去年正式接管了寮國國家電網的運營，考慮到該電網主要由中國企業使用中國技術和資金建設，這幾乎是必然結果。中國電建——該公司沒有回應採訪請求——在向寮國施壓要求還債。今年，公司的一家子公司起訴寮國國有電力公司，要求支付5.55億美元的水電項目欠款。若寮國無法籌措資金，還將被迫交出哪些國有資產？據季風風電有限公司總經理納魯特·博卡喬恩表示，至少多征鎮的風電場不會加劇寮國債務。他稱寮國政府未參與任何貸款，也不持有項目股權。（儘管中國電建是承建主力，但它同樣不是業主）「我們認為該項目有望幫助減輕債務，」博卡喬恩表示。但他指出，在已讓渡土地（交給季風項目）、電網（交給中國）和電力（賣給越南）控制權的弱勢處境下，寮國政府未來25年可能僅獲1億美元收益，主要來自特許權使用費和稅收。這總比債務好。而且博卡喬恩相信，這個風電場向寮國政府展示了更有價值的東西：一條通往清潔能源的道路——幫助寮國實現到2030年減排60%的目標，並且對環境和社會的衝擊也比傳統的水電項目要小得多。事實上，風電產業在寮國正迅猛發展。在多征地區北部，一個裝機容量超過季風項目兩倍的新風電項目正在建設中。博卡喬恩表示，在多征現有的風電場旁邊，還有一個項目仍處於規劃中。季風項目預計將在該地區運營25年。排爆小組已對這片山地進行了作業，清除了未爆炸的彈藥。從原主營營地往前走一段路，有一片巨大的紅土地，頭戴中國電建安全帽的工人們已開始建造一棟兩層高的綜合辦公樓，作為新的運營基地。看起來，用不了多久，又將大批工人湧入——其中許多都是中國人，築起更多風能的「豐碑」。近十年前，當美中攜手推動《巴黎協定》通過時，世界曾迎來一段和諧共鳴的時刻。超過200個國家承諾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抑制全球暖化，氣候對話圍繞著共同願景、國際合作乃至全球治理展開。但這種各方合作的高峰狀態僅僅持續了不到三年，美國就在川普首屆任期內與中國打響貿易戰，中國開始確立其在清潔能源發展各關鍵領域的主導地位。「共享願景的感覺已經大幅消退，取而代之的是高度競爭的綠色能源治國時代，」倫敦智庫查塔姆研究所的研究員薩姆·蓋爾說，「而這一點在中國的案例中尤為明顯。」中國將自身積極推動可再生能源描繪成對「生態文明」的關切，並有意識地推動這種承諾的全球化。習近平主席今年4月曾表示：「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中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不會放緩。」然而，在所有看似利他的表象之下，中國轉向清潔能源同樣受到其自身對能源安全、經濟增長和地緣政治利益的需求所推動。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學教授、即將出版《中國的全球環保主義》(Chinese Global Environmentalism)一書的王立德指出，中國的綠色能源治國方略在全球關切與國家利益之間取得了平衡。他說，「中國摸索出了一套既與《巴黎協定》契合，又有助於達成所有這些國家安全目標的動態平衡。」如果這是一場全球競爭，當其中一方——美國——退賽時會發生什麼？通過逐步取消對太陽能、風能和電動車的稅收抵免和激勵措施，川普政府已經重創了計劃中的數百億美元清潔能源投資，而且讓美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倒退數年、甚至可能是一代人的時間。「嚴格從美中競爭的角度看，這是一記徹頭徹尾的昏招，」米利維爾塔表示。最鮮明的對比出現在8月底，美國政府叫停了羅德島海岸附近一個接近完工、造價40億美元的海上風電項目；而季風風電項目正是在那一天開始了商業運營。川普不僅僅是將清潔能源產業拱手讓給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同時還將氣候議題上的全球領導角色讓給了中國。在北京，一些有影響力的人士認為，這是中國強化其綠色能源治國方略的絕佳時機。迄今為止，綠色技術的全球擴張主要由中國企業主導，它們尋找能夠消化其過剩產能的市場——而非出於政府構建軟實力的預謀戰略。而且，中國的大部分出口也只是設備銷售或建設服務，而非更深層次的技術轉移或製造經驗的分享。不過，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將中國的影響力保持在商業而非政治領域是有益的。正如巴賽隆納國際事務中心的哈維爾·博拉斯所寫：「中國正在設法打造一種無需北京的笨拙宣傳的新型綠色軟實力。」但缺乏系統性的方式——可稱之為偶然的軟實力——並不足以推動世界的低碳轉型。2023年的一份聯合國報告清楚地指出了挑戰：發展中國家每年需要大約1.7萬億美元的可再生能源投資才能朝氣候目標邁進，但前一年它們僅獲得了544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受這份報告激勵，北京大學南南合作與發展研究院院長黃益平提出了一個清潔能源版的「馬歇爾計劃」。黃益平認為，只有中國具備填補這一缺口的專業能力、融資能力和生產能力。他寫道，通過分享這些工具，中國可以「推動全球綠色發展，同時促進本國經濟，並加強其國際領導力」。打造一個「綠色版馬歇爾計劃」將是軟實力的終極體現，但北京似乎不願做出這樣的承諾。更糟糕的是，中國依然嚴重依賴煤炭和石油。據CREA的數據，自2015年以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增量的90%來自中國。儘管如此，查塔姆研究所的蓋爾表示，中國或可從小處著手獲益——例如出口廉價的太陽能熱水器等產品，這類設備在中國農村隨處可見。蓋爾說：「如果中國真的致力於軟實力，並推動南南氣候合作，理應大力向貧窮國家出口這些東西。」這「將釋放出巨大的發展效益。然而最終落地的往往是那些高科技、光鮮時髦的現代項目」。他還說：「在軟實力方面，中國確實錯失了一個量級。」對於擔心過度依賴中國的國家來說，建立本土低碳產業是目標之一。「我從中國清潔能源技術的出口模式中並未看到宏大戰略的證據，」喬治城大學的劉易斯表示。「中國在全球南方的低碳能源轉型中有巨大的機會發揮更大作用，不僅僅是出口太陽能、風能和其他技術，還可以幫助這些國家建立自己的綠色產業，並借鑒中國自身的綠色產業政策模式。」這一進程已開始自下而上地湧現。例如在肯亞，一家電動車分銷商據報導正從直接進口中國整車轉向在當地組裝同類車輛。此類雙贏合作既為當地創造就業、輸送技術甚至帶來利潤，又使中國製造商能夠更直接地切入充滿活力的新市場。但並非所有嘗試都能取得成功：在智利，兩家中國企業決定放棄在當地建設鋰電負極材料工廠的計劃，打擊了這個南美國家想要擺脫單純出口鋰原料的雄心。迄今為止與中國合作最成功的或許是巴西，它將於11月舉辦全球氣候峰會。即便在遭受美國懲罰性關稅打擊的情況下，巴西仍與中國企業達成了包括電動車工廠和風機組裝廠在內的多項協議。深陷債務的寮國並不具備向中國提要求的底氣。然而，就在今年春天季風風電項目最後一批風機安裝期間，據報導，寮國政府又與另一家中國企業簽署了14.5億美元新協議，由該公司牽頭建設一個1800兆瓦的清潔能源項目。即便背負沉重的對華債務——也許恰恰是因為如此——寮國作為能源出口國的角色絲毫沒有減弱跡象。距季風項目主營地僅1000多米的達多村座落在一處河灣邊。搖搖欲墜的木棧橋對岸，日常生活的儀式依然如常延續。某戶人家裡，六七名婦女正在照料母嬰二人，她們用草藥驅邪，又將經過加熱的布巾敷在產婦腹部。拐角處，一群男子與少年合力將一頭老水牛按倒在地，準備將其宰殺用於村宴。在這些傳統景象中亦夾雜著外來影響的痕跡：許多糧倉下方的支撐物是用美軍集束炸彈殼製成的。附近一棟現代兩層水泥樓正在施工，據稱房主是一名在中國電建找到了工作的村民。在附近達蘭村上方的山坡牧場，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歷史的印記。近處的牛群在坑坑窪窪的草坡上閑散踱步，悠然啃食青草，幾乎讓人忘了這些坑洞是50多年前美軍飛機投彈所留。光禿禿的山丘上，樹木和灌叢都是從彈坑裡長出來的。而越過這片瘡痍之地，一排排流線型的全新中國風機向遠方延伸，直至地平線。在這片風機陣列之下，坐落著32個村莊，約有1.7萬名居民，其中大約90%屬於少數民族達伶族人。施工期間，季風項目方疲於應對村民的各種不滿，從失去耕地到被一份項目影響報告稱為「環境神靈」受到的侵擾。達邦村的村民則對中國電建計劃在祖墳上方架設輸電線表示憤怒。在他們看來，那是安葬先人的聖地。根據博卡喬恩的說法，公司最終同意改變輸電線路的走向，以避免打擾村民所敬奉的祖先亡靈。通常，當外國承包商需要在村莊附近施工時，當地人都會舉行儀式。博卡喬恩說，公司為土地、樹木、收入和文化遺產的損失賠償總額達到130萬美元。對於這個耗資近十億美元的項目而言，這只是微不足道的支出。但對當地需求的細緻關照確實帶來一項重要成果：博卡喬恩稱，沒有一個家庭因為季風項目被強制搬遷。儘管風電場的到來令人不適應，但數百名村民在施工期找到了臨時工作，比如建築工人、廚師、保安或卡車司機。其中卡車司機的工資最高，一名村民說，月薪超過200美元，是當地平均水平的好幾倍。但4月中國電建安裝完最後一批風機後，多數崗位隨之消失。鮮有村民具備足夠教育背景或技能勝任運營崗位，不過博卡喬恩表示，季風項目仍僱傭著120名村民，從事森林保護到社區關係等各類工作。項目每年撥備逾百萬美元設立社區發展基金，幾乎成為該地區的一個微型政府，提供獎學金，教授當地人咖啡種植技術，並為最偏遠、未接入電網的村莊提供太陽能組件。公司甚至將其主營地改造為社區培訓中心。儘管如此，一個無法迴避的事實是：當地人並沒有從這片佔據他們土地的風電場獲得哪怕一度電。在靠近公路的一個露天便利店裡，一位二十齣頭、光著腳的年輕女子正在照看家裡的生意，顧客們坐在啤酒箱搭成的木桌旁。被問及季風項目是否給村莊帶來變化時，她指向隔壁那幢破舊的木屋：「商店原來在那兒，」她說，「但生意不錯，所以我們蓋了這個新店。」這座新建的水泥屋刷了白牆，鋪了塑料地板，還添置了新的冰箱冷櫃。中國工人常常在上下工的路上順便光顧——「他們只買百事可樂和糖果，」她說——但真正讓生意興旺起來的是本地村民，其中許多人是第一次拿到現金工資的自給農戶。隨著三輛巨型卡車轟隆隆駛過，所有交談戛然而止。卡車載著從附近礦山開採的鋁土礦，目的地是越南，最終送往中國。隨後駛來一輛中國電建的SUV，一輛掛著挪威援助組織標識和美國國旗貼紙的豐田蘭德酷路澤緊隨其後。車上坐著排雷專家——在最後一枚美軍炸彈落下50多年後，他們仍在勘察這片土地上的未爆彈。他們的工作短期內是不可能完成了，因為資助此類行動的美國國際開發署項目今年已被取消。這位年輕女子的抱負遠不止在古老的胡志明小道上經營家裡的鋪子。作為家族的首位大學生，也是當地極少數的大學生之一，她趁假期回鄉幫父母看店。她表示畢業後可能離開村莊，前往多征這樣的大城鎮或更遠的塞貢市工作。不過，就眼下而言，她有一個更簡單的願望。接觸到一些中國工程師，看到中國電建如何把最前沿的技術帶進這片未開發的高地後，她萌生了學習中文的興趣。中國廉價太陽能如何改變了非洲 2025年12月31日《紐約時報》中文網作者：SOMINI SENGUPTA, GULSHAN KHAN 開普敦郊區的景象也在工廠、購物中心、牙科診所、金礦和其他企業上演。開普敦郊區的景象也在工廠、購物中心、牙科診所、金礦和其他企業上演。幾年前，開普敦牙醫伊斯梅特·布利遇到了一個嚴重問題。預約患者來了，卻發現停電了。沒有電就意味著無法拍X光片、無法補牙、無法進行根管治療。「我根本無法工作，」布利醫生說。像布利醫生這樣的南非人找到了解決多年來困擾發展中國家電力短缺問題的辦法。由於中國製造的太陽能電池板和電池價格迅速下降，他們現在從太陽中獲取電力。這些不再是早期那種在農村社區為一個燈泡或電視機供電的老式小型太陽能燈。今天，太陽能和電池系統已廣泛應用於各類企業——汽車工廠和酒莊、金礦和購物中心。它們正在改變非洲最大經濟體中的日常生活、貿易和工業。這一變化以驚人的速度發生。太陽能從2019年的幾乎為零上升到大約佔南非發電容量的10%。南非人不再完全依賴定義了全世界一個多世紀以來電力獲取方式的巨型燃煤電廠。這迫使該國本已陷入困境的電力公用事業公司重新思考其業務，因為收入正在蒸發。開普敦「可持續能源非洲」組織的項目經理喬爾·納納稱這是「自下而上的運動」，旨在解決一個困擾數代人的難題。「破敗的系統意味著電力不可靠、昂貴，或者根本沒有電，」他說。「我們一直生活在這種狀況中。」南非的這番景象正在非洲各地出現。這一轉變的關鍵在於：中國在清潔能源領域引領世界的雄心。過去十年中，美國加大了化石燃料出口，中國則專注於主導可再生能源。今天，全世界的太陽能電池板、電動汽車和電池大部分都由中國公司生產，以至於它們正在大幅降價，並拚命尋找買家。關稅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它們在美國和歐洲的發展，但在非洲，它們找到巨大的新市場，那裡大約有6億人缺乏可靠電力供應。根據英國能源追蹤組織Ember對2025年前10個月中國出口數據的分析，整個大陸從中國的太陽能進口量上升了50%，延續了這一趨勢。南非是中國太陽能產品的最大出口目的地，但並非唯一。塞拉利昂進口的太陽能發電設備規模已超其現有總發電容量的一半，乍得的進口量也接近半數。中國將從中獲益良多。不僅是新市場，還有新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中國企業不只是出口產品。國有電力企業中國電建還在南非及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建設公用事業規模的太陽能電站。目前，中國還在競標南非國有電力公司Eskom的合同，計劃新建1.4萬公里的輸電線路，這是南非在全國範圍內調配日益增長的太陽能電力所急需的基礎設施。「我們顯然無力承擔這筆費用，」南非電力與能源部副部長薩曼莎·格雷厄姆-馬雷談

資料佐證

全球半數 EUV 光刻機都在台積電手上，半導體技術領先秘密在 AS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