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媽教我英文，可是她根本不會英文。」

這是黃仁勳在劍橋大學演講時說的一句話，臺下很多人笑了，但他說這句話的時候，表情不是在開玩笑。

他是認真的，那件事改變了他的一生。

黃仁勳的母親叫羅採秀，是臺南望族出身，嫁給了在煉油廠工作的化學工程師黃興泰。黃仁勳1963年出生於臺北，童年隨家人搬到臺南，五歲那年又跟著父親工作的關係，全家移居泰國，在曼谷住了大約四年。

那段日子還算平靜，但平靜沒有持續太久。

1973年、1974年，泰國接連爆發政變，有天街上突然出現士兵和坦克，父母親考量到孩子的安危，決定把九歲的黃仁勳和哥哥送去美國讀書。

出發之前，羅採秀做了一件事。

她每天從字典裡隨機挑出十個詞，把英文單字和中文翻譯寫在紙上，每天教兩個兒子背，日復一日。她自己國中畢業，講不出幾句英語，但她不覺得這是理由讓孩子空著手去一個語言不通的國家。

這個動作，黃仁勳後來說，是他這輩子看過最有力量的一課。

但送出去之後，出了一件讓整個家都沒料到的事。

兩兄弟原本應該去投靠住在華盛頓州塔科馬的叔叔，但姑姑和姑父主動把他們接走，送去了肯塔基州的奧奈達浸會學院，以為那是一間有名的好學校。實際上，那是一間收容問題青少年的宗教感化院。而為了湊足這筆學費，黃仁勳的父母幾乎變賣了所有家產。

賣光積蓄，送進去的是感化院。

黃仁勳是那個小鎮上罕見的黃面孔，每天上學必須走下山、穿過田野，再走過一座木板吊橋。橋上有些木板是缺的，橋下是很深的水，而當地的孩子，每天就在對岸等著他。「當時我才九歲，每天都是這樣。」

他說這段話的時候，主持人說「痛苦又折磨」，黃仁勳沒有直接回答，只說讓你想像一下，過了橋，真正的麻煩才要開始。

他在那裡撐了兩年。

兩年後，父母移民到奧勒岡州比弗頓，兩兄弟終於從肯塔基退學，回到父母身邊。

那時候羅採秀沒有停下來，她繼續做一件事——她買了一本韋氏字典，自製教學道具，研究英文單字規則，在紙上寫下英語單字和中文翻譯後對折，日復一日要黃仁勳把所有單字記住。

一個國中學歷、講不出英文的女人，就這樣土法煉鋼教出了一個後來站在劍橋講臺上的兒子。

但她給黃仁勳的，不只是單字。

黃仁勳說，他小時候不覺得自己智力驚人，但媽媽總是到處跟人說他很聰明，「無論這是不是事實」。

這句話聽起來有點好笑，但黃仁勳說，那種壓力對他反而有用。當一個人一直被告知他很厲害，他會開始想辦法讓自己真的厲害。「你也可以想像人們會畏縮，但對我而言，那反而促使我成長。」

她從來不問他讀書排第幾名，不問他有沒有贏過別人，她只是讓他知道，她相信他。

後來黃仁勳去了奧勒岡州立大學念電機，再去史丹佛拿了碩士。1993年，三十歲，他和兩個朋友坐在Denny's餐廳的卡座裡，在一張紙巾上寫下了輝達的創業計畫。

選在Denny's，因為他在那裡打過工，端過盤子，洗過碗，那是他第一次懂得靠自己是什麼感覺的地方。

創業之後，輝達差點倒掉不止一次。晶片出問題，錢快燒完，外面的人不看好，有一段時間幾乎是拿著最後的資源在賭。

他說，第一次當CEO、第一次募資、第一次寫商業計畫，都是他從未做過的事，「有些事情後來證明真的很難」，但關鍵只有一句：「堅持下去。」

這個堅持的底氣，他說，是從媽媽身上來的。

一個不會英文的女人，坐下來教孩子英文，從來沒說過「我不會，所以我沒辦法」，只是拿起字典開始查。這件事在黃仁勳腦子裡留了幾十年，每次遇到不會的事、做不到的事，他想到的就是那個畫面。

他在劍橋說：「沒有什麼事是做不到的，（母親）給我留下的印象就是這樣。」

還有一個細節很少被提到。

黃仁勳的母親羅採秀，和AMD執行長蘇姿豐的外公羅伯沐，是臺南羅氏大家族的小麼妹和老大哥，相差十八歲。也就是說，黃仁勳和蘇姿豐是遠親，按輩份，蘇姿豐要喊黃仁勳一聲表舅。

輝達和AMD，兩家AI晶片巨頭的掌門人，血脈都源自臺南同一個家族。這件事放在那個年代，沒有人預料得到。

今天輝達市值超過五兆美元，黃仁勳站在全球科技業的頂端，採訪不斷，掌聲不斷。

但他說得最多的，還是那個坐在昏黃燈光下，拿著韋氏字典自己研究英文規則的女人。

她沒有給他一個好走的起點，肯塔基的那兩年，他是自己熬過去的。她也沒有替他清掉前路的障礙，從Denny's打工仔到輝達創辦人，每一步都是他自己踩出來的。

她給他的，是一種遇到不會的事不會先退縮的性格，是一種事情難也要先做了再說的態度，是一種被人看低了反而要站起來的底氣。

這些東西，帶不走，也搶不走，跟了他一輩子。

你覺得在你自己的成長過程裡，對你影響最深的，是某個人說過的一句話，還是他們做過的某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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