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我愛妳願意和妳一起承擔這部分如果不行的話那我也只能說看明天談的怎麼樣了

四　時尚問題東邊日出西邊雨看來，服飾這事，還真不能視同兒戲。往大裡說，它即便不是“治國之綱”，至少也是“治國之方”。往小裡說，它是一個人內心美醜和道德修養的表現，也是對他人的尊重和一種禮儀。也就是說，服飾、禮儀、道德是三位一體的。失儀必失禮，失禮必失德，失德必失國。這樣，一個人，尤其是一個有身份有地位有修養的人，就不能隨隨便便，想穿什麼就穿什麼，想怎麼打扮就怎麼打扮。因此，中國文化在傳統上，是反對和厭惡“奇裝異服”的。在許多中國人眼裡，奇裝異服簡直就是壞人、流氓、色鬼和品性惡劣者的代名詞。改革開放以前，但凡正派人士和良家婦女，只要一見到身著奇裝異服者，就像見到了麻風病人，避之惟恐不及。這種厭惡和反感，在歷史上甚至曾經導致謀殺案的發生。比如鄭文公之殺子臧就是。事後有人評論說：“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一件奇裝異服，竟招來殺身之禍，而輿論還認為是理所當然，可見穿衣戴帽，還真不能隨人所好。穿著奇裝異服要遭人非議、厭惡，甚至嫉恨，穿著過時的服飾，用過時的方式裝飾自己，則會遭人笑話。白居易詩雲：“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原來，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流行胡服，女裝多“襟袖窄小”。到了唐憲宗元和年間，早已流行“大髻寬衣”，袖寬往往超過四尺。至於畫眉，也由時興細而長的“蛾眉”，改為時興闊而短的“廣眉”了。其實，蛾眉原本是極美的。杜甫詩雲：“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金門，卻嫌脂粉涴（Wò）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就是說楊貴妃的姐姐虢國夫人自恃天生麗質光彩奪人，朝見皇上也不施粉黛，卻仍要“淡掃蛾眉”，可見蛾眉之美。然而，曾幾何時，“青黛點眉眉細長”竟成為“外人不見見應笑”的過時裝飾了。可見“時髦”也是極重要的。朱慶餘詩雲：“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既痛恨奇裝異服，又害怕過時落伍，這可真是“東邊日出西邊雨”，有點讓人摸不著頭腦，也和飲食的表現大相徑庭。說來也是有趣，飲食和服飾雖然都為中國文化所看重，實際情況卻似乎不大一樣。飲食比較保守，服飾則比較新潮。飲食的變化可以說是最小最慢的。古人用筷子，今人也用筷子；古人吃米飯饅頭，今人也吃米飯饅頭；五千年前吃火鍋，現在依然吃火鍋。無論食品原料、烹調方法、進餐方式、習慣口味，都基本保持“中國特色”，難得一變。當然，要說一點沒變，也不是事實。不過，即便最愛吃麥當勞、肯德基的孩子，也不是天天都吃。如果天天吃，還愛不愛，就很難說；長大了，還愛不愛，也很難說。再說，不吃西餐和洋速食的，畢竟還是大多數。所以，仍有人認為，在西方文化不斷傳入，世界文化趨向認同的未來，飲食，可能是“中國特色”的最後一塊陣地。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金門，卻嫌脂粉涴顏色，淡掃娥眉朝至尊。（選自《新增百美圖說》，邱壽喦作，光緒十三年蘇州石印本。）服飾的情況就不大一樣了。如果說飲食是一位因循守舊的老先生，那麼，服飾便像一個追新逐奇的小姑娘。中國的服飾，曾屢經變化。說得遠一點，有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說得近一點，則有辛亥以來的“逐年西化”。今日之服裝，不要說與千百年前大相異趣，便是與十多年前也大不相同。但不管怎樣時尚化，總歸是和國際接軌而不是和傳統接軌。傳統的服飾，大概只剩下了博物館的意義。城市裡已很難見到中山裝，農村裡小夥子的白羊肚手巾和姑娘的大辮子，也不大容易看見了。事實上，咱們這個最最痛恨奇裝異服的國度，恰恰也是最最愛趕“時髦”的地方。許多外國名牌在中國的暢銷，就連外商也感到奇怪。他們無法理解，一個中國人竟會用數月的工資去換一塊體面的包裝布，“十六歲的花季”們也能瀟灑地走進時裝專賣店，用父母的血汗錢換取時髦。看來，我們確有必要討論一下與服飾有關的時尚問題。時髦之謎一般地說，所謂“時髦”，總是新奇玩藝。趕時髦就不會反對奇裝異服，痛恨奇裝異服就不會趕時髦。中國人又反對奇裝異服，又愛趕時髦，豈非莫名其妙？說怪也不怪，原因就在於中國文化的思想內核是群體意識。依照群體意識，每個人都是群體的一員，每個人的生存都要以群體的存在為依據，每個人的價值也要以群體的判斷為標準。換句話說，每個人的尊卑、貴賤、優劣、是非、善惡、美醜，都歸群體和他人說了算。更何況，服飾這東西，原本就是穿來給人看的。如果沒人看，穿得再漂亮也沒有意思。陸遊詩雲：“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花兒尚且不能無人觀賞，況美貌盛裝之人乎？所以愛美的女子一旦無人觀賞，也就無心梳妝。這就叫“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既然穿衣打扮，原為讓人觀看，則每個人的服飾，便必須依照物件而確定，不能隨心所欲，別出心裁。完全不假修飾，固然粗野鄙俗，讓人“看不起”；過於講究修飾，又未免虛偽做作，讓人“信不過”。所以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什麼是“彬彬”？彬彬，就是“相半之貌”。文質彬彬，就是既文雅又樸質，既有修養又不失本色，這樣才是真正的君子。正人君子既然必須“文質彬彬”，當然也就不能“奇裝異服”。奇就是“不正”，異就是“不常”。不正常，也就“不正經”。不正經，不是“歪”，就是“邪”。奇裝異服既然是“邪門歪道”，正人君子當然穿不得。那麼，其他人呢？更穿不得。因為其他人似乎更沒有資格搞特殊。什麼是奇？什麼是異？奇就是“少見”，異就是“不同”。“少見”便難免“多怪”，“不同”則異於“凡響”。如果是老外，自然“稀罕少見”；如果是皇上，自然“與眾不同”。所以，老外和皇上的服飾雖然和咱們不一樣，卻不叫“奇裝異服”。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就不行了。要啥沒啥的，有什麼資格自行其是、與眾不同？沒有。既然沒有，那你就規矩點。實際上，奇裝異服之所以遭人物議，表面上看是因為不合“禮”，實質上則是因為不合“群”。想想看吧：大家都穿這樣的衣服，你卻偏要穿那樣的衣服，這不是存心要和大家過不去嗎？不是存心要讓大家瞧不順眼嗎？不是公然不把大夥放在眼裡嗎？不是太狂妄、太自大、太目中無人、太自以為是了嗎？難道別人都不愛美就你懂行？——厭惡、反對、痛恨奇裝異服者，大多是這種心理。不能說這種心理毫無道理。道理也很簡單：既然服飾是對他人的尊重，那麼，穿著“奇裝異服”，當然也就要被視為對他人的蔑視。並且不僅僅是對某一個人的蔑視，而是對公眾、對群體的蔑視，這就理所當然地會引起“公憤”。至於穿著過時服裝，用過時的方式裝飾自己，情況則又不同。表面上看，這也是“不合群”。但這種不合群，並不是故意和大家作對，更不是看不起群眾，反倒會被群眾看不起，當然也不會引起反感、憎恨和敵意。趕時髦的情況又要複雜一點。中國人愛趕時髦嗎？愛的。中國人承認自己愛趕時髦嗎？不承認。所謂“時髦”，即“流行於時者”。沒有一定的人數，就稱不上“流行”。所以，時髦也是一種群體行為，與奇裝異服不同。奇裝異服是“標新立異”，故意“與眾不同”；趕時髦則是“隨波逐流”，生怕“落伍掉隊”。二者之間，有著本質的差別。事實上，中國人反對奇裝異服，並非反對“時髦”，而是反對“獨異”。“獨異”是一個人和大傢夥兒鬧彆扭，所以會成為眾矢之的；“趕時髦”則是大家一窩蜂地去做同一件事，當然不會犯眾怒。其實，趕時髦的人都有一種“合群性”。他們眼見得群體前進了，生怕跟不上，這才去趕。因此不是“不合群”，毋寧說是“合群之心太切”，過於猴急而顯得可笑，不夠穩重而被人鄙夷。可見，趕時髦即便有什麼“不是”，其錯誤也不在“時髦”，而在於“趕”。因為依照群體意識，要時髦，也得大家一起時髦，你一個人匆匆忙忙地趕什麼呢？然而，時髦這玩意，不趕又是不行的。不趕，就會過時。一旦過時，再趕上去，不但討不到什麼便宜，反倒更加可笑。同樣，太趕，也是不行的。因為是時髦，就不會是“老一套”，總是新鮮玩意，也就多少有些風險。如果還沒弄清它是否會流行於時，就匆匆忙忙趕了上去，結果無人響應，豈非成了奇裝異服，或奇裝異服的跟屁蟲？這就不能不預留後路。辦法則是宣佈自己不趕時髦，甚或視趕時髦為可鄙。結果，趕時髦就成了一個貶義詞，專一用於那些追新逐奇趕潮流跟浪頭，手忙腳亂變來變去的人。其實，中國人哪有不趕時髦的。想當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一夜之間，全國到處都是黃軍裝、紅袖章，那可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時髦。超前有風險，落伍遭恥笑，因此，中國人處理時尚問題，就有兩條原則，也是兩條古訓，一條叫“變通以趨時”，一條叫“不為天下先”。“變通以趨時”與“不為天下先” 先說“變通以趨時”。中國人喜歡變嗎？不好說。一方面，中國人最不喜歡變，最好是“天不變，道亦不變”，大家墨守成規，照葫蘆畫瓢，便天下太平。因此有“以不變應萬變”甚至“萬變不離其宗”的說法。另方面，中國人又最善變。而且，有時變化之快，彎子轉得之大，連自己都會嚇一跳。比如，剛剛還罵過革命黨的，一轉眼辮子就盤到頭頂上去了；前不久還自稱“大老粗”並以“大老粗”為榮的，一轉眼，就有了“大專以上學歷”和“高級職稱”。總之，當真要變，也可以變，而且說變就變，又哪有什麼“祖宗成法不可變”！這就叫“變通以趨時”。也就是說，時代變了，服飾及其他方面，也要跟著變，否則就是“不合時宜”。不合時宜便會落伍。嚴重一點的，則會丟了身家性命。因為“時變”常常因於“政變”，“易服”往往意味著“易主”。大家都跟著去朝拜新皇帝、當新國民了，你自家一個人還穿著舊時冠服，便難免被視為“敵對分子”。要不然，大小也就是換件衣服變個髮式的事情，為什麼不跟著做？即便不是對抗，至少也是心裡面鬧彆扭，背地裡犯嘀咕。這就不討人喜歡，也“吃不開”。所以中國又有一句古訓，叫“識時務者為俊傑”。就是說，時勢變了，風頭變了，大家都跟著變了，你也要儘快變過去，否則就會“背時”。背時就是倒楣，趨時才有甜頭。關鍵要看什麼東西“行時”。“行於時”才“行得通”。行得通的事不做，偏去做行不通的事，豈非犯傻？所以不變不行。尤其是服飾，就更得跟著變。你想，行頭行頭，如果不“行”（行時），還能叫“行頭”麼？何況要變也不難。反正首先要變的，都不過是表面的東西，如服飾之類。骨子裡的東西，亦不妨依然故我。所謂“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就是這個意思。換句話說，“改頭換面”不等於“脫胎換骨”，“煥然一新”並不妨礙“我心依舊”的。但是表面文章，卻也不可不做。因為跟不跟，是“態度”問題；跟不跟得上，是“水準”問題。水準不高，無可指責；態度不對，便要整肅。所以時勢變了，人們也會跟著變，至少在口頭上和表面上是如此。只要口頭上和表面上變了，就不會有人追究。便是有人想追究，也無從下手。因此一到時勢大變，想頂也頂不住的時候，中國人也會敷衍敷衍。叫掛龍旗就掛龍旗，叫掛五色旗就掛五色旗，叫掛青天白日旗就掛青天白日旗，甚至叫掛膏藥旗就掛膏藥旗。這也是中國人的生存之道：隨機應變，曲線救國，先存活下來再說。當然也有真變的。近一百年中國的變化就很大，近二十年又為最。顯然，中國人並不一味地反對“變”，更不反對“趨時”，反對的只是某個個人的“超前”和“出頭”。“出頭的椽子先爛”，“槍打出頭鳥”，“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歷史上那些帶頭搞改革的，幾乎都沒有什麼好下場。商鞅是被車裂了的。王安石雖然沒有被車裂，名聲卻一直不好。再說帶頭也沒什麼好處。第一個吃螃蟹的雖然在理論上是英雄，可又有誰記得他是張三李四？因此又有第二條原則，叫做“不為天下先”。所謂“不為天下先”，不但是“不為戎首”“不為禍始”，而且也“不為福先”。也就是什麼事都不要走在前面。壞事固然不能帶頭幹，好處也不能得在前面，因為那會遭人嫉妒。一兩個人嫉妒問題還不大，如遭眾人嫉妒，那就要倒楣了。最好是“隨大流”。既不用擔風險，又不用費腦筋。就算錯了也沒關係，反正“首惡必辦”，“脅從”則可以“不問”。沖在最前面的人犧牲倒下之後，勝利的果實豈非正由中下游者享用？這正是群體意識的體現。在一種“群體至上”的文化中，個人總是渺小的，群體才是偉大的。群體強，個人弱；群體力量大，個人能耐小；群體代表著正確方面，個人則難免要犯錯誤。所以，一個人，只有融入群體才“吃得開”，被稱為“分子”的則往往“吃不開”，比如“地主分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因此有人戲言，說中國知識份子之所以又“窮”又“臭”，就在於不幸而為“分子”之故。總之，變也好，不變也好，快變也好，慢變也好，都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是既要“隨機應變”，又要“隨波逐流”。反正只要“合群”，就不會有什麼錯誤。如果居然“敢為天下先”，成了“分子”，那麻煩可就大了。從上與從眾的確，“合群”才是最重要的。什麼是“群”？“獸三為群，人三為眾”。獸為群（如羊群），人為眾（如民眾），合起來就叫“群眾”，也就是像羊一樣跟著“牧羊人”（君）、跟著大家一起走的“人眾”。於是，中國人的變通趨時，又有兩條原則，一是“從上”，二是“從眾”，——一個人跟著另一個人，最後變成三個人。其實，時髦幾乎從來就是“從上”的。“上有所好，下必從焉”，歷來如此。“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吳王好劍術，國人多傷疤”，審美風尚的形成往往源於上流社會的好惡與宣導。“一叢高鬢綠雲光，宮樣輕輕淡淡黃，為看九天公主貴，外邊爭學內家裝。”（王涯《宮詞》）宮廷、豪門、都市，從來就是形成時尚、領導潮流的“頭羊”。這是有例的。比如“長冠”（又叫“齋冠”），是一種竹皮冠，相傳是劉邦發跡之前發明的，所以又叫“劉氏冠”。劉邦發跡之前，不過是個混混。雖然謀了個“泗水亭長”的差事，也不過是個試用的吏員。他頭頂上的那個竹皮冠，又能怎麼樣？只因為它是高祖早年所造，後來竟被定為官員的祭服，而且爵非公乘以上，還沒資格戴。又比如“花鈿”（又稱“額黃”），是一種兩眉之間的裝飾。它的緣起，據說是南北朝時，南朝宋武帝之女壽陽公主一日仰臥簷下，一朵梅花正好落在額上眉間，染成顏色，拂之不去。宮女們見之奇異美觀，便競相效仿，蔚為風氣。李商隱《蝶》詩雲：“壽陽公主嫁時妝，八字宮眉捧額黃”，說的就是它。最可笑的是“點痣”，原本是天子後宮嬪妃，月事來臨時，不便奉承龍恩，又不便言說，便以朱砂點面為標記，傳到宮外，竟也成為一種裝飾了。顯然，“從上”就是“崇上”，而“崇上”也就是“崇尚”。一個社會崇尚什麼不崇尚什麼，誰說了算？難道是老百姓不成？當然是“上面”說一不二。何況“跟著上面走”，大家也心甘情願。下層社會對上流社會總是盲目崇拜的，再說也“保險”。因為一方面，懲罰總是“自上而下”的；另方面，也“刑不上大夫”。這樣，從上，就可以避免承擔始作俑者的風險，即便錯了，也不會被視為奇裝異服而受到追究。更何況，在中國古代社會，無論飲食起居、服飾裝扮，宮廷較之民間，都市較之鄉村，上層較之下層，總是更豪華、更排場、更精美、更先進。跟著上面走，就既保險，又可“得風氣之先”，何樂而不為呢？南朝宋武帝之女壽陽公主，一日臥於殿簷下，一朵梅花正好落在額上眉間，拂之不去，竟形成一種眉間裝飾——額黃（花鈿）。（選自《新增百美圖說》，邱壽喦作，光緒十三年蘇州石印本。）“從眾”的心理也如此。中國人做事，對錯先不論，只要是“大家”都這樣做了，便先有了三分“合理因素”和“保險係數”。即便果真錯了，也毋庸憂慮會受懲罰。因為“法不治眾”，懲罰總是針對少數人的。要打擊和能打擊的，只是“極少數”、“極個別”膽敢出頭的“分子”。至於“群眾”，則只是教育問題，頂多問個“盲從”之罪。但“盲從”其實是無罪的。因為既然是“盲”，當然也就“看不清”。看不清就不知道，不知者不為罪。何況看不清的，又不止一個兩個，可見不容易看清。是非本不易看清，咱們又有點盲目，哪能不犯錯誤呢？話說到這份上，你就是想追究，也追究不下去了。中國人喜歡“從眾”，還因為依照群體意識，每個人的價值都要由群體來確證。這樣一來，群體和他人，便成了鑒定衡量自己言行是非對錯的標準。群體和他人可以做的，自己也可以這樣做；群體和他人都不做的，我們自己就做不得。比如阿Q欺負小尼姑，明明是“非禮”，阿Q也要強詞奪理地說：“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其實和尚何曾摸過？又有誰說和尚摸得？沒有。可見是胡說。但阿Q卻非得假定和尚摸過摸得不可。因為只有如此假設，他的非禮才是“從眾”，也才合理合法，心安理得。既然說話辦事，都是跟著別人跑，用別人的眼睛看事物，用別人的腦袋想問題，按照別人做過的做事情，則一旦犯了錯誤，亦往往不假思索地便把責任都推到別人的身上，諉過或遷怒於別人。比如阿Q，捉不到可以咬得很響的大蝨子，便遷怒于王胡；挨了王胡的打，又遷怒于假洋鬼子；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則又遷怒于小尼姑，並把所有的賬，都算到最後才見到的小尼姑身上：“我不知道我今天為什麼這樣晦氣，原來就因為見到了你！”可惜阿Q早生了幾年，又沒有文化，否則他的“調戲”吳媽，完全可以委過於讀了當代某作家的書。然而阿Q也不幸，只好怪小尼姑的臉上，不該“有一點滑膩的東西”了。這當然很便當，也很省心，只可惜也不會有什麼長進。因為把責任都推到別人那裡去了，沒自己什麼事，自然也用不著反省，用不著改進。一個不知反省的人，對別人也不會有真正深刻的理解；而一個對自己都不負責的人，又怎麼談得上對國家民族負責？如果只是某一兩個人這樣，倒也罷了。倘若全民族每個人都如阿Q，則其前途也就十分堪憂。“一窩蜂”與“一刀切” 問題還不止於此。就說阿Q。阿Q的欺負小尼姑，究竟是一時衝動呢，還是預謀已久呢？我們知道，阿Q是個內心沒有成算的人。要說他早就在策劃這樣一個“非禮事件”，顯然不是事實。但要說他從來沒有想過，也不是事實。阿Q有一個“理論”：凡寡婦，都想偷漢；凡尼姑，均與和尚“吊膀子”。如此，則所有的尼姑，便都曾經被和尚摸過。這就使他憤憤不平：和尚摸了，我阿Q沒有摸，豈不是吃虧？那就一定要摸他一次！顯然，所謂“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其實還有一層意思沒有說出來，那就是：“和尚摸了，我也要摸”。換一種更帶普遍性的說法，則是：“別人有的，我也要有。”這種心理，就叫“攀比”。中國人喜歡攀比。你穿名牌，我也要穿名牌；你戴首飾，我也要戴首飾；你分房子，我也要分房子；你評職稱，我也要評職稱。反正得“大家一樣，人人有份”。這似乎也很合理。因為依照群體意識，我們原本就是從眾從上，跟著別人走的。既然別人沒有的我們也不能有，別人沒幹的我們也不能幹，那麼，別人幹了，我們為什麼不能幹？別人有了，我們為什麼不能有？於是，就有了“一窩蜂”和“一刀切”。魯迅先生早就描述過中國人的“一窩蜂”：一個人在街上吐了口口水，並蹲下來看，立即就會圍上一大堆人。這時，如果看客中有一個人發一聲喊，拔腿就跑，那麼，大家也就會跟著一哄而散，真不知“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中國人的這種“一窩蜂”，真是隨處可見，隨時可見。就拿鍛煉身體來說，喝紅茶菌便都喝紅茶菌，打雞血針便都打雞血針，做甩手操便都做甩手操。最近聽說又有人推出“喝尿療法”，不知能蔚然成風否？當然，身體畢竟是自己的。拿自己的身體去做“一窩蜂”的實驗品，那也最多是“咎由自取”。倘若連國是也如此操作，比如一窩蜂地去大辦鋼鐵，或一窩蜂地去抓走資派，便難免弄得國無寧日。建國後的許多運動，儘管事後證明並不正確，當時卻能毫不困難地發動起來，原因之一，便不能不部分地歸結為這一民族心理。中國人為什麼會“一窩蜂”？非他，群體意識而已。依照群體意識，凡屬群體的，也一定是正確的，誰願意犯錯誤呢？凡屬群體的，也一定是保險的，誰又願意擔風險呢？就算錯了，犯錯誤的又不是我一個人，吃虧的又不光是我自己，怕什麼！反倒是，如果大家都進步了，都沾了光，占了便宜，就我一個人落伍吃虧，那才叫慘呐！更何況，中國人早就把腦袋，把思考選擇的權利和相應的責任都交給了群體交給了他人，只怕是連想都不會想，就跟著跑了。當然也就會“一窩蜂”。與“一窩蜂”相配套的作業系統叫“一刀切”。所謂“一刀切”，就是對一應問題，各色人等，均不問高矮胖瘦、青紅皂白，一律按同一標準處理。比如，一到六十歲，不論身體好壞，能力高低，工作是否需要，都統統退休。不到年齡而自願退休者，則一律不准其退。這顯然是“一窩蜂”的翻版。但“一窩蜂”是群眾的事，“一刀切”則是領導的事。群眾沉在基層，難免是非不清；領導高屋建瓴，難道也不明事理？不是不明，而是太明，——不“一刀切”，就會“擺不平”。你讓張三退休李四不退，張三不會有意見？你讓王五晉升趙六不升，趙六不會鬧情緒？沒法子，只好“一刀切”。所以儘管誰都明白“一刀切”並不合理，但不管誰當了領導，也都只能如此辦理。其實，即便“一刀切”，有時也不靈的。因為攀比攀比，除了“攀”，還有“比”。既然是比，就要比個高低，比個優劣，比個勝負，比個水落石出。於是，你蓋三星飯店，我就蓋五星的；你分了三房一廳，我就要四房兩廳。可見，攀比並非就是“人人有份，大家一樣”，骨子裡還是“出人頭地，高人一等”。這樣，從眾，也就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跟著”別人走，另方面則是一心要“比過”別人。因為“跟不上”固然沒面子，“比不過”也同樣沒面子。所以非攀比不可。這就牽涉到“面子”了。事實上，服飾禮儀也好，攀比心理也好，都關乎面子，而面子，則是每個中國人都不能沒有的東西。那麼，面子是什麼？